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井村致贫因素

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7]关于贫困的成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分析主要涉及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贫困问题，研究对象是国家或地区。微观分析涉及农户层面的贫困问题，以农户为研究对象，把内容缩小到直接导致农户贫困的原因上来。其中，学术界关于宏观层面贫困成因理论讨论时间较长，成果也较为丰富，比如经济学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社会学方面的人口剩余致贫论、人力资本理论，文化学方面的贫困文化理论，环境学方面的自然环境因素关联理论等。[8]具体到王井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制度供给不足等普遍性因素外，还有一些自身特有原因，本书将从地区宏观与个人微观两个方面对其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其中，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夏津县的整体经济形势以及自然环境与灾害，微观因素主要包括王井村贫困户自身原因。

（一）夏津县整体经济形势

夏津县隶属于山东省德州市，地处鲁西北平原、鲁冀两省交界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北依德州，南靠聊城，西临京杭大运河，青银高速、308国道、254省道、315省道纵贯全境，具有良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夏津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二、三产业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困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德州在山东省17个地市中属于相对落后地区，而夏津在德州地区又属于较为落后的县区。截至2016年，夏津县年末常住人口是520148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90人，不仅高于德州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而且在各县区排第三位。县生产总值为187.5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36215元，在各县区排倒数第二。固定资产投资为1268768万元，除去市区内面积较小的运河开发区外，在各县区排名倒数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39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843元，均在各县区排名倒数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173万元，除运河开发区外，在各县区排名倒数第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9412万元，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239万元，两者逆差数额在各县区排名第二。综上所述，夏津县人口密度大，在德州市各县区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名都较为落后。

表1-1 2016年夏津县主要经济指标与德州市其他县区对比

根据2017年1月笔者在夏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获取的资料，截至2015年，夏津县共有省定贫困村6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31422户，贫困人口65954人。根据致贫原因，全县贫困户可分为因病20804户，因残1575户，因学238户，因灾61户，因缺土地425户，因缺技术1488户，因缺劳力5158户，因缺资金1673户，加总31184。夏津县计划2016～2017年基本完成62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摘帽工作，同步完成对市定、县定贫困人口帮扶工作，确保贫困人口收入超过当年省定扶贫标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确保扶贫工作重点（帮扶）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水平，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实现“五通十有”（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信息，有旱涝保收田、有致富项目、有办公场所、有卫生室、有卫生保洁制度、有学前教育、有文化室和农家书屋、有健身场所、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就业保障措施）。2018年实现贫困村、贫困人口全部兜底脱贫；2019～2010年巩固提升成果，进而实现“两年脱贫、一年兜底、两年巩固”的工作目标。

（二）夏津县自然环境与灾害[9]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夏津是旱、涝、雹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史料记载，自1930年至1985年的56年中，发生旱灾29次，平均1.93年一次；发生涝灾11次，平均5.1年一次；发生雹灾28次，平均2年一次。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中，发生旱灾13次，平均1.3年一次；发生涝灾3次，平均5.67年一次；发生雹灾12次，平均1.66年一次。总的发展趋势是旱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洪灾和雹灾的影响逐渐缩小，洪灾已基本消失，此外还有雪灾、风灾。另外，农作物及林木的病虫灾害也多有发生。

旱灾是夏津的主要自然灾害，是全县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特别是近20年来尤为突出，十年九旱已成为夏津的气候特点。旱灾一年四季都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春季和晚秋，这两个时期正是农作物的春播、秋种时期，危害较大。近年来，由于地下水的超量开采，水位下降严重，旱情对人畜饮水已构成威胁。除了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夏津的旱灾还有连续性的特点，一般以2～3年连旱为多，也有连旱年数更多的记录。2002年是有史料记载（1930年始）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全年降雨量仅为253.7毫米，全县55333公顷作物不同程度地受害。

除了旱灾，对全县造成普遍性影响的还有风灾。近年来，夏津县风灾呈增多趋势，仅2015年6月夏津就接连出现两次大风灾害，给农业生产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王井村均有受灾。[10]2016年、2017年王井村在麦收时节也遭受了风灾，大片待收割的小麦倒伏在地，严重影响了产量。据村中不完全统计，王井村2016年因风灾小麦减产30%，2017年因风灾小麦减产11%，其他农作物、树木及村中公共设施、村民财产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笔者2017年6月在王井村调查时就曾遇到一场短时间的大风暴雨，持续半小时的异常天气使农民的收成大幅减少。祸不单行，暴风雨过后，由于小麦倒伏潮湿，暂时不能收割，在等待晾晒收割期间，太阳暴晒加上干热风，空气异常干燥。不知是故意还是疏忽，有人在路边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造成麦田起火。火势在干热风的作用下迅速蔓延，全村及周边村庄村民以及县里的消防队多人出动，虽然最终扑灭了大火，但是过火麦田基本上颗粒无收。

