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迅速发展，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又一高峰。

中国大陆对于1949—1966年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研究者较少，但对于民间文学研究之研究，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出现之后就一直进行着，特别是20世纪末，伴随着“百年话题”，回顾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历程成为热点，以往的民间文学涉及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1.民俗学领域

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关系极其密切，20世纪前半叶它们之间没有明晰的学科界限，因此民俗学领域对这一时期民俗学史的回顾与研究就包含了民间文学学术史。关于这一课题研究者涉及较多，但主要是回顾与总结及对“北京大学时期”“中山大学时期”“杭州时期”“抗战时期”等不同阶段民俗学发展的梳理及阐述。早期相关著作主要有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51]和《中国民俗学发展史》[52]、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53]等。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54]一改从前的研究模式，从问题史入手，以思想史为目标，对1918年至1937年的民俗学运动进行探讨和诠释，但在他的论述中民间文学分为民俗学之民间文学和文艺学之民间文学，他只是将前者置于自己的研究视野，这样就忽视了民间文艺学研究对象之独立性，同时也分割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就难以进入民间文艺学的核心问题。对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研究涉及的有：刘铁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55]将民俗学的发展分成了发起阶段（1918—1926年）、形成阶段（1927—1937年）、缓进阶段（1937—1949年）、转移阶段（1949—1966年）、复兴阶段（1978年至今）五个时期，简述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成果、基本特点、研究方法等。钟敬文《五十年来民间传承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中国民间传承文化学文集〉导言》[56]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民间文化学研究的历程，指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著述反映的新特点，其重在强调民众文化传承活动的重要性。陈勤建等发表了《20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及前瞻》[57]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在民俗学文学化中独立发展》[58]，前者阐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文学化倾向以及未来发展中的多学科联合；后者勾勒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中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和学术思潮。施爱东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59]则从田野作业、人才教育、学术史书写、学科定位、学科发展策略、理论与方法六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进行反思，民间文学的学术史研究穿插其中，由田野作业、民间文学的“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歌谣》周刊《发刊词》的考证、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以“广义”故事研究为例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反思等个案出发，以点带面地审视了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中的得失和发展方向。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勾勒了百年民间文学发展的脉络以及理论得失，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2.民间文学领域

