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鉴于土地问题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和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其已成为津巴布韦国别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主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已就津巴布韦的土地和土地改革问题发表了大量著述。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除何丽儿曾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有所关注之外，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没有其他人对其加以专门研究。本节将分别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 国外部分

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是津巴布韦独立之前，二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三是2000年之后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国外学者对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研究，也以此展开，对各时期所蕴含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鉴于此，笔者对国外学者学术成果的综述，也围绕这三个时期展开。

（一）对津巴布韦独立之前土地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津巴布韦独立之前土地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殖民政府和白人定居者对非洲人的土地剥夺与土地隔离；由此而在政治上导致的种族歧视和在经济上导致的双重农业结构；非洲人为此而开展的斗争。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最早一部研究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著作，为蒙特鸠·尤德曼（Montague Yudelman）在1964年所出版的《土地上的非洲人：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尤其是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农业发展的经济问题》。该书首先对非洲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进行了介绍，然后重点分析了南罗得西亚的双重经济结构和非洲人的农业发展。该书认为，是殖民政府和白人定居者通过1930年《土地分配法》（Land Apportionment Act）等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最终导致了南罗得西亚的双重农业结构，即欧洲人的现代农业与非洲人的传统农业并存的结构。而这种双重农业结构，又进一步从土地所有权、劳动力、资本、价格和市场等方面对非洲人进行限制，从而导致了非洲人在农业领域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和陷入不发达的状态。[7]

马科姆·瑞夫肯德（Malcolm Rifkind）于1968年在爱丁堡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罗得西亚土地的政治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津巴布韦（当时为南罗得西亚）土地与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的专著。该论文对1930～1968年期间南罗得西亚的土地立法与土地问题的政治变迁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认为在此期间的历任政府不断以土地立法来推行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隔离，最终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而这些政治问题的产生，又迫使政府不断对土地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如1930年的《土地分配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不但受到了普通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最后还遭到了殖民政府的批评与废弃。此外，马科姆·瑞夫肯德还指出，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土地占有极端不平等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8]

罗宾·帕尔默（Robin Palmer）在1977年出版的《罗得西亚的土地与种族统治》是研究白人定居者在津巴布韦进行土地剥夺和种族歧视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自出版以来，其几乎成为所有研究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学者都必读的参考文献。该书通过分析白人定居者在1890～1936年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进程，主要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其一，白人定居者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是以土地剥夺与土地隔离的方式实现的，是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其二，白人定居者通过对土地的控制，逐步建立并确保了他们在罗得西亚经济与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其三，白人定居者出于对非洲人竞争的担心，以土地立法的形式对非洲人加以限制，最终建立了双重农业结构，破坏了非洲人的农业，创造了服务于白人经济的非洲人工资劳动者，从而极大限制了非洲人在白人经济中的发展机会，并因此而最终造成了非洲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的依附地位。[9]

莫亚纳（H.V.Moyana）在1984年出版的《津巴布韦土地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除了探讨土地剥夺与隔离对非洲人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外，还将土地与非洲人的反抗结合在了一起。在该书的第四章“土地与1945～1960年的大众民族主义”中，莫亚纳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土地与非洲民众反抗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在当时非洲人的政治意识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作为非洲人共同的苦难的土地问题，无疑将成为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口号与纽带；其次，白人政府对土地的剥夺导致大量非洲人流入城市，这些人无论留在城市还是被迫返回农村，都成为后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再次，为缓解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白人政府也曾做出一些让步，如废止《土地分配法》；最后，保留区土地短缺与白人地区大量土地闲置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以及1955年《土地耕作法》的实施所激起的种族矛盾和所导致的动荡的政治局势，最终导致了此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10]需要指出的是，莫亚纳在2002年对该书进行修订后重新出版，除对此前的章节进行调整外，还增加了独立后土地改革的相关内容。[11]

