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编者前言

经过数月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二十一辑）很快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集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开始几年一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几年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集刊实际上担当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1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部聘为特聘教授，因而本刊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集刊已连续四度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新闻出版总署又对各类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前几年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是对本刊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自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万～3万字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40000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同时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此外，本刊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发表合作的稿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文学者的论文大多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且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行文风格，因此一篇独具个性的优秀论文是不可能由多人合作写成的。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1～2篇，视其来稿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或者直接向国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20万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本辑与第二十辑的栏目设置略有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中年学者陈世丹之手，所探讨的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话题：后现代文学伦理学。陈世丹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后现代西方伦理学解构和批判了现代性和现代西方伦理学，旨在重建后现代道德价值体系，重构自我尊重他者、自我尊重自然的道德关系，这对于指导人以及人类共同体的行为、促进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和谐，发挥了而且正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由此而衍生的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便从西方后现代伦理学视角阐释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揭示文学文本通过虚构的人与社会所表现的后现代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揭示文学文本所表现的后现代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后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这自然对我们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参与国内外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讨论有着某种导向作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都是围绕当下国内外文学理论界的前沿课题而作。王琦的文章探讨的是法国哲学家南希的文学共通体思想，作者认为这是南希对非功效的共通体之思考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哲学思辨式的推演，作者指出，文学共通体指涉的是共通—中—存在本身，沟通并不意味着文学共通体必须具有某种可沟通性、可理解性或可传递性，而是将文学移交给那个无限交流着的界限。在文学共通体的沟通、分享和分联中，独一存在成了它自身的真理，成为它尚未成为并且正在到来的它自身。毫无疑问，南希对文学共通体既联结又分离的双重性的强化，实际上解构了以表征或完成为鹄的的主体化过程，使政治与文学各自向着彼此敞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希关于文学共通体的思想，极大地扩展了解构哲学的分析领域，对我们反思文学终结和审美自律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C.杰弗瑞的文章用符号学中的像似性概念探讨了文化社会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意义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在意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等。作者指出，像似性符号作为象征的浓缩，以具体的物质形式产生一般的社会意义，通过审美形式将无形的抽象道德包摄进来，使意义获得形象上的可视性；在感官即像似性体验的作用下，当具有美学形态的物质性指称社会价值时，就会产生像似性意识，而后者可以用来解释意义的生成。故此，杰弗瑞的文章主要从物质的地位、美学的地位、道德的地位、现实的地位和精神的地位出发，比较了像似性意识与上述诸范畴的异同。刘佳慧的文章虽然讨论了语义批评这个西方文论史上的老的批评流派，但是她从今天的立场出发追溯了语义批评的源流以及其对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结构主义、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语义批评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流变，雅各布森对“诗学功能”的探究，以及弗莱引入“文类”和“传统”的要素，均突破了语义批评过于注重具体文本的语义分析的局限。接着，作者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语义批评对中国诗歌及诗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朱自清、钱锺书和叶嘉莹等人都是将语义批评运用于中国诗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这些都说明，语义批评仍然是一股“被遮蔽的”潜流，它也许在未来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将有所作为。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仍有计划地选发一些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写出的研究论文。