自民间文学兴起后，对于其学术史的研究，不同时期都有涉及，这对于学术材料的整理以及回顾具有重要意义，近期研究中涉及1949—1966年民间文学学术史，或对这一时期学术酝酿与形成之研究成果主要有：（1）20世纪初至1966年以前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专门著作有：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60]和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关照》[61]，前者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主要民间文艺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后者则对民间文学各个分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学术史梳理。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62]在论述中对于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发展分为两个时期，重点阐述民间文学学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之独立及其学术繁荣的历程。注重这一时期民间文学问题史及其背后的思想发展。（2）对理论的学术史反思。代表作有：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63]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历程中对民间文学领域的几个核心概念“民”“民间”“民俗”作了深入分析，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董晓萍《新时期20年民间审美理论研究》[64]对1949—1966年民间文艺有所提及，但主要论述了最近20年民间审美研究开始转向民众本身的审美意识，同时提出只有在民间文化的层次上才能理解民间的审美观，也才能真正承认民间文化，她旨在对民间文化进行阐释，偏移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本质。《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学术史》[65]论述了现代民俗学中学者和民众双方阐释民间文学体裁的历史，指出如何认识民间文学的艺术本质，是研究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关键，但仅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吕微《“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66]论述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转向“内在”，指出当前民间文学产生危机是民间文学学者自己对学科对象和学科核心概念产生了疑问；认为研究主体的“外在性”无法保证研究本身的“内在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忽略了民间文学的内在规则，导致学术概念体系难以建立，理论、方法的思考难以深入；但是对于如何产生的这种偏差没有展开论述。黎敏《新中国头十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引入》《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初创时期的苏联影响》等，重点阐述了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对于苏联理论的学习与大规模引入，而民间文艺学体系之建构亦主要参照了苏联民间文艺学。[67]这一研究视点集中于苏联民间文学对于中国民间文学之影响。这一话题的研究，还应提到陈南先，他在《偏离与错位——对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关系的反思》[68]中论述了“十七年文学”对于俄苏文学的师承与探索，尽管他主要从作家文学视域进行阐述，但对于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之研究具有极大的补充意义。这一话题的研究，就当时的影响与当下成果而言，仍然较为薄弱。尤其是关于当时第三世界翻译运动与民间文学发展之关系尚无专门论述，这就无法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置于全球政治文学的视野。（3）对民间文学不同文类的学术史回顾。主要有：陈建宪《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69]从神话发掘、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阐述了百年来神话研究的历程以及神话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70]论述了中西交流中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和发展方向。万建中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故事学研究评述》[71]阐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故事学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清晰地展现了二十年来民间故事研究的脉络。漆凌云对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牛郎织女故事的嬗变进行了阐述，重点分析了这一嬗变过程中的性别冲突与政治话语的权力。[72]尹虎彬《在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20世纪史诗学述评》[73]主要着力于对欧洲和美国口头诗学理论的建构、发展和变迁的论述，其并未对本国的口头诗学进行反思。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新中国十七年的相声为考察对象》[74]一书对1949—1966年的相声改造进行了梳理，以民族志深描的方法，揭示了历史语境的变化对人们认识相声这一文艺体裁所产生的影响。岳永逸《保守与激进：委以重任的近世歌谣——李素英的〈中国近世歌谣研究〉》[75]对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李素英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世歌谣研究》进行了学术史阐述，指出学界长期对其忽视，李素英此文是首次对歌谣运动的总结，李素英在论述中，无意识地提到了歌谣除了当时学界公认的“唯美、出世和保守”之另一面，即“入世、激进、革命”。（4）对钟敬文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定位。主要作品有：杨利慧《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思想》[76]和《历史关怀与实证研究——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之二》[77]阐释了钟敬文的学科意识、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多角度综合的研究方法以及两个民间文艺思想的主张、表现、影响、形成原因；孙正国《钟敬文的“大文学理论”观论》[78]强调了钟敬文以民间文艺理论为出发点的大文学理论观；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79]指出钟敬文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学科建设方面。（5）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回顾。主要有：刘守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80]论述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出现、成熟到当前危机的历史；刘锡诚则从学派的视角对民间文艺学发展进行梳理，发表了《谈谈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和学科建设》《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社会—民族学派——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流派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民俗学派》《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文学人类学学派》等一系列文章，后他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一书。[81]刘锡诚、陈泳超、王孝廉、车锡伦、刘守华、钟宗宪、高有鹏、李稚田、陶阳、潜明兹等人在《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82]中，分别从平民意识的觉醒、学术转型与学科建设、古史的破坏与神话的还原、排除成见偏见建立学科体系、百年民间文学发展足迹、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质、民间文学研究的立场、民间文艺学的新世纪意识、民间文学的“现代化”思潮、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等主题谈了对百年民间文学历程的看法和见解。此外，刘锡诚还撰写了《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83]，此著作中对周扬、何其芳等民间文艺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搜集进行了论述，其优势就是作为这一时段的亲历者，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但局限性亦因“身在此中”。（6）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关系之研究。近年来关注这一话题的主要有：董晓萍《党性民间文艺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思想争论》《民间文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中的地位》《乌兰夫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重点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民间文化的意义与作用，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苏联，延安党性文艺思想转为执政党时期的党性文艺理论，也为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新条件，两者统筹发展。”此外，她还专门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之“人民性”等核心概念的发展。[84]毛巧晖《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重点阐述了民间文学在新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的理论对接及其理论新特性。[85]在这一论题的研究中，对新故事的关注度较高。沈国凡[86]、贾娅莉[87]、侯姝慧、王姝等都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其中，侯姝慧对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新故事进行梳理与阐释，系统梳理了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衍变历史，总结其文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其文体的独立性[88]；王姝《新故事与当代民间叙事研究：以〈故事会〉为中心》将《故事会》期刊发展史置于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视野，总结其渊源和特殊的地位[89]；另外，游自荧撰写了《传统与意识形态：1962—1966年中国新故事的创作》[90]，她主要从传统的发明、在新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新故事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出发进行了阐述。（7）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史研究。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主要有：毛巧晖《1949—1966年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兼议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实践》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史研究具有一定价值。[91]穆昭阳《中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史研究——以1949—2010年为例》[92]则重点论述了民间文学搜集的三个时期，即“十七年时期”“集成普查时期”“非遗时期”等，对于“十七年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他侧重对搜集背后的学者经验与知识生产的探索，其视角更倾向于社会记忆与知识建构理论。刘思诚《新中国初期内蒙古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史（1949—1959）》[93]重点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地区民间文艺作品搜集的学术史，时间段则以1949年至1959年为界限，其运用民间文艺学理论和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进行讨论。她对已被公认为代表作的当时所搜集的作品，包括汉蒙民间文艺工作者合作搜集整理的作品，以民歌和故事为主，进行了专题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以往缺乏系统整理的这一时段内蒙古地区的其他民间文艺作品进行补充搜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民间文艺搜集工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文的另一贡献，就是附有作者对参与这一工作的研究者及相关人员的访谈资料。另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守华撰写了《1949—1966：中国民间文艺学》（上、下）专文论述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思潮与社会变革、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及对其社会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等。[94]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其他学科一样，民间文学在这一年有关学术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也较为集中。《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之一，系民俗学领域学人集体编纂，“但具体章节又体现了章节负责人和作者的个人学术思想，可以说是集体规划与个体认知相结合的学术史写作”[95]。恰因“集体规划与个体认知”，在著作中兼顾了民俗学“大范畴”，即涵括民间文学、民俗学，统摄民间文学思想史脉络及民间文学各体裁学术史、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各民俗门类的学术史以及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等；又呈现了个人对学术史梳理的不同视角与学术认知，展示了当下民俗学知识体系之样貌。[96]除集体编纂的著作外，《民间文化论坛》《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了“70年专栏”，《民俗研究》《民族艺术》等亦刊发70年学术史反思的论文。所刊发文章内容涉及民间故事、歌谣、史诗、民间传说、民间小戏、民间谚语、神话、曲艺以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等；其中，高丙中沿着民间文学社会处境、解释脉络展开，重点阐述了新中国70年民间文学与“政治建设、国家建设”时代主题契合，同时梳理了民间文学发展中“对立—冲突”“贯通—共生”、“民族性—人民性—艺术性”解释框架。[97]这一学术史梳理，重在民间文学“公共性”，同时兼顾非遗保护对民间文学影响之思考；巴莫曲布嫫《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中国史诗学七十年及其实践进路》则探讨史诗学的理论发展历程，她以“机构—学科”为视角，梳理了少数民族史诗学、中国史诗学、口头传统、口头诗学的发展历程，通过这一门类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展与学术转向；尽管是民俗学某一具体门类的学术史，但管中窥豹，统观了学科全局。[98]

