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英国新左派

对英国新左派历史的回顾并非要重复一段世人皆知的历史叙述，而是为了凸显这段历史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联、矛盾与分歧。应当说，英国新左派自诞生之初就包含诸多深刻而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特征，它们不仅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更直接构成了这些代表人物思想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并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要在这种无法化约为“一脉相承”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中把握这些人物，或许就得借用伊格尔顿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概括：与其说是某些永恒不变的“本质”，不如说是一个具有交叠特点的网络。[4]

一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英国新左派的出现至少与两种思想传统和两个政党组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既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深深扎根的思想土壤，又是他们审视当下、反身自问乃至寻求突破时的参照与批判的对象。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则既是英国新左派与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产生关联的必要途径，又是刺激后者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直接因素。

更为具体地看，二战之后急剧变化的英国社会生活和冷战时期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则是英国新左派诞生更为直接的推动力。研究者张亮指出，二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内部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两个政党的周围。虽然就当时而言，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位，但他们却始终保持对政治和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深度介入。[5]如果以和英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标准，这些知识分子最初大体可以划分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党内异议分子”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持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工党政府的右倾、斯大林主义的侵蚀和冷战意识形态的笼罩，使得他们的言论和活动空间一度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不同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又各自面临不同的直接冲击。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双方主动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困境中全力寻找新的突破口，由此便诞生了后来的“新左派”。

“党内异议分子”最为集中的代表是由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历史小组”。他们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中，都日益明显地感觉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陷入僵化与教条之中。机械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模式，一方面限制了对英国历史的广泛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对战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而复杂的变化缺乏解释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党内的官僚与机械作风，以及自身的边缘化位置，汤普森等人很难开展对既有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当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欧美左派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震动之际，汤普森等人迅速做出反应并争取到了一些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机会，然而这些努力也很快受到压制。终于，同年10月、11月间发生的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事件使得这部分知识分子与英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包括汤普森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人宣布退党。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求新的社会主义政治途径，成为汤普森等人之后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那就是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与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掌控权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帝国强权在英国政治当中的阴魂不散，也等于宣告了战后十年以来英国左派，尤其是自由左翼的政治努力的失败。[6]“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将一批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主导性力量的暴行，让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身的边缘化。如何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和令人失望的国际形势的裹挟中突围，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并谋求新的希望，成为英国新左派诞生的思想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场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场运动最初的主导者是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他们起先分别代表上述两种不同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的突围努力，之后很快在相互之间形成了互动，并且联结起包括威廉斯等人在内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参与者和受影响人群则来自各行各业，其身份涵盖了教师、学生、工人、作家、外来移民、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乃至女性主义者等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与成员的多元性相对应的是新左派组织形式的开放性——由散布于英国各地的读书会和俱乐部开展讨论和政治运动，活动地点则包括高等学府、成人教育机构、杂志编辑部和咖啡馆。[7]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顺应客观实情（成员的多样和地点的分散），另一方面也是早期新左派核心成员有意为之，为的是抵制可能出现的僵化与官僚作风，而这一特点也对新左派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松散的组织形式之外，新左派也拥有自己核心的思想阵地，那就是由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等担任编辑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霍尔和拉斐尔·塞缪尔等担任编辑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以及1960年这两份杂志合并后创刊并延续至今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本书所要探讨的新左派人物，他们各自思想的构建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冲突，他们与各个时期新左派内部“核心辩题”的关系，除了个人专著之外，在这三份杂志中总能得到充分而及时的体现。

英国新左派运动历经20多年，无论在政治实践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对英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英国新左派的活动横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讨论的问题涵盖历史与当下、国内局势与国际形势、具体策略与理论方法等各个方面。就政治运动而言，他们参与了工人运动、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妇女运动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思想理论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殖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个人文学科研究的面貌，对日后兴起的许多思想运动意义深远，并直接催生了英国的文化研究。

二 英国新左派的论争

在摆脱了原有的理论教条和局限的方法论的束缚后，新左派在思想上的活力得以释放，所探讨的问题和领域无论从广泛度还是新颖度上都呈现爆发的态势。参与者的多元化也同时决定了论题、立场和角度的多元化。而与这种广泛和多元相伴而生的则是新左派思想内部的激烈碰撞与分歧。在英国新左派的历史当中，核心的思想论争发生过至少四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早期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第二次是60年代初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60年代中期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观念”发起的冲击；第四次是70年代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之争。概言之，这些论争所关注的是新左派自身与当时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英国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像概括的那样分期明确，围绕各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辩论不仅前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往往绵延甚久，在时间和内容上常常相互渗透、相互阐发。这种绵延与渗透一方面增加了历次论争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组织松散、差异明显的新左派思想家之间的特殊关联。

英国新左派论争的另一大特点是内部张力明显。这不仅是指形成冲突观点的对立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还包括曾经或有可能被归为同一立场的人物内部的不容忽视的差异甚至直接冲突，以及一些人物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次重大的论争作为重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总是能受到一定关注的话，这类相对细微的思想交锋则更容易被追求体系化和一致性的论述所淹没，甚至干脆被忽视。而这些细节在关于新左派的文化观念的梳理当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