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麦考莱的著作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麦考莱的著作

麦考莱在其不算漫长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包括诗歌、评论、历史散文、演讲词、传记、书信和日记。它们是研究麦考莱史学思想的一手文献。下面擢其要者，予以介绍。

1.《自詹姆士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

1848—1861年，麦考莱的五卷本名著《自詹姆士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下文简称《英国史》）陆续出版。[15]《英国史》讲述了光荣革命前后17年的史事，全书详细描述了国王和议会的冲突，辉格、托利两党联合发动的光荣革命的过程以及英国的对外军事战争等史事。麦考莱热情歌颂光荣革命和威廉三世，赞美英国的自由和宪政原则，为英国社会的进步感到骄傲与自豪。全书虽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军事史，但其中的第三章叙述了17世纪80年代英国的社会史，是全书的一大特色。

2.评论和史论

麦考莱为《骑士季刊》《爱丁堡评论》两份杂志撰写了大量评论性文章。刊登于《骑士季刊》中的文章后来收录到《麦考莱杂集》之中（即本书所引用的纽约和伦敦白厅版《杂集》的第八卷），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部分文章结集为《评论与史论》于1843年出版。[16]麦考莱的评论按其内容可分为文学、政治和历史几大类，其中史学评论占据多数。[17]在史论类文章中，《论历史》和《论哈兰的〈宪政史〉》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论麦金托什》一文则预示了《英国史》的主要内容。此外，麦考莱关于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殖民者克莱夫（Lord Clive）和威廉·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文章也非常出名，以此可以管窥他的帝国思想。

3.书信与日记

麦考莱的外甥，历史学家乔治·奥托·屈威廉（George Otto Trevelyan）在麦考莱去世后，一直在阅读和整理他留下的大量书信和日记。1876年，屈威廉利用这些材料编成一部论述麦考莱生平的传记。[18]这部传记按时间顺序记载了麦考莱的生活、游历和著述活动，交代了麦考莱写作《英国史》的起因和过程。由于作者大量摘录麦考莱的书信和日记，使得这部著作成为当时以至于现在研究麦考莱的重要史料。不过，这部两卷本传记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屈威廉对麦考莱书信、日记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删减、改动和润色。尽管如此，因作者和麦考莱有过密切接触，这部传记在叙述麦考莱的经历时，常有作者的亲身见闻在内，其所录的麦考莱的日记书信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一书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屈威廉去世后，麦考莱书信、日记的手稿都交给了他的儿子，著名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手中，小屈威廉和其父亲一样，都不主张公开出版麦考莱的手稿。后来的一个妥协方案是，学者可以参阅这些手稿，但是其研究成果在出版前必须经过屈威廉审阅。这种研究限制在1962年屈威廉去世后被打破，他的女儿将麦考莱的手稿交给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者们可以自由地阅读这些手稿，从而在学术界重新燃起麦考莱研究的热潮。与此同时，对麦考莱书信和日记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之中。20世纪60年代，剑桥的托马斯·宾利教授（Thomas Pinney）开始其宏大的麦考莱书信集的整理工作，在1974年到1981年间，陆续出齐六卷本的麦考莱书信集。[19]

2008年，威廉·托马斯教授（William Thomas）主编的麦考莱日记全集问世。[20]相对于书信，日记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麦考莱从1838年开始记日记，到1839年6月因为参加议会活动而中断，此后，除了1855年为完成《英国史》三、四卷而没时间写日记，从1848年到1859年他连续记日记。麦考莱的日记记录了他日常的饮食、读书、写作、会客和游历等活动。他在日记中很少对同时代的学者作出评论，也没有体现对政治事务的关注。托马斯指出，麦考莱日记带给我们三点新认识：一是麦考莱是一个被高估的善变的政治家；二是他对妹妹汉娜（Hannah）和她的孩子有一种自私的占有；三是麦考莱写作《英国史》不仅是为了歌颂辉格党的兴起，也是为了赚钱。托马斯认为，日记反映的麦考莱的形象是好斗、霸道和自私，但也是一位具有非凡的谈吐、学识、阅读能力和智慧的杰出人士。[21]