本辑这个栏目选发的是都岚岚和杨林的文章，都岚岚文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学的阐述和当代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入手，认为应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中得到启示，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具有事件性特点的动态发展过程。文章重点审视了女性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勾勒女性写作如何在女性主义文论的蓬勃发展中重构世界文学经典，并具体以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为例，说明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具体路径，认为其跨境流通的作品影响和改变了目标语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应该说，该文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首次将王安忆的作品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并探讨其在海外的传播的尝试，对国内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杨林的文章则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阅读”的概念，该文从细读阿尔都塞的一系列著作入手，详细地解读并分析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进行“症候阅读”这一方法，进而阐释了“症候阅读”如何启发“文学是对意识形态的生产”的理论，同时说明并论述了“症候阅读”与后现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关系。该文对我们深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辑的第三个栏目“亚非文学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是首次设立的，特选发两篇从后殖民的理论视角探讨亚非文学的论文，孙晓萌和胡燕的文章讨论了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少数族裔文学思想。作者认为，索因卡同时对神话仪式痴迷和对现实社会政治予以关怀，但这并不构成对立的矛盾关系。在他的作品中，非洲现实与本土神秘主义因素相融合，西方经典被借鉴改写后经历了时空移置，这恰恰体现了索因卡文学创作和批评思想的包容与多元特征。作者从德勒兹的关于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多元性与异质共生的理论出发，观照了索因卡文学作品与批评理论中的政治性问题，探索其政治书写在微观权力构型中产生的效应，阐明索因卡通过少数族裔语言与文学的应用，试图构建多元共生的文学批评思想，从而打破了二元对立结构，消解了权力中心，并且实现了非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逃逸。作者通过详细的论证试图证明，这位非洲文学巨匠对非洲文学话语重构以及非洲文学主体地位建构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对德勒兹微观政治理论的具体应用，对非洲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了新颖的解读和阐释。另一篇文章出自美国学者科瓦库·A.吉雅西之手，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之关系，并涉及了世界文学辩论中的翻译问题。这些新的观点对于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的世界性和可译/不可译性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本刊第四个栏目为“文学阅读与理论阐释”，发表了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杨肖的文章讨论的是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出现的文学流派——“新寓言”派。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流派作了探讨。第一，“新寓言”派探宗，重点梳理他们对启蒙时代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人的寓言性哲理写作传统的继承。第二，研究“新寓言”派的创作旨归：首先，借助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分析出“新寓言”派世俗性的“希波克拉底面容”的写作特点；其次，在寓言性作品的言与意的关系上，指出他们擅长以模糊性来拓展寓意的维度，并印证本雅明针对“象征”这个“篡位者”展开批评及对寓言给予肯定的合理性；最后，剖析他们在互文性写作基础上建构的“寓言+”的层叠样态。第三，从莫迪亚诺的“迷宫”看“新寓言”派的“寓言”自觉以及哲理之光。这种从文本细读入手总结概括出理论思想的方法值得提倡。王珊珊的文章则从今天的女性主义视角揭示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女性写作——私人化写作。作者以玛丽·罗思夫人的私人化写作为个案，通过细读她的一些爱情诗，认为罗思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和散文体浪漫传奇的女作家，她将她与表兄的恋爱关系写进书中，其写作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面对书写爱情与公开发布的禁忌，罗思与她书中的女主角潘菲利亚一样，采取了迂回的空间策略。十四行诗中的诗人是以封闭而隐秘的姿态出现的爱人形象，在诗中羞涩而隐晦地容纳进情人，到最后退出公共表意。在作者看来，浪漫传奇则是从在没有风险的私人空间写作到在公共空间适度展示，吸引到目标读者后又回到私人空间。因此作者认为，这种独特的女性写作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当代女性主义的私人化写作，具有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

本辑的第五个栏目“批评理论与争鸣”发表了肖建华对“场外征用”说的批判性讨论文章。作者首先指出，“场外征用”是张江近几年构建的“强制阐释论”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张江强调了一种自在论的文学观，这种自在论的文学观主张一种以文本为核心的本体阐释。为了维持其自在论文学观所希冀的文学场的独立性、纯粹性，张江事实上走向和选择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文论。他对“场外征用”的反对和其所持的自在论的文学观当中有一些局限，这些局限一是没有认识到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相互指涉、相互影响导致文学本体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复合性特点，二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场外征用”在文化生产活动中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地位，三是在论述过程中不能坚持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导致了一些论述上的自相矛盾。最后，作者总结道，无论从文学本体的复杂性、复合性特点来看，还是从文学阐释者的历史性、主观性来看，文学阐释都是可以进行各种场内理论和场外理论的征用的。对各种场内理论和场外理论的征用，使得文学阐释始终具有一种“有界而无边”的特点。这些观点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围绕“强制阐释论”进行的讨论。

本刊的编定正值2019年秋季学期结束，大家都已开始寒假前的准备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宁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