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旅行文学与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30]旅行与文学之间的密切性，远远超出了文学与其他任何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甚至连文学批评中的许多术语，都和旅行有关，比如说“场景”（setting）、“转折”（transition）、“跑题”（digression）、“音步”（meter）、“叙事桥”（narrative bridge）等。早在文学形成前的神话时期，旅行就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在作为人类文化武器库的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几乎每一个神灵或英雄人物都有若干不同寻常的旅行经历。宙斯（Zeus）之子赫尔墨斯（Hermes），是一个专门给旅行者提供庇护的神灵。他被授权在天堂、人间和冥界飞行，以便拯救那些落难的凡人和神灵，并负责给旅人传递信息。为了寻找父亲并且弄清自己的身份，忒修斯（Theseus）独自一人踏上通向雅典的道路。一路上，忒修斯制伏了号称“舞棍手”的大盗佩里弗特斯（Periphetes）、扳树贼辛尼斯（Sinis）、凶猛的野猪费亚（Phaea）、“铁床匪”达马斯特斯（Damastes）等一系列恶徒和野兽，终于到达雅典与父亲团聚。为了寻找金羊毛，英雄伊阿宋（Jason）驾船驶过撞岩，进入充满艰险的大海，与守护金羊毛的毒龙进行决战。即使是宙斯，在成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之前，也经历过一番漫长的旅行。

“旅行和写作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旅行者的故事与虚构本身一样古老”[31]。早在古埃及的第十二王朝时期，就有旅行叙事的书写，讲述一个遭遇海上沉船事故的水手只身一人在一座荒岛上生活的故事，这比古希腊的荷马写作《奥德赛》早了一千多年。但是，旅行写作的真正开始是在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时期开始成型的旅行书写，注定不像小说、戏剧、诗歌那样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范式（genre），而是更像一种文学现象。这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命名和矛盾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有的学术著作中称这种关于旅行记述的文字为“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有的学术著作中称为“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还有的学术著作中称为“旅行书写”（travel narrative）。马格利特·赫尔默斯（Marguerite Helmers）和迪拉·马兹欧（Tilar Mazzeo）指出：“那种构成‘旅行文学’的庞大文类，范围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当下。这个文类包括探险故事、出海日志、私人笔记和信件、报刊文章及由珀西·亚当斯（Percy G.Adams）所称为的‘旅行骗子们’所写的数量可观的奇异故事。”[32]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也指出：“旅行写作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放荡场所，在那里不同的文类都有可能睡在同一张床上。它可以容纳私人日记、散文、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粗俗的便条及润饰过的、好客的谈话。”[33]但是，简·波尔姆（Jane Borm）认为，旅行文学“不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集合术语，指那些以旅行为主题的虚构或非虚构文本”[34]。在波尔姆看来，诗歌、小说、旅行札记、书信、回忆录、传记等，但凡涉及旅行叙事的，都可以归入“旅行文学”的范畴，只是旅行指南、导游词之类的写作例外。笔者认同波尔姆关于“旅行文学不是一种文类”的观点，认为把这种关于旅行的书写看作一种现象的观点更为合适。但是笔者也不赞同把表现旅行的史诗和小说等经典文学范式划到旅行文学的阵营中。荷马的《奥德赛》、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记》（Aeneas）、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等作品都再现旅行，说它们是旅行文学显然不能为中国的学者所接受，甚至一些研究旅行写作的外国学者也难以认同。比如，卡尔·汤姆普森（Carl Thompson）就提出疑问：“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一个燃烧尽的盒子》（A Burn-Out Case，1961）根据作家本人到刚果的麻风病地区的访问写成。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虽然不能立即和旅行联系起来，但的的确确反映了詹姆斯对欧美两种文化差异的再现。所有这些文本都应该以某种形式被归入旅行文学呢，还是应该把它们看作异于旅行文学的范式？”[35]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文体特征及是否虚构性等标准来区分关于旅行的写作。凡是以非虚构形式进行的旅行写作，例如游记、旅行日志和地理探险记述等，缺乏相对精美的文学形式，其主要目的是记述旅行者在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并给未参与旅行的读者提供异域的信息和知识，这类写作可以归入严格意义上的旅行文学，例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vin）的《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而以史诗和小说、戏剧等纯文学形式再现的虚构性旅行叙事，它们可以被称为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例如荷马的《奥德赛》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两种范式的文学都是在古希腊时期开始形成的。