二 英文研究文献

1.史学史及思想史研究中的麦考莱

早期的史学史著作以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为中心，包含了丰富的资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学者的生平、著作和观点，其代表是古奇（George Gooch）和汤普森（J. W. Thompson）的著作。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其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论述了麦考莱的史学思想。古奇称麦考莱是辉格党历史哲学最为著名和雄辩的解释者。他指出麦考莱的史论和《英国史》各有长处和缺点。麦考莱的史论文章清晰流畅，论证自信雄辩，但有时言辞浮夸、粗鲁，带有党派偏见，对于一些思想和人物缺乏深入的洞察力；《英国史》虽然精彩，但对人物的理解比较肤浅，对历史的描写存在夸张和歪曲。[22]1942年，美国学者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也谈论了麦考莱的史学思想。与古奇相比，他的研究没有那么详细。汤普森认为麦考莱与卡莱尔和夫鲁德一样都是文学型史家，麦考莱的《英国史》体现了辉格派史家的党派特征，其主要缺点是论述比例失调。[23]古奇和汤普森的著作对于我们初步了解麦考莱的生平与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缺少一种问题意识和连贯的论述线索。比如，他们没有说明辉格史学的发展状况，也没有具体论述麦考莱辉格史观的内涵。战后苏联学术界对英国史学史有过综合研究。1959年，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刊行的《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探讨了麦考莱的辉格自由派史学思想。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麦考莱的历史著作具有较强的政论性和文学性，肯定了麦考莱历史哲学思想中有关历史学诗性的论述。但他对麦考莱的历史著作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麦考来的《英国史》错误百出，毫无价值可言，其对史料的批判比较肤浅，喜好类比，将历史极端人格化。[24]维诺格拉多夫对麦考莱的一些批评意见是合理的，但完全无视他的史学贡献也是不客观的。

2005年，苏格兰历史学家米歇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在其《英国史学的现代化》一书中对1870年至1970年的英国史学进行了宏观的研究，有关辉格史学传统的论述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特利展现了整个辉格史家的系谱，麦考莱是这一系谱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辉格史学在19世纪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但是它并没有消亡，在战后依然存在。本特利分析了以麦考莱为代表的强调历史想象的文学性史家对战后英国史学界的影响。[25]英国思想史研究专家约翰·伯罗（John Burrow）2007年出版了他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历史学的历史》。作者明显偏爱英国史家，麦考莱的地位比较突出。相比于伯罗此前在研究维多利亚史家的专著中对麦考莱的详细阐释，此书只能算是一个概要的分析和介绍。伯罗指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思想、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都对《英国史》的写作有所影响。他声称，麦考莱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新古典史家，他的卓越之处“不在于他是社会史家（他当然不是），而在于其历史作品的情感范围与深度、图画般的生动与具体，以及戏剧张力”[26]。由以上西方史家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在史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对麦考莱的评价变得越来越积极。

麦考莱的自由主义史学思想引起了西方一些杰出学者的关注。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战后西方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60年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总结了麦考莱的贡献。麦考莱通过《英国史》将法治和自由的观点传播给广大公众，重新引起人们对自由主义的重视。[27]作为辉格党人，麦考莱对辉格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剑桥思想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思想史专家波考克（J. G. A. Pocock）1985年在他的一篇长文中细致梳理了英国从排斥法案到改革法案时期辉格主义的演变。波考克认为麦考莱在福克斯派的影响下，对伯克的新辉格主义和苏格兰的科学辉格主义作出了调和，他的历史观是伯克的传统观念和苏格兰的进步观结合的产物。[28]

2.研究或涉及麦考莱史学思想的英文文献

历史研究的创新总是伴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对麦考莱的研究也是如此。1876年《麦考莱生平与书信》的问世，20世纪60年代麦考莱手稿的公开，及随后麦考莱书信集的出版都推动了麦考莱研究的深入。到了2008年，麦考莱日记出版后，对麦考莱的研究又逐渐升温。下文大致依据这些文献的出版时间，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英国史》的陆续出版到1876年

麦考莱的五卷本《英国史》分为三批出版，每当《英国史》各卷问世，都会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在一片赞扬中也夹杂着非常尖锐的批评。总体来看，早期评论家对于麦考莱以肯定为主，他们一方面要澄清麦考莱《英国史》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在探究麦考莱历史叙述和编撰的特点。[29]无论是称赞者，还是批判者，他们都承认麦考莱是一位卓越的讲故事的大师，《英国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英国自由的歌颂，他的文风清晰、生动，对历史的叙述富有画面感和戏剧性效果。

