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分两个类型的核对与存疑

下潘汪遗址中的仰韶文化层，灰沟和灰坑之间，未见有叠压或打破关系。《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4]，依据仰韶文化遗存中诸单位包含物（主要是陶器）的不同，把它区分为两个文化类型。《报告》认为，第一类型（即大司空村类型）的特点是出土了较多的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以H99为代表，同类的还有H15、29、32、47、70、115，共7个灰坑。第二类型（即后岗类型）以大量的“红顶碗”式陶器为主，没有彩陶，以H129为典型，同类的有H21、69、74、140、141、192、202、242，共9个灰坑；另外，有一座陶窑（y1），一段长50米、深1～1.5米的灰沟，以及并不整片连续的第四层仰韶文化层堆积，同样根据其包含物，均归属于第二类型。

又据此分类，《报告》认为属第一类型的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指器皿）9件，均有图发表，连同陶片，有图的陶器标本共54件，属第二类型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37件，内有图的20件，还有8件陶片作为标本用图发表。

经过核对发现，《报告》所定两种类型的单位与两种类型的陶器标本之间，存在一些矛盾现象和疑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报告》确定的两种类型灰坑，与发表的陶器标本并不完全一致，有互相交叉的情况。如第一类型H70的泥质灰陶罐、夹砂红陶瓮两件陶器放在第一类型内，一件泥质红陶钵又放在第二类型内。第二类型的H74、H141却没有在第二类型发表陶器，相反，已发表的陶器标本（H74有四件，H141有两件，绝大多数均为彩陶）又都放在第一类型中，这类灰坑应确切地归属哪一个类型好呢？

2.总数16个仰韶灰坑，除上述提到的H70、74、141三个外，还有作为第一类型代表的H99却在第一类型中发表了9件陶器标本，另外H15发表一件彩陶盆；第二类型的典型单位H129，也在第二类型中用了陶器标本6件，另外H140有红顶碗、泥质红陶豆片各1件，H192有红顶碗，泥质红陶盘各1件，H202有陶皿、器盖各1件；余下的7个仰韶灰坑，却没有一件陶皿、器盖可供进一步核对。

3.《报告》肯定第四层仰韶层属第二类型，放在第二类型内的陶器标本有10件，但是同在第四层出土而作为第一类型的陶器标本达16件之多。《报告》不但把两个相邻探方同层的出土物分属于两个类型，而且，如T45同一探方的4层和4a层内的6件器物，也分别放在两个类型之中。可见，这层的遗存并不很单一。

4.《报告》选用了出自第三层（龙山层）和H20龙山灰坑内的陶器标本共6件，均放在仰韶文化第一类型。还有H46、96、183等三个灰坑既非仰韶，又非龙山或商代，当是更晚的遗存，共用了4件陶器作为仰韶文化第一类型的标本。选择的标准，大概是因为这些器物几乎都是彩陶。

从已发表的材料看，下潘汪仰韶文化遗存的典型单位不多，选用的仰韶陶器出土情况相当复杂，这说明此处仰韶文化的内涵本身可能也并不单纯。其中关于区分两种类型陶器同出的现象，《报告》没有加以明确说明。我们推测，一种可能是下潘汪仰韶文化由于本身的复杂性，确是如此共存的，因此，似不能仅以原来知道的两个类型来概括这里的仰韶遗存全貌；另一种可能是在文化堆积层次上或许是有区别的，但目前尚不易弄清。这样，就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报告》中把所有仰韶文化诸单位都肯定地区分为两个类型，其现有依据和所立标准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二，《报告》进一步提出“下潘汪仰韶文化第一类型早于第二类型”，两者还是“代表着这一地区仰韶文化早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这个意见也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