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一 研究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其一，历史研究法。本书注重对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相关历史尤其是其独立以后土地改革史的挖掘，力争做到论从史出，不做无据之谈。其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法。对于津巴布韦而言，土地与发展研究有关，但因其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又可以从政治学领域对其加以考察。此外，鉴于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及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本书还将从宗教和国际政治等层面进行分析。其三，文献分析法。本书所采用的文献主要包括津巴布韦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各项法律、政府文件、讲话和报告，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土地改革问题的各类调研报告，已出版的回忆录、个人传记、访谈、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和论文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津巴布韦当地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报道等。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自2014年以来曾多次前往津巴布韦进行实地调研。2014年11月下旬至2015年3月，笔者前往津巴布韦进行博士学位论文资料收集并开展实地调研。在此期间，笔者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津巴布韦当地出版社、研究机构出版的一些图书和报告，拜访了几位津巴布韦研究土地问题的著名学者如萨姆·莫约教授，并前往土地改革农场做了一些访谈。此外，笔者还从哈拉雷出发，先后驱车前往东南部的马隆德拉（Marondera）、尼扬加（Nynaga）等地，西北部的奇诺伊（Chinhoyi）、卡罗伊（Karoi）和奇龙杜（Chirundu）等地，并一路向西，经切古图（Chegutu）、奎鲁（Gweru）、布拉瓦约（Bulawayo），最后到达维多利亚瀑布城（Victoria Falls）进行了考察。2017年12月初，2018年7月下旬，2019年6月底到7月底，笔者又先后三次前往津巴布韦，分别调研津巴布韦2017年11月政治剧变后局势发展情况，2018年7月总统选举情况和“后穆加贝时代”以来津巴布韦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在这三次调研期间，笔者又收集了大量学术资料，购买了一些当地出版的关于津巴布韦土地问题和政治发展问题的书籍，并实地考察和感受了最近几年以来津巴布韦的发展状况。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津巴布韦国家名称的变迁

自19世纪末以来，津巴布韦的国家名称发生了多次改变，为避免混淆，在此将各时期不同的国家名称详细介绍如下。1895年5月，英国南非公司正式采用南罗得西亚作为国家名称。1898年10月，英国政府颁布南罗得西亚枢密令，正式承认这一名称。1953年8月1日，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合并，成立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或称中非联邦。1963年12月31日，中非联邦解体。1965年11月11日，伊恩·史密斯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改国名为罗得西亚并沿用至1979年5月31日。1979年6月1日，白人政府与黑人温和派根据“内部解决”方案举行选举，埃布尔·穆佐雷瓦（Abel T.Muzorewa）获胜，将国名改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1980年4月18日独立建国，正式改国名为津巴布韦。本书在使用国家名称的时候，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而使用当时的国名，但在引用文献资料的时候，会忠实于原文所采用的国名。

（二）土地改革与土地问题

土地改革和土地问题是本书需要界定的两个主要概念。所谓土地改革，是指津巴布韦政府在独立后为解决在殖民统治时期所形成的少数白人农场主与广大黑人农民之间极端不平等的土地占有问题而采取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共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0～2000年，为以《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所确立的“愿买愿卖”原则为基础，通过政府购买土地进行土地重新安置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为2000年之后，为穆加贝政府强行征收白人农场进行“快车道”土地改革的阶段。

相对于土地改革，本书所使用的“土地问题”一词是一个内涵更加广泛的概念，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层次：首先，它指的是津巴布韦在独立前形成并在独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的白人与黑人之间不平等的土地占有问题；其次，它涉及津巴布韦政府为改变这种土地占有的不平等而在政治和经济等层面所采取的措施；最后，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就此而言，土地问题包括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主要强调的是改变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问题，而土地问题则还涉及为何要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以及改变之后所产生的结果等问题。

三 章节架构

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五章，具体如下。

第一章“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与民族反抗”，主要对津巴布韦独立以前的土地问题进行历史回顾与分析，以找到津巴布韦独立后土地问题复杂性的根源。本章认为，根据非洲人的传统，土地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部落的公有财产，且不得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这与欧洲人强调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权具有根本上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导致欧洲殖民者将非洲人的土地视为“无主土地”并开始对他们的土地进行剥夺。