麦考莱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很难简单地讲述一件平常的事情，虚饰过多，依据个人情感叙述历史。[30]贝格霍特（Walter Bagehot）指出麦考莱的表达方式太过确信和武断[31]。麦考莱的批评者主要攻击的目标是麦考莱所叙史实的准确性，所用史料的权威性和人物评价的客观性。帕吉特（John Paget）是这些攻击的主要代表。他指责麦考莱对苏格兰高地人民存有偏见，麦考莱为参与格伦科（Glencoe）屠杀的威廉三世辩解，他对马尔伯罗公爵（John Churchill，1st Duke of Marlborough，1650-1722）的指责太过严厉，对潘恩（Willam Penn）的描述不符合史实。[32]针对帕吉特的批判，一些人积极为麦考莱辩护。曼克里夫（James Moncreiff）认为麦考莱叙述的史实在总体上是准确的，他使历史细节具有小说的魅力和趣味。[33]另一位学者则在《北美评论》上为麦考莱辩解道，麦考莱的细节性错误没有影响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对他的指责没有一项能经受住批判性考察的检验。[34]

毫无疑问，对于《英国史》这样一部细节非常丰富的著作来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事实的错误，比如说弄错了历史日期和人名。对麦考莱持赞扬和批评意见的双方理应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因为一些细节性错误就否定一位史家的贡献。早期争辩的双方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各执一词，一方关注的是麦考莱的叙述艺术和修辞，另一方则紧紧盯着麦考莱史实上的错误。实际上，对麦考莱的评价应该将两方面的认识结合起来。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

1876年，《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出版后，对麦考莱更加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国史学科学化的关键阶段，新一代学者按照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事历史学研究，对麦考莱批评和非难的声音逐渐占据多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不少学者重新认识麦考莱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这一时期有关麦考莱的研究基本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关于麦考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麦考莱的史论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评论界有人因麦考莱出众的文笔而强调他的文学成就，也有人以《英国史》的广泛流行而突出他的史学贡献，另一些人的观点比较综合。

英国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通（W. E. Gladstone）在《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这部传记出版后，曾写过一篇评论。格拉斯通认为麦考莱是一位诗人、艺术家和雄辩家，缺少反思的能力。[35]1879年，斯蒂芬（Leslie Stephen）提出了略微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麦考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典型的辉格党人和一位雄辩家。斯蒂芬还批评麦考莱是腓力斯丁者（philistines），即那种忽视或否定高级思想的人。[36]除了斯蒂芬，莫利（John Morley）对麦考莱的批判也非常敏锐。莫利认为麦考莱算不上一流的修辞家，但他作为文学艺术大师要比作为历史学家受人尊重。[37]胡格斯（D. A. Hughes）的博士论文专门分析了麦考莱《英国史》的段落和句子结构，用详细的例证说明麦考莱叙述、描述、阐释、论证的方式和使用的各种修辞方法。[38]保罗（Herbert Paul）则梳理了针对麦考莱的一些批评，他肯定了麦考莱的史学成就，认为他的史学贡献属于人类的永久遗产。[39]

1882年出版了两部研究麦考莱的著作。坎宁（A. S. G. Canning）在他的《麦考莱勋爵：散文家和历史学家》中评述了麦考莱的散文和历史著作的内容，指出它们既富于教益也有趣味性，但麦考莱的人物描写掺杂过多的个人感情。[40]同年，莫里森（Morrison）出版了《麦考莱》一书，此书在内容上更胜一筹，不仅按照时间顺序介绍麦考莱的生平、经历和著述，还对他的性格、散文和历史著作的特征分别进行考察。莫里森认为麦考莱是优秀的故事讲述者，视野开阔，具有观察历史的整体视角，但缺乏思想和说理的深度。他的散文带有明显的辉格党偏见，但其《英国史》的党派偏见并不十分强烈。莫里森总结了《英国史》的主要缺点，即缺乏概括，叙述冗长，将当下的观点强加于过去。[41]总之，莫里森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第一部有关麦考莱的研究性传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二，麦考莱的文风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它既是麦考莱赢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饱受诟病的根源。格拉斯通认为麦考莱的散文既有演说的特点，也有诗歌的特征。斯蒂芬称赞麦考莱文风的清晰，批评他在行文中用词重复，句式单调和机械。莫利认为麦考莱的文风存在口语化、尖刻、夸张、武断和肤浅等缺点。

