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文化”与“文化观念”

严格来说，用“观念”来指称英国新左派围绕“文化”建构起的论述，效果并不完美。一方面，“观念”一词似乎总是意味着一种相对抽象的思维方式，一种从具体的对象当中提炼某种纯粹的本质或关系的冲动，而从后面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到，这与新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完全相悖的；另一方面，新左派对“文化”的思考是逐步深入和复杂化的，而当最初略显零散的思考最终被引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阐释时，它所形成的丰富的论述已经可以被称为一种“理论”。但是，考察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新左派的文化观对“理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抵制。对新左派，尤其是早期新左派而言，“文化”原本就是用来对抗被视为抽象的理论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意识又在两代新左派的“经验”与“理论”之争中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成了新左派文化论述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尽管最终形成的“文化唯物主义”确实具备了理论化的内在诉求，但我们依然不应忘记汤普森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彰显的对“理论”形式本身的警惕。所以，本书选择使用“文化观念”，一方面是为了淡化其“理论”的外观，另一方面也意在凸显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除此以外，“文化观念”一部分也来自新左派成员之一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启示，他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当代意义重大但同时又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文化”进行了一番阐释，书名就叫《文化的观念》。

英国新左派围绕“文化”的讨论涉及文化的定义、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与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尤其是英国自身的文化与当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不仅包括历史与现今的经验考察，同时也包括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批判性思考，特别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存在的缺陷的审视与补充，以及对来自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审慎态度。从新左派内部思想交锋的角度来回顾这些讨论，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就是它们所体现的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显著差异。“文化”大讨论的标志性开端是理查德·霍加特出版于1957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其核心著述还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长期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两本著作以及汤普森的评论性文章《长期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和威廉斯的《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1958）等一系列文章。这几位早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共同开创了新左派关注研究文化问题的传统，并将文化问题与如何看待英国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英国文化现状和如何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业已暴露的理论上的局限性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后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这一英国新左派重要思想贡献的基础。然而，早期新左派这种被认为基于平民化、经验化和带有怀旧感伤气质的思考，自60年代以来便遭到了以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和特里·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他们在《英国工人阶级》（“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当前危机的起源》（“Origin of the Present Crisis”）、《批评与政治：威廉斯的工作》（“Criticism and Politics：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等文章中质疑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分析，焦点主要集中在：这种经验式的考察是否能够保证其研究是“唯物主义”的；英国的思想传统与革命传统在当今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是否具有他们所认为的价值；他们提出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是否能够作为有效的斗争武器和值得争夺的战场。从根本上说，第二代新左派怀疑的是早期新左派的理论水平和他们与英国传统观念乃至精英主义文化之间的“暧昧关系”。表面上看，新生代的批评并未给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威廉斯的威尔士研究、戏剧研究和《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显然是沿着他们设定的路线逐步进行的，但实际上他们与新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已经打响。在提供了上述出色的具体研究成果之后，威廉斯与汤普森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回应后者的批评。汤普森用《英格兰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回击了安德森等人对他的“民族主义”指责，用《理论的贫困》批评了第二代新左派倚仗欧洲大陆新兴思想资源，过分贬抑、轻视英国本土革命传统的创造力的所谓“国际化视野”；威廉斯则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文章再次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助分析并吸纳第二代新左派深感兴趣的一些“新”的理论资源来支撑、完善自己的观点，尝试进行“希望的资源”的整合，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当中坚定地明确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具有总括意义的概念。

上述的论争在国内现有的相关领域研究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其进展与意义往往被高度压缩。这种压缩使得许多重要的细节与差异被忽视，尤其是早期新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展开，由此也使得我们无从窥见其中深层次的复杂性，特别是这些复杂矛盾对日后英国新左派思想发展的影响。在“文化”讨论的初期，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与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共同奠定了“文化”这一主题。同时，威廉斯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回应霍加特的文章《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文化》，以及二人共同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一期的对话《工人阶级的态度》（Working Class Attitudes），似乎都显示出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然而实际上不仅在新左派合流之前他们鲜有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无论是立场还是观点都存在分歧。后人对二人此阶段工作的批评中往往会提到他们的“怀旧”与“保守”，提到他们对逝去的文化环境的天真幻想，然而事实上他们最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一层面。对霍加特来说，英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有机共同体”，他们拥有自己共同的文化，而他试图寻找的，是对这一文化和传统的合理有效的分析，这一分析既有别于利维斯式的“精英主义”，也有别于奥威尔等人的左翼批评。在他看来，当时对这种共同体文化最大的威胁来自随消费主义而兴盛的各种“流行文化”，正是这些流行文化的肤浅、庸俗摧残着工人阶级教育事业的成果，诱使工人阶级的文化走向堕落。而威廉斯虽然认同“共同体”与“共同文化”的提法，但认为过分孤立地看待个别的共同文化存在很大的风险。他更为提倡将其置于更为广阔也更为历史化的整体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因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那些常常被归于“资产阶级的”或“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其实也就是在整体的英国文化传统中来思考新兴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来思考工人阶级的问题。除去这一区别，威廉斯与霍加特的分歧显然还体现在对待“流行文化”的态度上。与霍加特较为单一地拒斥、批评流行文化不同，威廉斯的看法更为复杂。他一方面承认流行文化的负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反对出于保守的目的而控制文化批评”。[8]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区分或想象所谓“高雅”与“流俗”，而是恰恰相反，要首先破除这种二元论的偏见。新兴的技术媒介所造就的流行文化如果简单地被归为当今工人阶级的文化，其实就是又回到这种二元论的老路上了。不难看出，威廉斯与霍加特在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些分歧，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后来在《长期革命》中探讨“文化扩张”等问题和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成》等书中研究媒介与文化问题的内在动力。

与之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威廉斯与汤普森的分歧当中。汤普森撰写的长文《长期革命》是对威廉斯的文化观念的回应。汤普森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他对威廉斯强调文化的方式表示怀疑，认为这有可能过分夸大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夸大了它对社会冲突问题的解释能力，从而实际上消解了斗争与冲突的存在。他对威廉斯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结为“不敢直接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用“感觉结构”取代了社会结构。汤普森也借这篇评论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应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而不是威廉斯所谓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对汤普森的批评，威廉斯并未直接做出回应，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证明了他在回忆时所说的话：汤普森的批评是对他的理论的一种补充。威廉斯后来对“共同文化”的发展，对整体文化中的各种冲突及其整合方式的关注，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分析和关于“中介”的探讨等都与之相关。不仅如此，汤普森发表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中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架构明确称为一种并非真实存在的“隐喻”，这一提法在多年后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也得到了呼应。有趣的是，这种呼应从形式上却更像是以第二代新左派所乐于看到的方式，即欧洲大陆左派理论的本土转化的方式实现的。

以上关于新左派“文化”论争的示例，可以证明考察新左派内部的理论纷争以及或大或小的差异对理解新左派思想，以及从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任何重要的思想或理论都必然存在与其他思想理论的碰撞、冲突和接续、融合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探讨看似是一个在研究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笔者认为，研究本书所涉及的人物，更应当强调这些论争与融合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国内对这些人物的专门研究相对忽视了这些问题，或者没有体现出恰当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新左派的历次论争，无论是就其密度还是激烈程度而言，都足以被看作其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提供几个体系化的理论版本，或仅仅聚焦于个别思想的内在脉络，而忽视这些思想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思想之间事实发生过的交叉和冲突，那么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中存在的差异、矛盾和断裂，同时也无法更好地理解融合的意义。因此，在这里强调激辩与融合，其实就是意图对这些思想或理论加以历史的、动态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