二 下潘汪仰韶遗存两种类型的早晚

通过粗略的核对，我们仍根据现有的资料，也认为《报告》所定的H129、H99两个单位可以分别作为目前所称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文化遗存的代表。

以H129为代表的下潘汪后岗类型遗存，突出的特点是不见或少见彩陶，“红顶碗”式陶器数量很多。陶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陶器表面以素面或磨光居多，纹饰有篮纹、划纹，刺剔纹、乳钉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钵、碗、罐、壶、盆、盘、皿、灶、甑、釜、豆、盂和器盖等，其中盆、钵、碗等多呈圆弧腹，折腹的较少。H129除发掘报告中发表的6件陶质器皿外，唐云明同志在《试谈豫北、冀南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一文里又介绍了一件小口细颈壶[5]（图一，1～11）。H129的钵，小口细颈壶、鼓腹罐，与安阳后岗出土的基本一致[6]（图二，9、10、11、14），与磁县界段营[7]H50出土的若干器形也很相近（图二，22、28）。此外，下潘汪y1出土的碗与界段营H50的碗，y1的罐和后岗72H5的罐都分别相近[8]（图二，25、15），y1基本上也应属后岗类型的遗迹。

图一 下潘汪仰韶文化三种遗存的陶器

注：1.罐；2.灶；3.盆；4.缽；5.缽（H192出土）；6.皿；7.壶（均H129出土）；8.缽；9、11.罐；10.碗（均Y1出土）；12、13.壶；14、15.碗；16、17.罐（T45④及④a出土）；18、19、21.碗；22.盆（均H74出土）；20.盆（H141出土）；23.红顶碗；24.钵；25～27、30.盆；28、29.碗；31.缸（均H99出土）

以H99为代表的下潘汪大司空村类型遗存，主要特点是彩陶极为盛行，有彩陶钵、碗、盆和罐等，彩陶花纹主要有两相背的弧线三角形中夹平行线纹、钩纹、曲线纹和圆圈纹等，以红彩、赭彩为主，黑彩很少。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灰陶较少；陶器表面绝大部分是素面或磨光，其次是画彩，再其次是篮纹，还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和线纹；盆、钵、碗等器形多折腹，有一部分圆弧腹的，此外还有卷沿罐、敛口圆腹罐、直壁缸（或称瓮）、杯以及小口高颈罐等（图一，23～31）。H99的一些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器形、颜色、图案与安阳大正集老磨岗、大寒南岗、鲍家堂的彩陶相接近[9]，与磁县界段营、邯郸百家村[10]的部分彩陶也较接近（图二，29～44）。

图二 典型磁山遗址和后岗类型与大司空村类型的陶器

注：1.盘（T11∶②）；2.碗（T3∶②）；3.小口双耳罐（114∶②）；4.三足器（T37∶②H90）；5.三足器（T25∶②）；6.小口双耳罐（T14∶②）；7.侈口深腹罐（T23∶②）（磁山遗址出土）；8.鼎；9.碗；12.缽；13.盆；15.罐（T72H5）；10.长颈壶；11.缽（H3）；14.罐（H4）（安阳后岗出土）；16.鼎（H6）；17.灶（H20）；18.盆（H20）；19.壶（H20）；20.双耳提罐（T22∶②）；21.罐（H20）（武安赵窑出土）；22、23.缽；24、25.碗；26.壶；27.盆；28.灶（以上出自H50）（磁县界段营出土）；29、30.钵（F1）；31.钵（H1）；32.罐（H1）；33.缽（HI）（安阳大寒南岗出土）；34.钵（H3）；35.钵（H1）；36.盆（H3）；37.高领罐（H5）；38.盆（H5）；39.高领罐（H3）；40、罐底（H1）；41.平底盆（H1）；（42～41.安阳鲍家堂H1出土，余为大正集老磨岗出土）缽（H35）；46.盆（H10）；47.盆（H35）；48～50.碗（H35、17、35）；51、52.罐（H10）（磁县界段营出土）如大司空村类型常见的蝶须纹，就与豫西晚期仰韶文化中的W纹近似；安阳鲍家堂、老磨岗出土的宽带状网纹，在豫西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也是有发现的