欧洲人对津巴布韦的殖民始于英国南非公司统治时期对土地的占领，责任政府时期逐步完成对南罗得西亚土地的剥夺，并进而实现了土地隔离的合法化，而罗得西亚阵线党时期则颁布《土地占有法》，进一步强化了种族主义土地政策。殖民当局的土地剥夺与土地隔离先后导致了对殖民侵占土地的反抗、殖民统治下围绕土地问题的抗争和以土地为核心要求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解放战争。为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英国在伦敦召集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与会各方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最终签署《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津巴布韦据此取得独立，穆加贝随后在大选中获胜并当选总理。但《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所确定的以“愿买愿卖”原则为基础的土地分配方案，对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土地改革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章“土地重新安置与种族和解”，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以及其与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所采取的民族和解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章指出，津巴布韦在独立后迅速开始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以求解决土地占有的不平等问题和使土地得到充分而高效的利用。这一时期重新安置进程设定了A、B、C、D四种类型的农场，其最终目标为重新安置16.2万户家庭。然后，由于《兰开斯特大厦协议》的限制和津巴布韦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不足，到1990年，其仅安置了约5.2万户家庭。然而就成效而言，重新安置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减贫具有积极的影响。

本章认为，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与津巴布韦政府在独立之初所推行的种族和解政策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首先，土地问题是种族和解的基石，要想实现种族和解，尤其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和解，就需要妥善地解决土地问题；其次，种族和解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重新安置进程的开展，白人农场主借此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津巴布韦政府也出于实用主义和经济层面的考虑，在加快重新安置进程方面动力不足；最后，土地问题的迟滞解决，不但导致津巴布韦难以实现真正的种族和解，还导致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抛开种族和解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

第三章“土地重新安置与政局变迁”，主要论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这一时期津巴布韦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津巴布韦与英国之间关系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穆加贝政府通过修改《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和出台新的《土地征收法》废止了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中的“愿买愿卖”原则，但受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在1990～1996年，其仅安置了2万户家庭。1998年，穆加贝政府启动第二阶段重新安置计划，但到“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前，也仅安置了4679个家庭。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引发了“社区领导的占地行为”，以及人们对穆加贝政府越来越严重的不满。穆加贝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下滑，并最终在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全面恶化。与英国关系的恶化一方面导致穆加贝政府将英国作为重新安置进程失败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则使其不会再因英国政府的态度而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保持克制和进行妥协。

津巴布韦的政治局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发生了急剧变迁，民众的反抗、老兵的不满和民革运的崛起，使穆加贝政府面临着自独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政治危机。当穆加贝最终面临执政危机和下台风险，需要在黑人农民和白人农场主以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最终选择黑人农民和政治利益。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及将土地与政治完全结合在一起。

第四章“‘快车道’土地改革与奇木兰加”，主要讲述的是2000年之后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以及土地问题在这一时期的最终政治化。穆加贝政府对2000年2月举行的宪法草案全民公投寄予厚望，但其因免费征收土地和增加总统权限的条款，而最终遭到以民革运和全国制宪委员会为主的反对派力量的否决。宪法草案被否决成为由老兵所领导的大规模占地运动的导火索，穆加贝政府为了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对占地运动进行了支持。随后，其通过修改《宪法》和《土地征收法》而将无偿征地合法化，并迅速启动了“快车道”土地改革。“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解决了广大黑人与少数白人农场主之间自殖民时代以来就存在的不平等的土地占有问题。截至2010年，津巴布韦已经只剩下198个白人农场，占地10万公顷；而A1农场和A2农场的总数约为17万个，总面积达到了656.79万公顷，加上此前的重新安置农场，共有1300万公顷土地属于独立后土地改革后的农场。此外，截至2006年，共有约100万人在土地改革后的农场中全职劳作。

穆加贝政府将“快车道”土地改革宣传为第三次奇木兰加，以求在爱国主义的政治话语中为“快车道”土地改革寻找依据，并提升津民盟的政治合法性、缓解民革运给其带来的政治冲击。但爱国主义的重塑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勃兴、暴力的频繁运用及将土地作为政治工具。