（二）对土地重新安置进程的研究

虽然萨姆·莫约（Sam Moyo）[12]将津巴布韦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即1990年之前由政府主导在市场上购买土地并分配给选定的受惠者的阶段，199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限制社会福利开支及土地重新分配日渐缓慢的阶段，[13]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两个阶段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都是在《兰开斯特大厦协议》的框架下进行的，且与2000年之后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笔者将国外学者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在此一并综述。纵观相关研究成果，其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土地重新安置进程的效果；其二，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进展缓慢的原因；其三，土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早关注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之效果问题的是比尔·金赛（Bill Kinsey），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土地重新安置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不仅本身存在问题，如缺乏资金支持、土地所有权得不到保证，以及不允许获得土地的人从事其他工作等，而且其由于主要受解放战争时期人们对土地的政治吁求所推动，因而只着眼于短期利益，从长期来看，将会对津巴布韦的整体就业，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出口等造成不利影响。[14]

比尔·金赛所持论点的逻辑基础，是白人商业农场的生产率要高于公社农场和重新安置农场的生产率，但他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其他学者的批驳。巴里·蒙斯罗（Barry Munslow）、丹·维内（Dan Weiner）和萨姆·莫约等先后撰文，指出无论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还是之后，白人商业农场都有大量土地被闲置或未得到充分利用。[15]丹·维内等还进一步指出，虽然重新安置农场的农业生产情况在当时还比较复杂，但也有一些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16]莱奥纳尔·克里夫（Lionel Cliffe）则在1989年就此明确宣称，单就农业生产而言，重新安置进程无疑取得了显著成功。[17]

然而，正如萨姆·莫约等在1990年所指出的，鉴于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只实施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上述研究均是从短期内对其得失进行评估，然而土地改革是一项战略性政策，应该从长时间段来观察其结果。[18]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比尔·金赛通过对土地重新安置计划长达近20年的跟踪与研究，最终一改最初的观点，在1999年撰文承认了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对于农业生产和减贫的积极意义。[19]

关于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进展缓慢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析。迈克尔·布拉顿（Michael Bratton）是较早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在他看来，至少有以下因素导致了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的缓慢：从殖民时代所沿袭下来的政府官僚结构的限制；土地重新安置成本高昂且在短期内成效一般，在当时增长与公平的总体经济政策框架下，政府开始将农业政策的重点向村社地区转移；以及随着津巴布韦的独立，土地问题在津巴布韦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政府逐渐失去了进一步重新安置的压力与动力。[20]

莱奥纳尔·克里夫则从外部因素的限制和内部力量的反对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津巴布韦政府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土地重新安置目标没有实现，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所确立的以“愿买愿卖”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方案限制了政府对土地的获取；其二，英国并没有兑现承诺为土地重新安置提供足够的资金，而且其所提供的资金还需要津巴布韦政府按照1∶1的比例配比；其三，白人农场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其与黑人农业精英日益结成利益联盟，共同阻碍土地重新安置。[21]

安格斯·塞尔比（Angus Selby）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虽然也承认白人农场主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进行了大量游说，但他认为土地重新安置之所以缓慢下来，并不是因为由此而导致的土地供应的匮乏，而是因为津巴布韦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和政府机构能力的欠缺。[22]

罗宾·帕尔默在1990年发文对津巴布韦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进行了总结，关于土地重新安置缓慢下来的原因，他也给出了独到的分析：政府所购买的土地并非都适宜于重新安置，因为很多土地位置偏远且条块分割；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而非重新安置人民；商业农场主协会（Commercial Farmers’ Union）通过游说导致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公社地区农业产量大幅上涨导致政府认为不再需要重新安置以改善人民的生活。[23]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成为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的最为主要的原因。萨姆·莫约通过1995～1997年在马绍纳兰三省的实地调查，对津巴布韦在经济结构调整框架下的农业发展与土地改革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作为外部强加的宏观经济框架，经济结构调整所塑造的农业和土地政策不但无法解决异质性的农业体系和双重农业结构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这一时期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一方面，穆加贝政府为降低财政赤字而减少了对土地重新安置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穆加贝政府为增加外汇收入而重点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农业增长，从而忽视了通过土地重新安置来增加粮食作物生产。萨姆·莫约还进一步指出，人们还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而对土地产生了更大的需求，这与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相互作用，最终将会导致激进的土地改革。[24]