第三，对《英国史》的批判与辩护共存。格拉斯通指出麦考莱对复辟时期的英国教师的婚姻、收入、藏书等情况的说明有遗漏和夸张之处。后来有学者继续了这方面的批判，迪斯菲尔德（P. H. Ditchfield）利用17世纪地主、牧师的日记和书信证明麦考莱的很多评价是不准确的。[42]

19世纪末英国史学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史家，他们主要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形成了所谓牛津、剑桥历史学派。剑桥学派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对麦考莱有所批评，但他在总体上肯定麦考莱的史学贡献，高度赞扬麦考莱的文学成就和自由主义思想。牛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弗斯（C. H. Firth）1938年发表了《麦考莱〈英国史〉评论》[43]。该书在学术界第一次对麦考莱的《英国史》作出了比较全面的批判性研究。这本著作共计13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侧重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分析了麦考莱《英国史》产生的背景，麦考莱的历史观念、写作方法、史料运用以及《英国史》的错误之处，弗斯尤其讨论了麦考莱对文学类史料的发掘运用。全书后半部分主要是对《英国史》中的一些章节、人物、史实的评析。弗斯认为麦考莱的史学缺乏科学性，对他作出了严厉的批判。戴维斯（Godfrey Daves）的文章指出了麦考莱在宪政史解读中的错误与疏漏[44]。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为麦考莱辩护。瑟伊尔（William Thayer）在麦考莱去世50年之后写了一篇回顾性论文，对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与当时流行的科学史学模式的冲突进行了考察，肯定麦考莱作为浪漫主义史家的贡献。[45]加拿大学者哈扎德（Albert Hassard）1918年出版了《麦考莱新观察》，为麦氏的史家声誉辩护。他认为麦考莱的声誉源于他的文学和修辞性史学风格。麦考莱的批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46]

20世纪初叶，学术界有关麦考莱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两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人的心灵创伤有很大关联，战后欧洲人积极乐观的心态消失了，人们对历史的进步产生普遍的质疑，这对麦考莱宣传的进步史观是一种明显的打击。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辉格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以巴特菲尔德教授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最为有名。[47]由于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eild）的猛烈攻击，使得一段时期内辉格史学成为一个人人批判否定的对象。

20世纪中期，在麦考莱逝世100年之际，学术界又发表了一些纪念性文章。1948年，斯库勒（R.L. Schuyler）发表论文分析了麦考莱《英国史》成功的原因及其缺点。他认为，麦考莱广泛的阅读和惊人的记忆力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他批评麦考莱没有参与到历史科学化的事业中，也没有对历史批评做出贡献；其论断总是过于确信和独断；他常常以今人的眼光看待历史，赞美现在而贬低过去。[48]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学者重新发掘和认识麦考莱的意义。研究18世纪英国的著名史家普拉姆（J. H. Plumb）给予麦考莱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麦考莱是仅次于吉本的历史学家，他的《英国史》兼有学术性和文学性。[49]布朗宁（Andrew Browning）回顾了学术界对于麦考莱的评价，他指出麦考莱的辉格主义的政治观并没有支配其历史写作，他的缺点不是他的党派色彩，而是过度的夸张。[50]研究麦考莱的专家约翰·克莱夫（John Clive）则从麦考莱对人物、风俗习惯的观察，对历史的同情和日常的遐想等方面分析了麦考莱的性格和他的历史想象力之间的互动关系。[51]格里芬（J. R. Griffin）在其博士论文《麦考莱的思想背景》中主要研究了麦考莱的历史观念和进步观。在他看来，麦考莱文风的肤浅不能说明其思想的肤浅，他的历史著作既有高度的艺术性，也有科学性和理论性。[52]