第五章“‘快车道’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2000年后的发展进程”，介绍“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所产生的影响。从经济层面而言，农业生产因“快车道”土地改革而受到巨大的冲击，大幅减产，但随着穆加贝政府在政策层面的努力和土地改革农场主所进行的“底层积累”，农业生产在2009年之后开始逐步恢复，玉米、谷物和烟草等的产量甚至一度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在“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影响下，津巴布韦经济发展也在2000年之后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三个阶段。

从政治层面而言，穆加贝与津民盟因农业生产下滑和经济衰退而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遭到民革运的挑战，并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遭遇了自独立以来最大的选举危机。然而，随着农业生产乃至整体经济的逐步恢复，穆加贝和津民盟在2013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

从外交层面而言，因“快车道”土地改革和围绕2002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暴力行为，津巴布韦被英联邦终止成员国资格，并因此而遭到了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这也导致津巴布韦实施“向东看”政策，并使得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取得了全面与快速的发展。

本书的“结语”部分指出，尽管“快车道”土地改革有其历史必然性，但穆加贝政府之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开展这一激进的改革，政治诉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快车道”土地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但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与农业发展本身乃至土地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都远未尘埃落定。姆南加古瓦在2017年11月上台后，虽多次表示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但他也承诺会对失去土地的农场主进行适当补偿，且已向前白人农场主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回到津巴布韦从事农业生产。此外，姆南加古瓦政府还拟继续推动土地改革向深入发展，力争使更多的无地农民“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但在津巴布韦当前还面临一些挑战与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要更好地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和推进农业发展，姆南加古瓦政府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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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e Ambreena Manji，The Politics of Land Reform in Africa：From Communal Tenure to Free Markets，Zed Books Ltd，2006；Richard Kuba and Carola Lentz，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in West Africa，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6；Catherine Boone，“Electoral Populism Where Property Rights Are Weak：L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Sub-Sahara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Vol.41，No.2，2009，pp.183-201.

[4] 津巴布韦土地、农业、水资源和农村重新安置部网站，http：//www.moa.gov.zw/。

[5] 奇木兰加（Chimurenga），绍纳语，意为“抵抗”或“反抗”，尤其用来指1896～1897年起义和现代的解放战争。See Steven C.Rubert & R.Kent Rasmusse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Zimbabwe，Third Edition，Scarecrow Press，2001，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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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V.Moya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in Zimbabwe，Mambo Press，1984.

[11] H.V.Moya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in Zimbabwe，Mambo Press，2002.

[12] 萨姆·莫约，津巴布韦著名学者、非洲土地和农业问题专家、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前主席，自20世纪80年代起发表了大量关于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论著。在津期间，他曾邀请笔者前往他家共进晚餐，并介绍笔者前往非洲农业研究中心查找资料。2015年11月22日，萨姆·莫约在印度新德里开会时因车祸去世。

[13] Sam Moyo，“Land Reform and Redistribution in Zimbabwe since 1980，” in Sam Moyo and Walter Chambati，eds.，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pp.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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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an Weiner，et al.，“Land Us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Zimbabwe，” pp.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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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obin Palmer，“Land Reform in Zimbabwe，1980-1990，” African Affairs，Vol.89，No.355，1990，pp.163-181.

[24] Sam Moyo，Land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Land Use Change in the Mashonaland Provinces，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Uppsala，2000.笔者曾在2014年11月27日前去拜访萨姆·莫约先生，当谈到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原因的时候，他重点强调了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土地需求问题。他表示，虽然国内政治因素及与英国的关系恶化等因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津巴布韦人对土地的需求才是“快车道”土地改革最为根本的原因。

[25] Simon Mawondo，“In Search of Social Justice：Reconciliation and the Land Question in Zimbabwe，” in David Kaulemu，ed.，The Struggle after the Struggle，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2008，pp.7-19.

[26] Lloyd M.Sachikonye，“The Promised Land：From Expropriation to Reconciliation and Jambanja，” in Brain Raftopoulos and Tyrone Savage，eds.，Zimbabwe：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Weaver Press，2005，pp.1-18.

[27] Calvin O.Masilela and Diedre Rankin，“Land Reform in Zimbabwe：ZANU-PF’s Red Heering，” East Af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Vol.20，No.1，1998，pp.11-29.