随着近年来降雨量的减少，洪灾的情况较为少见。雹灾方面，夏津县历史上一直是雹灾多发区，1994年县里设置了人工防雹增雨炮点，开始防雹增雨作业，虽然没有杜绝雹灾的出现，但减少了雹灾的次数、减轻了危害。除此之外，夏津县的自然灾害还包括干热风、连阴雨、霜冻、低温冰冻、地震、雷电等。同时，农作物与树木的病虫灾害对农业发展的危害也极大。作为产棉大县，棉花曾是夏津县的主要种植作物，而棉铃虫就曾对夏津的棉花种植业造成重创。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长期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棉铃虫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下降，药物控制已是力所不及。除了每日都要喷洒农药，农民还要耗费大量时间下田捕捉。棉铃虫的肆虐，致使农药、燃油喷雾器等农资投入以及人力成本大幅增加，再加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农民有时候辛苦一年却收入甚微甚至出现赔钱的情况。在此背景下，不少人选择了外出务工经商，这也是王井村90年代初期村民陆续外出务工经商的主要原因。一直到90年代后期，随着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扩大，棉铃虫危害才明显减轻，现已成为次要害虫。

（三）王井村贫困户个人致贫原因

除了夏津县整体经济较为落后、自然灾害频发等客观原因外，王井村的贫困户还存在一些自身个人原因。2016年王井村已经实现了整体脱贫，因此2017年笔者调研时以2015年底王井村最后一批贫困户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其脱贫前的致贫原因。这68户贫困户中，除极个别家庭因好吃懒做、思想保守落后、无耕地、子女上学等情况外，疾病、年老、残疾是最主要的致贫原因，并且三者互相关联，不少贫困户兼具其中两项甚至三项致贫原因。具体而言，贫困户年龄普遍较大，其中年龄大于60岁的贫困户为47户，占69.1%；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学历以文盲、小学、初中为主。最主要的致贫原因为疾病，有43户因病致贫，占63.2%；其次是因老致贫，共13户，占19.1%；共7户因残致贫，占10.3%；因学致贫2户，占2.9%。因病致贫的贫困户中，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较高，具体包括脑血栓、高血压、心脏病。即便不是贫困户，笔者调查中发现王井村及周边村村民中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占比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在50岁以上人群中。关于夏津地区疾病与贫困的关系，有人专门做过相关研究，[11]虽然其以另外一个村子为研究对象，但是情况与王井村基本一致，其分析的几大原因也完全适用于王井村。

1.不科学的饮食习惯

王井村主产小麦，村民以面食为主食。蔬菜方面，夏秋季节主要依靠自家庭院种植的蔬菜，冬春季节则多从附近集市上购买，蔬菜摄入量明显不足。除价格便宜的萝卜、白菜外，摄入蔬菜以咸菜为主，贫困户尤为突出。除此之外，水果摄入量远远不够，鱼虾摄入量极低，豆类和奶类食品严重缺乏。这种饮食结构既与当地物产有关，也与多年来形成的饮食习惯有关。当地村民普遍认为，菜不咸不下饭（馒头），不多吃几个馒头，就没有干活的力气，因此饮食中酱油、食盐含量较高。即便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也有喜咸的习惯。不光老年人吃盐多，年轻人甚至婴幼儿食盐摄入量都严重超标。不少还不到一岁的幼儿已经开始跟随家长吃高盐食品。即便笔者给他们讲解多吃盐的危害，村民认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吃的，孩子也都是这样养大的，有些人虽然承认吃盐多对身体不好，但是饮食习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过来的。依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可以认为当地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比较高与当地居民高盐的饮食习惯存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2.不洁的卫生环境

王井村及周边村庄村民家中的厕所基本上都是传统旱厕，厕所内挖一茅坑，厕所后面挖一个露天大坑作化粪池。平时家中污水垃圾都倒入化粪池中，化粪池大多没有进行防渗水处理，导致污水直接渗入周边地下，而池中的粪便主要被用作农家肥。村民家中多种有蔬菜，粪肥未经处理直接做蔬菜的肥料，蔬菜也因此容易携带病虫卵。另外，这种传统旱厕极易产生沼气、滋生蚊蝇、传播疾病，再加上有些家庭会把储存水的水缸放在院子里，[12]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2017年笔者在王井村调研期间，正赶上山东省的农村改厕运动。改厕主要是把原来的茅坑换为瓷砖便池，旁边装上一个压水桶，将粪便冲入厕所后面的化粪池。为避免粪便污水渗入地下，在原来化粪池处的地下埋入一个容量为两吨水的大塑料桶，粪便污水被冲进桶中。桶满之后，可以预约专门的粪水处理公司上门回收，只需缴纳一定的费用。改厕之后，粪水不会下渗，另外化粪池与外界隔绝，可以避免污染空气及滋生蚊蝇。