关于这一时期土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将土地问题与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所实行的民族和解政策联系在了一起。西蒙·马万多（Simon Mawondo）认为，在土地这一蕴含着津巴布韦人民历史苦难和仇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部分黑人仍然贫困和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津巴布韦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25]劳德·萨奇考尼（Lloyd M.Sachikonye）也就此指出，土地问题在独立后20年悬而未决，决定了穆加贝政府难以真正与白人进行和解，而土地问题的逐步激化，终将导致民族和解政策的彻底破产。[26]

对于津巴布韦而言，土地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与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津巴布韦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逐步显现与加深，穆加贝政府以土地问题或土地改革来谋求政治支持在当时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加尔文·马斯莱拉（Calvin O.Masilela）和戴德瑞·兰金（Diedre Rankin）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津民盟转移人们视线的法宝》是其中的代表。该文认为，虽然土地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被用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但随着90年代津巴布韦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津民盟在自己有可能失去农村地区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利用土地问题做文章以获取支持，白人农场主也由此逐步开始沦为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的替罪羊。[27]

（三）对“快车道”土地改革的研究

随着“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逐步占据了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研究的核心。2001年9月，丹麦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在哥本哈根以“借津巴布韦危机重新思考土地、政府与公民权”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将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以《津巴布韦未完成的事业：在危机背景下重新思考土地、政府与国家》为题在2003年结集出版。该书是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后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其收录的论文除了对2000年之前的土地问题进行回顾外，还主要从农业工人、土地所有权改革、地方政府和老兵等的视角对占地运动及“快车道”土地改革进行了分析。鉴于当时津巴布韦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该书对“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评价相对比较负面，认为这是一场混乱无序的土地改革，其导致津巴布韦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之中。[28]

“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确实充满了混乱与无序，充斥着暴力和自私自利，并且这一改革还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乔斯林·亚历山大（Jocelyn Alexander）、比尔·德曼（Bill Derman）、凯瑟琳·布恩（Catherine Boone）和诺玛·克里格（Norma Kriger）以及费兰·赞齐亚（Phillan Zamchiya）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论述，[29]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非洲跨党派小组（African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等发布的报告也详细指出了这些问题。[30]不过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著作，应为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2004年出版的《鲜血与土地：津巴布韦与南非的土地、政治和冲突预防》一书。该书在第五至第八章对2000年之后津巴布韦土地与政治及国内冲突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其基本论点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是为政治服务的，其获益者主要是与政府有关的人；在土地改革与政治选举进程中，执政党津民盟大量使用暴力和舞弊手段；要想解决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需要变更津巴布韦政府，让穆加贝下台。[3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际危机集团在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该书对津巴布韦土地与政治问题的分析并不是很客观。

“快车道”土地改革实施之后，津巴布韦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开始对其展开系统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自2004年5月起，总部位于哈拉雷的非洲农业研究中心开始发布一系列关于“快车道”土地改革后津巴布韦农业领域变化发展的报告，其中涉及“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总体影响，农场的规模与土地的利用，农业生产率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的变迁等。[32]2005～2006年，该中心在萨姆·莫约的领导下，对奇平格（Chipinge）、奇雷芝（Chiredzi）、格罗蒙兹（Goromonzi）、奎奎（Kwekwe）、曼圭（Mangwe）和兹文巴（Zvimba）六个地区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的土地分配、所有权、耕种与产量以及劳资关系和社会经济变迁等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调研，调研结果在2009年12月成书并以《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基础调查》为题发布。该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快车道”土地改革农场大部分为穆加贝政府的亲信所攫取的观点，指出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普通人，只有约15%的土地被分配给了所谓精英，而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获得土地与政治因素无关。[33]

2010年之后，有三本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专著相继出版，它们均对“快车道”土地改革所导致的结果持较为正面的看法。第一本为伊恩·斯库恩斯（Ian Scoones）等人在2010年出版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神话与现实》一书，该书通过对马旬戈省“快车道”土地改革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对该省新的农业生产结构、新农民的产生、农民生活的变迁和农村商品市场的形成等进行了较为正面的分析，从而驳斥了国际社会围绕“快车道”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几个“迷思”：这场改革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其受惠者主要是政治“权贵”；对新分配的土地没有进行投资；农业遭到彻底破坏，并因此而导致了长期的食品短缺；农村经济陷入崩溃；等等。[34]