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

在麦考莱书信和日记的手稿开放后，学者们可以自由查阅这些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是麦考莱研究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成果倍出的阶段。约翰·克莱夫1973年出版的《麦考莱：历史学家的塑造》是一部研究麦考莱的里程碑式的传记作品，值得单独加以说明。作者使用了包括麦考莱未刊书信、日记在内的许多资料，为人们细致描绘了麦考莱从出生到1838年期间的家庭环境、学生生活、文学创作、政治活动和任职印度的经历。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对麦考莱在印度时期的经历做了非常详细的叙述，分析了麦考莱主持印度教育法案和起草刑法典的背景及其历史影响。这本著作的缺点在于，它只叙述了麦考莱的前半生，没有涉及他后来的人生经历，没能完整地阐释麦考莱的史学思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憾。[53]

除了克莱夫的传记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讨麦考莱史学作品的文学性和文风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方向。1968年梅登（William Madden）发表了《麦考莱的散文》这篇常被后人引用的著名论文。梅登在麦考莱的散文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风，演说型，审慎型和戏剧型，他认为麦考莱未能很好地整合这几类文风，形成自己统一的风格。梅登还分析了麦考莱的文风与他的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54]同年，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出版了《虚构的界限》，麦考莱是他探究的三位史家中的一位。在这本著作中，列文揭示了《英国史》和小说等文学样式的趋同，细腻地分析麦考莱在《英国史》中运用的小说、史诗、通俗剧等文学手法，他批评麦考莱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和理解。[55]

1973年，米尔盖特（Jane Millgate）发表了关于麦考莱的研究。她认为麦考莱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敏锐的读者意识和非凡的叙述天赋。米尔盖特的论述游走于麦考莱的政治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她分析了麦考莱的散文由青涩走向成熟的演变过程，比较了《英国史》前两卷和后三卷的内容。她还指出麦考莱的缺点，以一种固定的模式表现人物，忽视个体人物与历史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米尔盖特总结麦考莱的成就是“一位大众的教育家”[56]。彼得·盖伊（Peter Gay）1974年在其著作《历史的风格》中对麦考莱的文风做出多层面的解读。他分析麦考莱的私人信件、演讲词和《英国史》三种不同文本的风格，指出麦考莱的文风有时是膨胀的，有时是焦虑的。盖伊认为，麦考莱不仅是英国古典主义的传承者，也是西方启蒙进步思想的继承人。[57]

1985年，美国学者詹恩（Rosemary Jann）出版了他杰出的博士论文《维多利亚时期史学的艺术与科学》[58]。该书研究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六位历史学家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保持历史学的科学性、思辨性和艺术性的平衡。詹恩提出，麦考莱在历史写作中协调了事实与虚构、想象和理性的关系，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他还指出麦考莱在19世纪史学大众化中的贡献。詹恩认为，麦考莱的缺点是高傲、缺少同情心，对人物的认识比较机械。戴维斯（W. A. Davis）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研究了麦考莱的期刊风格。他在比较了麦考莱的散文《腓特烈大帝》和《英国史》对腓特烈的描述之后指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描写，《英国史》在细节上更为详细，更加注重历史的整体性，评价也更为客观。《散文》的创作没有过多限制，它总是以直接生动的风格来吸引人的注意力。[59]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1989年发表的论文则分析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理论和历史小说对麦考莱的历史叙述和理解的影响。[60]

第二，对麦考莱辉格史学思想的研究。之前已有学者指出麦考莱的辉格党政治信念并没有严重影响他的历史写作。美国历史学者约瑟夫·汉博格（Joseph Hamburger）更进一步，他对麦考莱的辉格党人身份提出质疑。1976年，在《麦考莱与辉格传统》中汉博格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观点，麦考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辉格党人，他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然后才是辉格主义者，他的辉格主义思想源于机会主义。汉博格旁征博引，从麦考莱的历史著作、散文、信件和日记中，揭示了他的宗教观念、革命观和史学观中的机会主义，讨论了麦考莱的机会主义、民主思想及其与辉格主义之间的关系。[61]