3.文学领域

文学领域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1）探讨“五四”新文学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99]（2）将民间文学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思潮，主要有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100]（3）重点论述1949—1966年文学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一话题的重要研究有：蔡翔《革命/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101]从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不同方面对1949—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叙述与文化想象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在他的阐述中，文学史始终处于和政治史或者思想史积极对话的过程。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102]等将“新民歌运动”这一文学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加以阐释，改变了过去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与政治/文学二分法。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103]尝试从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重新解读赵树理的重要文学与戏剧作品，并将其创作实践置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历史格局中，这一视野值得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者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长期以来较为关注政治语境对民间文艺学的影响。他们梳理了20世纪40—60年代民间文学的发展，重点关注《讲话》等对大陆民间文艺特质以及基本理念的影响。相关著作主要有：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104]主要描述20世纪初至1949年民间文学的各体裁研究状况。李世伟《中共与民间文化（1935—1948）》依据台湾调查局的档案，阐述了1935—1948年中国共产党对民间文化的发展与利用，尤其将其置于革命语境中，只是在此书中民间文化的指涉范围较大，包括文学（主要指赵树理所著通俗文学作品）、民歌、秧歌、版画等。[105]尽管他们都是阐述1949年之前的民间文学，但因为他们所论述的主要问题与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学术史直接相关，故将其列入。

国外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一，现代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中，他们主要反思民间文学发生的历史情境，及其与政治运动、民族国家等的关系。其二，新中国国家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的影响及其成果的意义与价值。他们历史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年）特殊语境中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活动以及国家组织形成的三套集成等文化工程，强调与肯定了中国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的特性。这一研究的核心思想对本课题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后者，近年来影响了大陆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但问题的实质尚未被触及。主要研究有：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106]，采用了介乎民俗学、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间的方法，集历史、文学与民俗于一身，研究1918年至1937年中国境内所产生和发展的民间文学运动史，探析了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社会意义。洪长泰《战争与大众文化：现代中国之抵抗运动》和《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运用思想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抗战与大众文化的关系。[107]理查德·多尔逊（Rchard M.Dorson）为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所写的“前言”中论述了中国民俗学史，特别是第二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应用及研究状况，他运用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材料，在方法和角度上，强调历史的连贯性，着重于挖掘民俗学运动的兴衰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运动本身同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渊源。[108]日本对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较为关注，涉及本书研究内容的主要有直江广治，他的《中国民俗文化》[109]概述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其论述重点是民俗研究发端至抗日战争以前，但也涉及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概况。

对于1949—1966年民间文学研究历史的叙述很难完备和周详，难免挂一漏万，就笔者力所能及的视野和资料而言，可以看出学界虽然没有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系统论述，但是并不缺乏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关注和研究，只是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而已。

关涉1949—1966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有两个领域，即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近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颇受关注。既有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整体梳理、20世纪初至4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发端时期的反思与回顾，也有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学术史研究，这些一般按照历史时期，围绕学派、学人的研究展开。他们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梳理提供了合理的学术分期与研究视角，但是其重点基本在1949年之前，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下：（1）没有将民间文学的基本问题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与进程中分析；（2）淡化了处于政治文化规约下的民间文学的学术张力；（3）悬置这一时期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占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忽略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多民族特性。

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些民间文学体裁史如史诗学、神话学等理论构建、资料搜集等；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以及无文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文化学意义，但缺乏对于民间文学理论格局及其发展历史的整体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