[28] Amanda Hammer，Brain Raftopoulos and Stig Jenson，eds.，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Rethinking Land，State and 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Weaver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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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Human Rights Watch，Zimbabwe：Fast Track Land Reform in Zimbabwe，2002，Vol.14，No.1（A）；African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Land in Zimbabwe：Past Mistakes，Future Prospects，2009.

[3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Blood and Soil：Land，Politic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ress，2004.

[32] See Sam Moyo，“Overall Impacts of the 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me，”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2004；Crispen Sukume，Sam Moyo and Prosper B.Matondi，“Farm Sizes，Decongestion and Land Use：Implications of the Fast-Track Land Redistribution Programme in Zimbabwe，”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2004；G.Chigumira and I.Matshe，“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tudy，”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2004；Sam Moyo，“Emerging Land Tenure Issues in Zimbabwe，”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2007.

[33] Sam Moyo，et al.，Fast Track Land Reform Baseline Survey in Zimbabwe：Trends and Tendencies，2005/06，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2009.

[34] Ian Scoones，Nelson Marongwe，et al.，Zimbabwe’s Land Reform：Myths & Realities，James Currey，2010.

[35] Joseph Hanlon，Jeannette Manjengwa，Teresa Smart，Zimbabwe Takes Back Its Land，Jacana Media （Pty） Ltd，2013.该书最早由美国库玛里亚恩出版社（Kumarian Press）在2012年12月出版，后南非的雅卡纳出版公司于2013年在非洲出版发行。本书引用的为后一版本。该书在2018年由沈晓雷等翻译成中文出版，见〔英〕约瑟夫·汉隆、〔津〕珍妮特·曼珍格瓦、〔英〕特雷萨·斯马特《土地与政治：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迷思》，沈晓雷、刘均、王立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6] Prosper B.Matondi，Zimbabwe’s Fast Track Land Reform，Zed Book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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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am Moyo and Walter Chambati，eds.，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Beyond White-Settler Capitalism，CODESRIA，2013.

[39] Ian Scoones，Debating Zimbabwe’s Land Reform，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0] Ian Scoones，Land Reform in Zimbabwe：Challenges for Policy，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2018.

[41] Charles Laurie，The Land Reform Deception：Political Opportunism in Zimbabwe’s Land Seizure Er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2] Stanley Seremwe，Development Outcomes of Zimbabwe’s Fast-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m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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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asther Chigumira，Zimbabwe’s Fast Track Land Reform：Land Use Practices，Livelihood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t Three Resettled Areas in Kadoma District，Zimbabwe，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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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陈玉来编著《列国志·津巴布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8] 何丽儿：《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西亚非洲》1982年第3期，第17～22页。

[49] 何丽儿、钱榆圭：《非洲国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关于津巴布韦重新安置计划的调查》，《西亚非洲》1987年第5期，第1～11页。

[50] 周慕红：《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与发展》，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77～195页。

[51] 李新烽：《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非洲研究》2010年第1卷（总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99～212页。

[52] 何丽儿：《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由来与发展》，《树人学报》（香港）2005年第3期，第25页。

[53] 王兵、常伟、程艳军、徐珍源：《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世界农业》2010年第4期，第54～56页。

[54] 孔令聪：《津巴布韦粮食生产的困境与出路》，《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29～33页；刘晓辉、刘速杨：《津巴布韦农业发展经验研究及中津农业合作建议》，《世界农业》2014年第2期，第153～157页。

[55] 潘兴明：《津巴布韦问题探因》，《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第77～82页。

[56] 李安山：《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第23～28页。

[57] 钟伟云：《土地：津巴布韦的政治命门》，《世界纵横》2000年第6期，第22～23页。

[58] 潘兴明：《津巴布韦问题探因》，《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第81～82页。

[59] 高秋福：《津巴布韦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剖析》，《西亚非洲》2007年第12期，第52～57页。

[60] 曾强、李伟松：《津巴布韦局势及其“向东看”政策》，《亚非纵横》2007年第5期，第36～40页。

[61] 史小凤：《津巴布韦土改惹来制裁》，《新闻周刊》2002年第6期，第60～61页；韩炜：《穆加贝与曼德拉同学，但异路》，《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10期，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