西方旅行文学的兴起始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自汉诺之后，古代最光彩照人的旅行者是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36]公元前464年，希罗多德离开他的故乡哈利纳卡索斯，开始到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阿拉伯等欧、亚、非地区旅行。他的皇皇巨著《历史》（The Histories）虽然被誉为一部历史名著，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于古希腊时期欧洲诸国的旅行见闻。因此，说它开创非虚构性旅行写作的先河毫不夸张。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记录了这位罗马将军在征服高卢部落时的旅行见闻，内容涉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希腊作家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0年）的《远征记》（Anabasis）记述了希腊远征波斯帝国的经历，其中再现了希腊和波斯帝国的地貌和人种特征。在后古典时期亦即漫长的中世纪，尽管有禁欲主义的束缚，仍有军人在进行跨越国界的征战，商人在东西方巡回贸易，朝圣者们千里迢迢到宗教圣地进行朝圣。因此，这一时期的旅行文学写作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旅行文学作品是《马可·波罗游记》。这部长达四卷的游记记述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东游的过程，在中国元朝的戏剧性经历，以及在亚洲诸国的见闻。游记的记述虽然含有许多道听途说的奇闻，但是故事讲述得有声有色，使得读者们信以为真。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地理大发现和旅行的黄金时期。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的探险家、征服者、商人和传教士成为旅行的主力军，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们自己写作或者由别人代写的关于旅行、探险、传教、殖民等活动的作品，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他们的国家，勾起那些未曾旅行的读者关于异域的无穷遐想。例如安托尼欧·皮伽费塔（Antonio Pigafetta）以第一手资料记述了航海家麦哲伦在世界各地的史诗性旅行，与此同时，巴内尔·迪亚兹·德·卡斯蒂罗（Bernal Diaz de Castillo）和费伊·巴拓罗姆·德·拉斯·卡撒斯（Fray Bartolome de Las Casas）留下了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的详细记录。在整个19世纪，欧洲旅行者深入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内陆腹地，不断写出更加新鲜的旅行文学作品。例如，库克船长的日志、亚历山大·凡·洪堡（Alexander Van Humboldt）1799年至1804年在美洲的个人生活记录、查尔斯·达尔文的《猎犬号的航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殖民主义当局也把他们在被殖民地区的风土人情以文献记述的方式收录起来，为浩如烟海的旅行写作添加了丰富的资料。旅行文学对于异域地理景观描写得极为形象生动，以至于给经典文学的写作想象造成了压力。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曾经哀叹，说自己根本无法再描写君士坦丁堡，因为“你已经阅读了由50位各式各样的旅行者所写的描写”[37]。到20世纪初叶，旅行文学的产生已成井喷之势。在这以游记、旅行日志、传记和书信为代表的旅行写作中，要想选出哪一部作品是最著名的，真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与旅行文学的创作成井喷之势呈反向对应的是，学界关于旅行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却少得可怜。关于这种冷热不均的原因，评论界有不同的看法。评论家迈克尔·考沃斯基（Michael Kowalewski）认为，旅行文学研究的缺失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学范式“令人望而生畏的异质性”会把评论家吓走。在他看来，旅行文学这种范式“自由地从回忆录、新闻、书信、旅行指南、忏悔录及最重要的是从小说中借鉴”[38]。正是因为旅行文学的这种芜杂的异质性，使得评论家们找不出一种能统摄它们的理论来进行研究。对此，评论家保罗·斯默瑟斯特（Paul Smethurst）也有同样的看法：“旅行文学研究或许一直仅限于一种边缘的存在，应用在一个次要的文学形式方面，如果没有当代文学理论来振兴和重新评价它们的话。”[39]

20世纪末，以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涌现拯救了旅行文学批评。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赛义德率先研究了事实与想象、旅行与帝国之间的结合关系。赛义德认为，“旅行文学中事实与想象之间的摇摆不定是殖民主义知识区分官方和大众信息的一个部分……对于赛义德来说，事实性陈述和虚构性描写的结合意味着殖民主义旅行写作是东方/西方二元主义区分的最好骨架”[40]。自从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以来，旅行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关于旅行文学研究的专著纷纷出现，例如丹尼斯·珀尔特（Dennis Porter）的《困扰的旅行：欧洲旅行作品中的欲望及越界》（Haunted Journeys：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1991）、玛丽·露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旅行写作与文化转变》（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2）等。这些著作对旅行文学的价值进行了重估，认为它不再单纯是为读者提供关于异域的知识，而是与帝国主义、流散现象、多元文化、民族主义、身份问题、性别关系、全球化、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结合在一起。旅行文学被认为是最能把跨文化、中心和边缘、国界跨越、杂交性、区域与位移等现象统摄在一起的一种文学形式。

