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下潘汪仰韶遗存发展关系的推论

下潘汪的仰韶遗存，除由较单纯的H129、H99所揭示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有H74、H141和T45第4层等一些单位，应作为另一种因素来考虑。《报告》把H74、141作为后岗类型的灰坑，资料未全面报道，估计其主要出土物，如红顶碗等当同于或接近于以H129为代表的后岗类型的。其中，H74出土的一件素面钵（或称盆）（图一，18），与界段营遗址中后岗类型H50出土的盆很相似（图二，27），也与后岗类型或武安赵窑遗址下层的盆很接近（图二，18）。H74、141两个灰坑中，又有5件彩陶标本，确与以H99为代表的大司空村类型的相同。还有选用陶片标本较多的T45第4层、4a层，《报告》将其出土物是放在一起处理的，在共存的器物中，有的器形如微侈口的细颈壶，蒜头形口的细颈壶，刺剔纹浅腹碗（图一，12～14）与安阳后岗出土的基本接近，短唇口微敞、拍印细线纹的深腹罐（图一，17）也具有早期作风，甚至可与磁山的罐相比较，同时，反S纹的彩陶碗，又与大司空村类型风格基本一致。据报道来看，这些单位中包含了既有近似后岗类型的器物，又有与大司空村类型一致的彩陶，也可能还有其他陶器。如果这些器物确是如此共存的，那么这类单位的特殊性可能也就在于此。

我们已在第二节谈到了后岗类型早于大司空村类型的问题。又从前述“红顶碗”的变化中，初步看到了这两类型之间发展的一点线索。而那些与单纯的后岗类型或大司空村类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单位，两种因素兼而有之，以目前的迹象推论，它大概是处于后岗类型向大司空村类型发展变化的时间阶段，当然，具体环节的衔接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资料和进行深入的探讨。

通过对下潘汪仰韶文化的初步分析来看，在时间上，后岗类型早于大司空村类型，在其他遗址也是这样，它们并不是各居一地独立的两种遗存，实是代表了冀南、豫北仰韶文化早晚两个大的阶段；同时，在下潘汪有一些遗存，可能就是介于这两个类型之间的中间环节。再结合到已在武安赵窑发现的后岗类型下层和上层早晚关系的线索[17]，总起来说，冀南、豫北仰韶文化有其地区性的文化特点和面貌，发展是延续性的，具有自身的序列和阶段，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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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发表于《考古》1979年第1期。

[2] 唐云明：《试谈有关河北仰韶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4年第9期。

[3] 唐云明：《试谈有关河北仰韶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4年第9期；河北省文管处：《磁县界段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

[4] 唐云明：《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5] 唐云明：《试谈豫北、冀南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

[6] 安志敏等：《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7] 唐云明：《试谈有关河北仰韶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4年第9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

[8] 安志敏等：《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9] 杨锡璋：《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10] 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4期。

[11] 李严松、严文明：《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12] 李仰松、严文明：《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

[14]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15] 杨锡璋：《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16] 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做过发掘，资料存考古所洛阳工作站。

[17] 唐云明：《试谈豫北、冀南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