2012年，约瑟夫·汉隆（Joseph Hanlon）等人所著的《土地与政治：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迷思》一书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并使人们开始转变对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的看法。该书肯定了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和津巴布韦人民的积极意义，展现了普通的津巴布韦人是如何以创造性的和未被承认的方式，通过使用他们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取的土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该书还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指出，津巴布韦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不但土地较之前得到了更好的利用，而且无论是小型的A1农场，还是以培育商业农业为目标的较为大型的A2农场，农业生产都逐步得以恢复，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农场主取得了成功。就此而言，“快车道”土地改革有利于增加产量与降低贫困。此外，该书还对美国和欧洲制裁津巴布韦进行了批评，认为从制裁结果来看，受影响最大的是17万普通农民，而非所谓腐败和独裁的精英集团。[35]

普罗斯珀·马通迪（Prosper Matondi）的《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一书也在2012年出版。该书是普罗斯珀·马通迪在2006年后长期追踪曼圭（Mangwe）、马佐韦（Mazowe）和沙瓦（Shamva）三个地区的学术成果，其对“快车道”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占有、土地权利、农业生产状况、政府与农场主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变迁等进行了分析。该书认为，“快车道”土地改革为许多津巴布韦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截至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农场主取得了成功。政府虽然并没有为土地改革农场主提供足够的支持，但其职能的转变，尤其是给予农场主更多的自主权，将会为津巴布韦未来农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该书最后指出，要想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改革的潜力，津巴布韦政府还需要进一步保证土地占有的安全性，对土地的利用进行更好的规划和投资，以及通过机构改革对土地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36]

2013年出版的两本学术论文集也对了解“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进程，以及其在农业生产、劳资关系和社会生活变迁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第一本是莱奥纳尔·克里夫等人编著的《津巴布韦2000年后“快车道”土地改革之结果》，其收录了最初发表在《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1年（第38卷）第5期上的10篇文章，分别从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率、农业劳资关系、妇女在土地改革中的得失和农业利益集团等角度对“快车道”土地改革进行了研究。[37]

第二本是萨姆·莫约和沃尔特·查姆巴蒂（Walter Chambati）编著的《津巴布韦的土地与农业改革：超越白人定居者资本主义》，为非洲农业研究中心在2000年之后组织一些津巴布韦学者所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的成果。该书以翔实的资料和扎实的调研成果，分别阐述了“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根源、老兵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的作用，“快车道”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关系和劳资关系的变迁，以及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等。[38]

继2010年出版《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神话与现实》一书后，伊恩·斯库恩斯又相继在2014年和2018年出版了《讨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对政策的挑战》两本著作。《讨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一书是伊恩·斯库恩斯在2000～2013年撰写的60篇关于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博客文章的合集，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与畜牧业生产、土地与政治的关系、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对南非等国的启示等。作者通过这些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进一步批驳了其在《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神话与现实》所中批驳的诸如“快车道”土地改革是完全失败和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等具有偏见性的观点。[39]

2018年出版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对政策的挑战》是伊恩·斯库恩斯关于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又一力作。该书一如既往地批驳了关于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一些迷思，指出在研究津巴布韦土地改革问题时，不应将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经验现实和细节分析之上。该书指出，尽管土地改革给津巴布韦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在“后穆加贝时代”，如果姆南加古瓦政府能够有效应对其给中小农场、年轻人、农场工人、粮食安全、农产品市场等带来的挑战，津巴布韦有望通过收获土地改革的红利而实现农业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40]

在“快车道”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且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为查尔斯·劳瑞（Charles Laurie）在2016年出版的《土地改革骗局：津巴布韦土地夺取时代的政治机会主义》一书。查尔斯·劳瑞在该书中对“快车道”土地改革进行了强烈批评，认为其并非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占有不平等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它是拥有政治权势的人为获得经济和政治收益而对白人农场的劫掠，是穆加贝政府为安抚其支持者和继续掌权的一项重要策略。[41]

斯坦利·赛瑞姆（Stanley Seremwe）在2019年出版的《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计划的发展后果》为最新出版的一本关于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著作。该书一方面对津巴布韦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是殖民政府所造成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和广大黑人民众对土地剥夺的抗争，最终导致了“快车道”土地改革的爆发；另一方面，该书还从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42]

