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文化规约与民间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是各个领域的共同目标。“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4]民间文学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1949年以后，在整个文学领域中，民间文学得以凸显，主要表现有：第一次文代会上，钟敬文关于民间文艺的发言；《光明日报》专辟民间文艺专栏等。由于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及学科归属与欧美国家不同，其完全归属于文学领域，这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纳入文学体系的根基；大学中文系的学科设置中也专列有民间文学课程，并重新编纂民间文学教材以适应新政权、新社会的需求。建立专门的学术机构，将民间文学研究纳入和规范到政府的文化体制之中。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民间文学在学科体制内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从1958年开始，在社会历史情境的跌宕起伏中，民间文学逐步发展和变化着，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民间文学》杂志在出版了第107期后停刊，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陷于停顿。

一

梁启超说：“凡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5]因此，对于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论述，有必要对之前民间文学产生及其发展历程进行回溯。[6]

19世纪中叶起，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政治上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种种政治变革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柯文所述：“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7]在这种内外力量的交合作用下，中国的社会踏上了现代化进程。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时代和世代的产物，但是它顺世却不随俗。如章学诚所说：“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8]相反，学术思想引导风尚，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思想理念对时势有着一定影响。梁启超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9]不独中国，欧洲亦复如是。

在中国内部文化思想演变的同时，西方的思想伴随着它们对中国的侵入以及中国学者的“放眼看世界”逐渐进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门学科通过翻译涌入中国，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经验自然主义等都被引进。思想文化界内外交合的变革，其目的都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核心主题就是民族的生存和兴盛。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形成了关注民间的思潮，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了平民意识，文学上则开始重视、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后者的必然结果就是民间文学的出现与兴盛。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民间文学从出现之日就更倾向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纯粹的学术。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代”，发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史和历史走向的“新文化运动”，正如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开篇叹言：“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10]关于这一事件，学者向来是众说纷纭，对民俗学、民间文学与它的联系之研究，学人也涉及较多。[11]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民俗学、民间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学术界公认的民间文学产生的历史事件是：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刘半农拟订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号召和动员全国搜集代表人民心声的民俗歌谣[12]，即所谓的歌谣运动。

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学人共同关心，并凝聚于一个主题的周围，那就是“启蒙”。康德曾对“启蒙运动”作过这样一个界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Sapere adue！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3]20世纪初期，“民权、民智、民识”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新青年》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启蒙超越精神，“五四”新文学主要是通过自身浓烈的启蒙意识来确证其现代性，当然民间文学也包括在内。民间文学的兴起伴随着新文学运动以及启蒙之旅，更准确地说，民间文学从诞生之日便是一种运动。[14]

中国共产党其实很早就意识到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重视大众文学（包含民间文学）在宣传中的效果。[15]1938年10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16]，报告中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主义的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7]文学史家王瑶强调：“这话自然也适用于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因为新文学的作品一直没有能够深入到工农群众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因而立刻引起了文学工作者的反省与检讨。那时正是制作通俗文艺的高潮刚过去，大家对于运用旧形式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的很不相同，于是在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文艺界便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18]当然这一形势在解放区发展最好，由土地革命时代传下来的注重文艺教育的光荣传统，抗战后又集中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活动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李初黎提出当时文化运动中的任务时，谈道“要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19]。之后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文化》等，相继发表了艾思奇、柯仲平、萧三、冼星海、沙汀、刘白羽、劳夫、陈伯达等人的文章，丁玲专门写了《苏区文艺运动》，这些文章联系利用旧形式问题，围绕着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展开了讨论。周扬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中谈道：

“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旧形式；当时正是以民间旧形式作为白话文学之先行的资料和基础。[20]

虽然当时关于“民间”“平民”的概念带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总是向民众接近了一大步。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文艺界，特别是延安文艺界，周扬强调：

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且正是为实现后者的目的的。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

旧形式正是以那文字的简单明白而能深入了广大读者的心的，过去虽有人对民间文艺作过一些整理，搜集与研究的工作，但这工作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民间艺术的宝藏还没有深入地去发掘。对这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把吸收民间文艺养料看作新文艺生存的问题。