第二种形式的旅行写作，亦即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也在古希腊时期大体上成型。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文学中，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赫西俄德（Hesiod）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人或神灵的旅行生活，其中尤以荷马的史诗《奥德赛》的影响最为深远。《奥德赛》主要描写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在参加完特洛伊战争后率领将士们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故事。在他长达十年的海上旅行中，奥德修斯探索了许多未知的地域，例如斯库拉巨岩和卡瑞布迪斯漩涡，住着塞壬（Siren）女妖的岛礁，冒险穿越冥河进入地狱，从地狱出来后到达标志着世界尽头的海格力斯之柱。荷马似乎总是有意识地通过分散奥德修斯重新获得伊萨卡国王身份的注意力而有意地延缓他旅行终点的到来，这就突出了旅行本身的意义。而一旦奥德修斯最终回到家里，他还要费尽周折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许多方面，荷马的《奥德赛》奠定了后来欧洲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基础。“在《奥德赛》传统的影响下，史诗性旅行成为但丁的《神曲》、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e）、杰弗利·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奇景游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亨利·菲尔丁（Herny Fielding）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宝岛》（Treasure Island）及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的中心叙事结构。”[41]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也利用一些悲剧性的旅行作为剧情的主要结构，典型的代表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

在这些经典性的文学范式中，小说尤其成为表现旅行叙事的最佳载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小说本身就是从游记文学中演变而来的。帕西·G.亚当斯（Percy G.Adams）认为，旅行叙事的小说与游记的主要区别，是在作品的主观性方面（the amount of subjectivity）：“主观性越少，作品看上去越像游记；主观性越强，作品就越接近小说。”[42]其次，小说是架构故事情节的天然框架。旅行叙事具有广阔的时空视阈，可以把不同地域的人物串缀在一起，以表现人物在地域位移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精神和肉体的变化。为此，“几乎没有小说家不把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送上实际的或象征的旅途”[43]。自18世纪小说正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形成以后，旅行叙事就成为其最主要的叙事框架之一。其中，表现旅行叙事特征最鲜明的小说甚至被称为“道路小说”（road novel）。

如果说旅行文学的研究是前冷后热的话，那么具有旅行叙事特征的经典文学则始终是文学评论界研究的重点。荷马的《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但丁的《神曲》、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拜伦的《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等史诗和小说，几百年来始终是文学批评界研究的热点，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旅行叙事”的视角去研究它们也是发生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学者们在研究以游记、旅行日志、书信、传记等为代表的旅行文学现象时逐渐发现了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旅行叙事模式。关于这种叙事现象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帕西·G.亚当斯的《旅行文学和小说的演变》（Travel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vel，1983）、詹尼斯·P.斯道特（Janis P.Stout）的《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范式与偏离》（The Journey Narrative in American Literature：Patterns and Departures，1983）、迈克尔·考维尔斯基（Michael Kowalewski）主编的《喜怒无常的旅行——现代文学中的旅行论》（Temperamental Journeys：Essay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1992）、布鲁诺·马格利奥切迪（Bruno Magliocchetti）和安东尼·维埃娜（Anthony Verna）主编的《19世纪意大利文学中的旅行母题》（The Motif of the Journey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ian Literature，1994）、艾文斯·兰新·史密斯（Evans Lansing Smith）的《文学中的英雄旅行——诗意的寓言》（The Hero Journey in Literature：Parables of Poesis，1997）、内尔·J.斯默尔瑟（Neil J.Smelser）的《奥德赛经历：物理的、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的旅行》（The Odyssey Experience：Physical，Social，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Journeys，2009）、亚历山大·皮特（Alexandra Peat）的《旅行与现代文学：神圣与伦理的旅行》（Travel and Modern Literature：Sacred and Ethical Journeys，2011）等。这些专著以世界各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学界重新发现和认知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旅行叙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由于大多数著作是把整个世界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具体国别和具体作家作品中旅行叙事的研究就显得苍白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