虽然改厕工程由政府出钱出人，但是推行起来还是遇到很大的阻力。首先，旱厕改为水厕后，水费必然增多，回收粪便污水也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许多村民特别是岁数大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村民对此比较介意。其次，冲水便池需要重新铺设专门的进水管道，当地厕所都在屋外院子里，冬天水管时常冻裂，即便水管冻不裂，水也时常被冻住，需要手提水桶进行冲洗，对于岁数较大的老年人而言，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最后，化粪池大桶占地面积较大，庭院面积较小的家庭填埋安装有些不便。抽粪车自身体积较大，有些老旧房屋所在的胡同较为狭窄，不便车辆进出。虽然有些村庄因为村民抵制，改厕运动没能顺利推行开来，但是王井村的改厕运动还是受到大部分村民特别是年轻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村民的欢迎。2018年笔者再次回访时，改厕完成的家庭庭院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蚊蝇也比此前明显减少，卫生条件明显改善。

3.个人的健康禀赋低下

每个人的健康禀赋都有所不同，有的人生来就带有先天性不足和遗传性疾病，使子代的初始健康资本就落后于人，进一步加重家庭的医疗负担。具体到王井村的贫困户，健康禀赋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家族遗传性精神病。王井村58户贫困户中，6户家中有智力低下、患有家族性精神病的人。这些患有家族遗传病的农民，丧失了劳动能力，降低了整个家庭的劳动收入，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有些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还需要家庭成员放弃工作来照顾护理。更严重的是，这种家族遗传病会使子代重复“贫困—疾病”的过程，使得整个家庭陷入长期贫困境地。笔者调查时发现，随着人们对遗传病思想认识的提高，王井村患有精神病的贫困户子代患者都没有结婚，阻断了将疾病继续遗传给下一代的可能。

4.文化程度低，健康意识薄弱

受经济条件和地域的限制，大部分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而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又往往影响到子女受教育程度，进而妨碍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子代的收入获取能力，使得贫困也具有“遗传性”。王井村村委会成员李金瑜（66岁）、李金星（59岁）二人都是高中学历，在20世纪70年代属于村里的“高才生”。虽然受时代局限，两人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但均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其子女都是大学毕业生，目前在济南与天津工作。反之，村中许多家长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的学习氛围不浓，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再加之有些家庭经济困难，孩子自己也不爱学习，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这些不再读高中的孩子，有的会去技校学门手艺或者外出打工，有的则无所事事混社会或者在家中“啃老”。同时，文化水平低还导致村民健康意识薄弱，许多村民日常不注重疾病的预防，生病之后又采取错误的应对方式，比如不少贫困户因为怕去医院花钱多，迷信偏方与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其结果无疑是雪上加霜。笔者在王井村调查时发现：大部分的村民常年不做体检，身体不舒服就在村卫生室拿点儿药，轻病不会去医院。与此同时，不少村民迷信算命以及找乡间“神医”，贻误看病时机，导致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甚至是绝症。

5.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

外出务工期间，由于缺乏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农民工生病或者受伤后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王井村外出务工人员因为工伤而造成身体伤害的情况已有几例，其中最为严重的当数贫困户王如己，其在工地上被机器绞去了一条腿，成为终身重度残疾。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以及自身能力有限，受伤之后的农民工很难维权，很多时候除了自认倒霉，别无他法。就算不外出打工，村民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也往往因为较高的劳动强度而落下“职业病”。不少村民特别是中老年女性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和此前种植棉花时长时间的低头弯腰劳作有很大关系。近几年，由于种植作物多换为小麦、玉米，其播种、收割都可以实现机械化管理，再加之大部分年轻人不再进行农业生产，因农活而受伤的情况正在逐渐减少，但在外务工期间受伤情况有所增加。

6.农村医疗服务利用水平低下

贫困户中患病比例较高，医药费开支高，看不起病、不去看病的情况时有发生。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拥有的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王井村有2个卫生室5名医生，只能进行门诊，不能接收病人住院治疗，所以在这里就医并不能报销医药费。有些行动不便或者年岁较高的村民，为了就近看病与治疗，不得不自费。除此之外，即便住院之后可以报销相关费用，也有一定的起付线与封顶线，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压力仍较大。贫困户王念海为了给患有脑瘫的孩子治病，2015年在北京花费十余万元，但当时异地报销有诸多限制，脑瘫治疗内容中的康复治疗属于不能报销内容，自费比例极高，大大加重了家庭的贫困情况。总之，多项因素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影响着贫困户的身体健康，加剧了患病与致贫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