下潘汪仰韶遗存的后岗、大司空村两种类型，早晚关系怎么样呢？这里虽未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地层关系，但通过对这个问题几方面的比较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1.从灰坑形状来看：后岗类型灰坑“以椭圆口喇叭形坑占多数，袋形坑则未发现”，大司空村类型灰坑“形状以圆形筒状的居多，余为喇叭形的，后者的灰坑口部又有圆形与椭圆形之别”，还出现了口小底大的袋形灰坑。灰坑形状上的某些差别，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反映时间的先后关系。这里大司空村类型的圆筒状和袋形两种坑，是接近洛阳王湾第二期文化的[11]，而王湾二期文化是介于王湾一期（仰韶）和三期（龙山）之间具有仰韶晚期或过渡性质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下潘汪的大司空村类型，在时间上较下潘汪的后岗类型更接近于王湾二期文化，因此当可认定大司空村类型具有较晚的时间因素。

2.从陶质上看：后岗类型“泥质红陶最多，其次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黑陶为数很少”；大司空村类型“泥质灰陶为主，约占半数，其次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只占少数，泥质黑陶最少”。仰韶文化相当长时期内红陶十分普遍，后来则发生了变化。烧制红陶的氧化法，较之烧造黑陶和灰陶的还原、渗炭法要简单和原始一些，因此，红陶的多寡和消长，就中原地区而言，大体反映了一些原始文化早晚关系的变化。就王湾二期文化的陶质来说，亦同样以夹砂的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红陶很少，还有少量的蛋壳陶[12]，从陶质上对比，大司空村类型又较后岗类型更接近于王湾第二期文化。

3.从陶器纹饰上看：大司空村类型中的篮纹多于后岗类型中的篮纹。我们知道，至少在豫西仰韶文化中，篮纹的增多是一种较晚阶段的特征，这在王湾二期文化和庙底沟第二期文化[13]都表现出这一点。大司空村类型中篮纹稍增，同样也是一种较晚阶段的特征。而后岗类型中稍多的线纹、刺剔纹、划纹以及器底保留麻点的情形，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14]，则是多见的，这说明后岗类型比大司空村类型保留着较多一些的早期特征。至于彩陶，确是大司空村类型中较多且十分突出，但在其他遗址的后岗类型中也有另一种花纹的彩陶发现。我们应注意彩陶的产生、繁盛和衰落的过程，与彩陶数量的多少和时间早晚的关系，要做具体分析。[15]

4.从器形方面看：我们在本节开头，曾把下潘汪H129、y1的陶器与界段营、后岗遗址做比较，确定了后岗类型的一些基本器物。现在，再把它跟磁山早期新石器遗址的陶器进行对比，则可以找到两者之间某些相近的因素，甚至可以说磁山有的陶器可能就是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中相应陶器的祖形，如后岗类型的钵形鼎、小口双耳罐、浅腹钵等等（图二，1～7）。另外，下潘汪、后岗等地出土的盆、钵、碗，多数作圆弧腹型式，几种罐的口沿绝大部分为短唇微外侈，这些作风也都比较接近于磁山。若以大司空村类型与磁山比较，给人的感觉却是判然有别，几乎难于找到相近的因素。大司空村类型的盆、钵、碗多作折腹或曲腹，相当一部分罐、盆的口沿唇显著变宽，似表现了制陶技术进步的迹象。有的陶器则可在豫西仰韶晚期阶段中找到近似的器形，如界段营的一部分罐、碗、钵，老磨岗的侈口高领罐等等，都与洛阳王湾、西涧沟[16]仰韶晚期的陶器比较接近。还有，老磨岗出土的圈足罐、敞口平底盆，在其他仰韶文化遗址中罕见，时间也是较晚的，到后来的龙山文化中则有所见。

此外，关于“红顶碗”这种器物，后岗类型确实很多，但也不是唯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司空村类型的典型灰坑H99中，也出土了一件红顶碗，同时形制上也已从多见的圆弧腹演变为折腹，这跟此类型中有的折腹彩陶盆、碗的作风是一致的。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可以认为在时间上，下潘汪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是早于大司空村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