荷兰学者博拉斯（Blass）的著作《连续性与时代错置》是一部研究辉格史学思想的力作。他概括出辉格史观的三点特征，时代错置（Anachronism），目的论和对连续性的追求，并以此来分析麦考莱的史学思想。他认为麦考莱的著作体现了尊古与崇今之间的张力。[62]1980年，斯派克（Speck）在其论文中指出麦考莱有关光荣革命的阐释依然是后世学者研究光荣革命的起点。他阐明了麦考莱《英国史》的辉格史学特征和取得成功的原因。[63]英国历史学家伯罗（John Burrow）1981年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系谱：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家和英国的过去》[64]，这本著作为伯罗赢得了英国历史学界的沃夫森奖。该书对五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进行了卓越和深入的分析。伯罗讨论的主题是麦考莱与辉格传统。他认为，19世纪的辉格主义在内容上除了包括对古代宪法的崇拜，又融入人类的自然权利、社会进步观和伯克的政治传统观等新的因素。伯罗分析了休谟的社会进步观对麦考莱的影响，还讨论了麦考莱辉格式妥协的内涵。麦考莱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对待一切宪政和社会理论，不再盲目崇拜古代宪法，而是信奉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宪政观，以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妥协。

第三，有关历史学的教益的研究。麦考莱希望通过自己的《英国史》向读者传达人类的政治和道德教训。因此，麦考莱的史学功用观也为研究者所注意。约翰·克莱夫的论文《娱乐与教益：麦考莱与吉本》研究了这一问题。克莱夫发现麦考莱与吉本写作历史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即使读者获得娱乐与教益。对于吉本来说，历史写作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对于麦考莱而言，娱乐性只是实现教益这一目标的手段。克莱夫指出，麦考莱《英国史》的主要教益与其说是辉格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种机会主义。[65]汉伯格在他的《麦考莱与辉格传统》一书中有专章研究麦考莱所谓的“历史的政治教训”。按照汉伯格的阐释，麦考莱试图总结的政治教训是一种机会主义，一种适时妥协的智慧。这些分析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四个时期，2006年以来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在殖民主义等视角下，学术界对麦考莱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度，关于麦考莱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其中以凯瑟琳·霍尔教授（Catherine Hall）的研究比较突出。2006年她在《精通历史：麦考莱与英格兰史》一文中认为，麦考莱的《英国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列颠的内部史，他将不列颠内部的国家、地区分成若干等级，苏格兰和爱尔兰是不列颠内部文明不发达的地区。相比于不列颠的内部历史，帝国史指的是英伦三岛的海外殖民史。在《英国史》中，英国位于中心，殖民地处于外围，对帝国的说明处于边缘地位。[66]霍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她对麦考莱国家观的看法。她认为，与自己是否具有相同的民族血缘成为麦考莱选择某一地区进行历史叙述的主观动机，他在印度的经历使其认识到民族和帝国的区别，这对于他写一部民族历史是必要的。[67]除了霍尔，克蒂斯谢克（Theodore Koditschek）也从帝国主义的角度重新解读麦考莱。他认为麦考莱的著作是一部关于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的传奇（浪漫主义）故事，加强了英国读者沾沾自喜的自满之情。麦考莱将不列颠的对外扩张视为人类进步的先驱，帝国边缘的殖民地应该向先进的英国学习，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从而被英国同化。克蒂斯谢克还探讨了殖民地人民对于《英国史》接受的过程。[68]

2008年，苏利文（R.E. Sullivan）出版了《麦考莱：权力的悲剧》，这是一部有关麦考莱的内容丰富、观点深入的传记研究，相比于前述克莱夫的传记，苏利文的研究范围跨越麦考莱的一生。他认为麦考莱对于人类的狭隘同情与麦氏对权力的追求相互冲突，由此构成麦考莱个人的悲剧。苏利文宣称麦考莱是最后一位古典史家，因为他的知识背景本质上是古典的，他在写作中运用了许多古典的修辞技巧。值得注意的是，苏利文介绍了麦考莱的《英国史》在美国、印度传播的情况。他还概括了麦考莱的思想遗产；他的世俗化风格培育了英国的市民宗教；他参与制定的印度刑法典、教育改革带给印度社会长期影响；他的史学风格被20世纪下半期的史家继承。[69]

第二，延续了之前的研究传统，继续关注麦考莱的历史著作的文学性。克蒂斯谢克的研究即是把麦考莱的著作视为一部传奇。爱德华·亚当斯（Edward Adams）认为麦考莱的《英国史》的创作原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史诗。他指出，《英国史》勾画的是一部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史诗。[70]亚当斯后来在他2011年的新著《自由主义史诗》中重申了以上观点。他提出，早期的麦考莱欣赏浪漫主义和小说的样式，但在他后来的散文和《英国史》中，又回到了新古典主义史诗的尚武精神和英雄传统，描写了很多战争场面，但是麦考莱的史诗已经打破了血腥的杀戮，强调的是文明的进步和自由的实现。[71]