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的民族形式。[21]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解放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以及文艺政策和体系的确立与推广，民间文学运动再次兴盛与高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文化政策上号召研究者向“民间”学习，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特别强调文学作品要反映民众的生活。通过《讲话》将民间文学完全纳入文学的轨道，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即遵循这一宗旨向前推进。整个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承袭之前“民间”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知识阶层的努力，建构了一个与中国其他区域以及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民间文学”，在这里“民间”从以前以模糊的下层民众为主体转为构想的、清晰的“工农兵”社会空间，他们的“文学”也要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重新缔造。在这一缔造过程中民间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同时民间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又对这一变化起着一种牵制和支配作用，使得它向自己固有的本位靠拢、偏移。这一时期民间文学遵循延安政策规定，与作家文学研究一致，关于它的文学形式、内容、审美等进入研究视野，并且在搜集到写定等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规范；这种在特殊情境中形成的民间文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推广到全国，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特质的历史性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各种力量重新整合，文艺学逐步形成“明确的政治形态”，这与当时的“单一政治文化语境”直接相关。[22]民间文学亦是如此。学界的讨论一般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第二章展开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从表面上看，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文艺的大会师，但从其实质而言，则是对延安道路的肯定与推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绘制了一个对日后文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体制”[23]。1950年3月29日，在东四头条文化部的小礼堂召开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京的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参加了。从郭沫若、周扬的讲话以及研究会章程等内容[24]，可以看到民间文学领域也在进行理论整合，并推广延安时期的民间文艺实践。这既是新的国家秩序重建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秩序重建的重要助力。它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文艺干部培养以及一系列文艺政策紧密融合。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过去的教育是把持在统治阶级手里的；是统治阶级运用教育这一法宝以获得与巩固统治权的。在封建社会中如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亦复如此。至于劳动人民的子女，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因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多方面的限制，能受到教育的实在居极少数。不然的话，中国何至于有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而这百分之八十的文盲中，农和工的子女又占了绝对的大多数。”[25]作为新中国主人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占文盲人群的绝对多数，这样“开展工农教育，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生产技术，就是加强和提高工农，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步骤”，“由此可知，开展工农教育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26]面对这种情形，政府延续根据地的经验，从工农教育着手，于1952—1960年在全国掀起四次大规模扫盲运动，工厂、农村、部队、街道等纷纷举办识字班，这些都为普及性的文学运动提供了基础。

1952年11月15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各省、地、县成立相关机构，全面铺开了第一次扫盲运动。1955年，毛泽东在“《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按语”中指出：“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27]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掀起第二次扫盲运动。1956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5月20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第三次扫盲运动高潮很快掀起。1958年2月底，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等联合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陈毅在会上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亿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明盲，到扫科学盲。这样，中国才能改变又穷又白的面貌”。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28]会议向全国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经过三次扫盲运动，全国的文盲人数大幅下降，但是巩固扫盲成果成为重要任务。1960年4月，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之后，山西万荣“注音识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1960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山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民众的基本素养大大提高。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文盲人数减少了一亿多。

除工农民众教育运动外，文艺政策也直接影响了民间文艺的发展。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知识分子问题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建议进行改革，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的方针。文学艺术界推广“双百”方针后，“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批评则要比其他知识分子的讨论更加直接。”[29]他们对官僚体制进行批评，而且批评从官僚个人延展到社会制度。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随着批评的蔓延，特别是学生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的游行，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双百”方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日，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右”运动。

1958年，中共一改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周扬代表文艺界讲话，他强调：“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时期，“反右”运动与“大跃进”相结合。“经过反右派的大辩论，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绝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更坚定地站到了社会主义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30]。林默涵、邵荃麟在《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31]一文中赞扬周扬的文章在阐述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是一个范例。1958年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整个文学艺术界开始了“大跃进”。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指出要搜集点民歌，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合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32]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整个国家掀起了搜集民歌的高潮，各地群众艺术创作的激情高扬。1958年9月27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会议，要文艺工作者大力推动群众的创作运动和批评运动。《文艺报》第19期发表了《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潮！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的社论。这一时期，“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区别被搞得模糊不清。‘作家’的数量由1957年的不到1000人增加到1958年的20多万。成千上万政治上忠诚的业余作者甚至成为作家协会的名流。”[33]1959年，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文学艺术界也开始冷静下来。195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工作会议，陆定一、周扬就“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出现的问题和偏向作了重要讲话，文化部党组检查1958年的工作。1959年6—7月，周扬、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张光年等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文艺工作的改进方案，开始了“文艺十条”的起草。文艺界没有像其他领域在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进行第二次“大跃进”。“大跃进”渗透到各个领域，从生产、经济到文化、教育等，文学领域的“大跃进”如上文所述，从作家文学到民间文学都产出大量作品，尤其是后者，下文专列章节讨论。