除了上述著述外，还有学者从市民社会与土地改革间的关系，[43]“快车道”土地改革对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的影响，[44]“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粮食安全的影响，[45]以及妇女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46]等进行了专题研究，本书不再一一详细展开。

二 国内部分

相较国际非洲学界，中国学者对津巴布韦土地改革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迄今尚未出版以此为题的专著。目前以津巴布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两本著作，即何丽儿所著的《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和陈玉来编著的《列国志·津巴布韦》，[47]简单提及了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进程。

在学术论文方面，何丽儿、周慕红和李新烽对2000年之前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何丽儿是我国老一代研究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著名学者，她在1982年发表的《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一文是中国学者研究津巴布韦土地问题最早的成果之一。该文分析了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根源及其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并对独立后穆加贝政府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进行了简单介绍。该文认为，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产物，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津巴布韦的政治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并非一日之功。[48]何丽儿与钱榆圭在1987年发表的《非洲国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关于津巴布韦重新安置计划的调查》是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撰写的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对津巴布韦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进行了系统梳理，该文对该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问题及前景的分析，非常有见地。[49]

周慕红在2002年发表的《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一文对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进行了回顾，认为其是殖民制度造成的恶果。作者认为，《兰开斯特大厦协议》的影响、购买白人农场资金的短缺以及政府腐败和黑人人口增长过快等导致了津巴布韦土地问题解决的有限性，而这一有限性再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危机，最终导致了土地问题的尖锐化和老兵占领白人农场。[50]

李新烽在2011年发表的《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一文，对津巴布韦独立之前白人殖民者侵占黑人土地以及独立后津巴布韦政府为改变土地占有的极端不平等状况而进行的土地改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津巴布韦独立后国内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是其土地改革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他还对2000年之后的占地运动与“快车道”土地改革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指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田地有所耕”，以确保农业丰收和渡过经济难关。[51]

对于津巴布韦在2000年实施的土地改革“快车道”，国内目前虽尚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但有一些学者对其给津巴布韦农业乃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何丽儿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中认为，穆加贝政府在2000年推行的“快车道”土地改革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导致其失去西方的援助和投资。[52]王兵等在《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一文中则指出，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但强制性的土地改革不但导致了西方经济制裁，其失败还导致了粮食短缺、恶性通货膨胀及政局动荡等政治经济影响。[53]此外，孔令聪和刘晓辉等也认为，土地改革给津巴布韦农业、粮食问题和经济发展等都带来了不利影响。[54]

土地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津巴布韦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潘兴明在《津巴布韦问题探因》一文中认为，津巴布韦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要作为核心问题的土地问题未获解决，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就会依然存在。[55]李安山在《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一文中也指出，津巴布韦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各种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政治困境而进行了土地改革，但相对激进的土改政策使一部分白人的利益受到威胁，黑人的根本利益也未得到相应提高，政策的失误导致土地问题从民族问题逐渐转变为政治问题。[56]钟伟云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土地：津巴布韦的政治命门》一文中，他认为土地问题一直是津民盟维持其支持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津政府在2000年支持老兵抢占白人农场是其在支持基础萎缩、政治地位面临反对党挑战的情况下谋求广大农民支持的一种策略，但土地问题到底是一把夺命利剑还是一根救命稻草，有待检验。[57]

津巴布韦在2000年之后与西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土地问题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潘兴明在前引文中认为，土地和大选问题导致了津巴布韦与英国和英联邦关系的破裂。[58]高秋福在《津巴布韦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剖析》一文中也指出，津巴布韦与英国关系破裂是因为其搞土地改革。[59]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破裂导致津巴布韦在2002年之后实施“向东看”政策，曾强和李伟松的文章《津巴布韦局势及其“向东看”政策》对此进行了分析。[60]

此外，国内一些媒体也对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及土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报道，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史小凤的《津巴布韦土改惹来制裁》和韩炜的《穆加贝与曼德拉同学，但异路》两篇文章，前者认为“穆加贝赢得总统大选，也就是他的土地改革政策赢得的胜利”，津巴布韦大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总统之争，还成了农场主与农民、白人与黑人、宗主国与前殖民地、西方势力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较量，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两个字——土地；后者则指出穆加贝土地改革的本意并非驱逐白人，而是将其用作自己争取政治资本的一张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