第三，通过对麦考莱某些著述的重新解读，挑战传统的观点。2006年，《19世纪散文》杂志出版了一期研究麦考莱的专号，八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有关麦考莱的最新研究，它们体现了麦考莱研究中的连续、创新和新方向，其中不乏一些挑战传统看法的文章。[72]比如，欧文·爱德华（O. D. Edwards）通过对麦考莱一篇散文的重新解读，挑战了麦考莱缺乏历史的同情这一传统看法。

此外，也有不少比较研究涉及麦考莱。哈斯凯斯（Ian Hesketh）的论文研究的是历史学家西利和弗里曼如何对待麦考莱遗留下的史学遗产和传统。他指出，西利和弗里曼都是历史学科学化的推动者，但两人对历史读者的认识存在分歧，这也导致二人对于麦考莱的不同态度，弗里曼肯定麦考莱面向广大读者的撰史态度，而西利则认为麦氏腐化了公众的历史感。[73]史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外博士论文的选题之一。2012年，布里格曼（Brigman）的博士论文比较了休谟和麦考莱的史学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休谟史学是不偏不倚的，麦考莱则充满偏见，布里格曼质疑这种观点。麦考莱之所以被认为是片面的，是因为他被贴上了辉格史家的标签，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辉格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另外，麦考莱热衷信仰的进步观念，也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自信心的打击，而受到冷落。布里格曼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结合休谟的客观性和麦考莱的撰史方法，创造出一种可读性强的客观性历史。[74]

总而言之，一个半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有关麦考莱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麦考莱的史家身份问题。麦考莱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这是一个曾长期引发争论的问题，与史家身份争议密切相关的是对麦考莱历史著作的艺术性或文学性的讨论。现在学界已经承认麦考莱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并且高度评价麦考莱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第二，对麦考莱辉格史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麦考莱的进步观，在他的英国史、帝国史叙述和殖民地的立法活动中都有所体现。第三，麦考莱文风的特征。历史学者多从历史叙述的艺术层面来分析麦考莱的历史著作的风格。文学家则从文学表现手法、修辞技巧等方面阐明麦考莱文本风格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三 中文研究文献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到麦考莱，陈明鉴和谭英华两位先生先后在《世界历史》撰文讨论麦考莱的史学思想。[75]陈明鉴的论文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和阶级斗争的意味。谭英华主要考察了麦考莱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艺术，分析了他的宪政史观的内涵。谭先生对麦考莱历史编撰的优点和缺点都有评论，他精辟地指出麦考莱“历史编撰的指导原则不是求真，而是求美；对于史学家，艺术性重于客观性，趣味性重于准确性”，他还评论了麦考莱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谭先生对于麦考莱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他的很多论述至今仍有参考意义。此后出现了一个麦考莱研究的空白期。直到2007年，阎照祥发表了《英国辉格史学派先驱者论略》一文，麦考莱重新出现在学术界的视野中。他在文中提出辉格党人福克斯、罗素等人是辉格史学的先驱，麦考莱是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76]2008年，肖英芳在论述19世纪辉格史学的硕士论文中，辟出一章分析了麦考莱的辉格史观。[77]2011年，张娜的硕士论文从历史认识论，宪政史观，“麦考莱体”三方面探讨了麦考莱的史学思想。这篇论文在文献的运用上有所缺陷，很多观点未能从原始文献入手展开论证，也没有参考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78]国内西方史学史的著作对麦考莱均有所介绍。大多数学者把麦考莱作为英国辉格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加以论述。比如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79]、何平的《西方历史编撰学史》[80]。易兰在西方史学通史近代卷中，既把麦考莱放在辉格史学的派别之下，也放在英国的浪漫主义史学中加以探讨。[81]

纵观国内外麦考莱研究的成果，国内学术界基本以史家思想的评介为主，欠缺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史料翔实、视角新颖、观点深入，但学者多选择麦考莱的一个面向，如辉格史学、作品风格进行研究，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探究，也就难以形成对麦考莱史学思想的整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