三

1961—1962年，整个政治形势又给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等问题。[34]1961年6月23日，周扬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大跃进”中某些电影的“概念化”问题，对“人性论”进行了新的解释。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又称“新侨会议”），讨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经修改后，于同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35]1962年4月，经过修改删定，最后定稿为“文艺八条”，这就是中共中央批转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其中“正确地认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与“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合并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文件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措施，对于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讨论了工业、粮食、贸易及教育等问题，并要求所有工业部门切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光明日报》1961年9月3日，发表了陈毅一篇讲话，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活动“就是表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不注意他们科研能力发展，仅仅关注政治教育，“我们的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要永远落后”。《文艺报》1961年第3期指出：“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情况，自由地选择与处理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任何题材”。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指出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关键的一年，全党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36]1962年5月23日，文艺界举行了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人民的范围不止限于工农兵，同时力求使文学作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社论还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红旗》和《文艺报》分别发表了《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和《文艺队伍团结、锻炼与提高》的社论。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讲话为指导，准备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1962年9月24—2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批判，认为有人发明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20世纪60年代初期相对宽松的政策转变为对知识分子活动加强控制，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毛泽东号召进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63年1月，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认为只有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三年的社会才算是社会主义文艺。1963年3月，作协成立农村文艺读物委员会。196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并同时报道首都首批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情况。1963年4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议就“写十三年”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周扬、林默涵等认为这个口号是带有一定片面性的，张春桥则提出“写十三年十大好处”，为这个口号进行辩解。同时，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4月19日，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的联合报告会上作了《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会议还特别阐明阶级斗争与“双百”方针的关系。1963年8月16日，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论述有关文艺工作的方针、阶级性、民族化、大众化、创作表现形式等问题。他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厚今薄古，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的方针。1963年8月29日至9月26日，文化部、剧协和北京市文化局召开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讨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问题，也进一步批判“鬼戏”。1963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周扬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讲话。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出了针对文学艺术的批示。[37]

四

1964年至196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整风运动。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召集文艺座谈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文学艺术所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8]1964年8月，《红旗》杂志第15期发表柯庆施1963年底在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他说戏剧界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戏，则寥寥无几，深刻反映了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在中共中央全国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最高国务会议（1964年12月18日和12月30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周恩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工作会议后，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之后，“四清”（指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在全国城乡继续进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结束。1965年2月23日，周扬召集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布置贯彻“二十三条”，提出写批判文章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1965年4月，一些主要报纸发表“二结合”（按：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创作的文章。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提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9]这一段时间，文化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冯定的“一切人有共同的本能”、欧阳山“没有阶级内容的爱”、周谷城“意识的‘同一性’”等。这次整风运动，“与此前相比最重要的区别也许是，这次不是全体一致地……持否定态度，众口一词地对某一确定的路线表示拥护。这次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为受害者辩护，同正被强行贯彻的路线并不一致。攻击者们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和其他运动不同的是，辩护者、大事化小者并没有销声匿迹。”[40]

196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讲话概述了1949年以来文艺界围绕文艺路线的五次大辩论、大批判，提出要“大写社会主义，大写英雄人物”，“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196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毛泽东思想推进农村文化革命》。报道称，华北区农村宣传、文化工作会议集中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求各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斗争，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大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196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966年1月，各报元旦社论的主题词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强调“兴无灭资”“破旧立新”。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炮制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由中共中央于1966年4月10日批发全党。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中，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号召批判“文艺黑线”。

196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在斗争洪炉中改造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长篇报道，介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万余名文艺工作者下到农村、厂矿、连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报道称：“这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进军。”《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1966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文艺工作者谈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时，配发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

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并报毛泽东批准，于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了《汇报提纲》和彭真的“反党罪行”，并决定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另行起草一个“通知”，决定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号召党、政、军、文各界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此外，需要提到的就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外交的主要国家就是苏联。后来逐渐有了变化。1957年是中苏关系重新确定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二次访问莫斯科，10月15日，中苏缔结了一项国防新技术协定。11月6日，又一个军事友好代表团访苏，直到11月29日才离开。与此同时，由郭沫若任团长，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与苏联同行会晤。12月11日，为期五年的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在莫斯科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一份1958年中苏科技合作议定书。这样，尽管会晤中中苏关系有紧张的一面，但是从签订的协议上表明双方加强了联盟。1958年，赫鲁晓夫公开和私下批评中国的“大跃进”，这引起了中国的反感，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批判东欧搞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出现严重分歧。“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41]文学艺术界也做出相应反应。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8年7月31日至8月6日，河北省召开文艺理论工作会议。周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学术上开始纠正照搬苏联的模式。1960年6月，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走了全部专家。1965年3月，中共和苏共之间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在莫斯科会议（3月1日至3月5日）后，两党关系正式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