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联合战线”的失败与“理论批判”的酝酿

然而，《复活预告》却是错误印刷的结果，联合计划半个多月前就已经被成仿吾及其刚从日本引入的新力量否定了。12月18日的《申报》上已经刊登了《〈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明确提出“现因编辑上的关系决将《创造周报》停办，改出《文化批判》月刊”[84]。发现错误后，《创造月刊》立即印行了新版本，把封三撤换为《〈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然而封底的《优待订户启事》未能取消，于是便在封三下方附注了一行小字：“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同时加印了一页《〈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宣告《文化批判》将在“元月中”面世。[85]

联合何以失败？原因是明确的，那就是成仿吾从日本引入的五名新成员坚决反对，而成仿吾也认同他们的意见。这五名新成员是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彭康和李铁声，除了朱镜我正在攻读研究生，其他人在日本的本科学业均未完成。不过，他们都在日本长期学习和生活，所学也大都是哲学或社会学专业，对国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远比国内一般文人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了日共领导人福本和夫的福本主义的深刻影响。福本主义特别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提倡纯粹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落实到无产阶级的组织形态上，则追求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大分裂，在转换方向之后重新组合；同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急激没落期，无产阶级革命将随之而入高潮。福本主义在日本曾风靡一时，这五名新成员也受到其极深影响。虽然在他们回国时，福本主义已开始受到共产国际和日共批判，而且他们也有意回避提及福本主义，但这并未妨碍福本主义是他们理论批判的最重要武器。另一方面，这一套提倡意识形态批判、重视阶级意识纯洁性的理论，与中共当时所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的理论，在内在逻辑的诸多方面完全一致，并可以互相配合。创造社的批判活动（包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之所以能够在左翼文坛被较为广泛地认可，并获得迅速传播，和它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这种内在一致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文艺及理论领域的批判和政治领域的暴动宛若并蒂双生。这也是后来许多研究者把创造社的批判活动视作瞿秋白“盲动主义”产物的一个原因。[86]但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创造社的批判活动对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彼时的阶级革命理论截然相反。但在最初，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的无论哪一方面，都未受到中共的太多重视。

后期创造社的五名主力新进成员不仅努力进行激进的理论批判行动，而且十分渴望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回国后即积极谋求与中共组织建立联系，并得到了中宣部负责人郑超麟的具体指导。当他们还在日本时，便心系国内的大革命。据郑伯奇回忆：“大革命时期，我去广州，他们热情地送别；我由广州重到日本，他们又很热情地来看望。他们非常希望了解大革命的真相。”并且在那时，他们即“特别关心创造社，希望创造社能转变方向，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87]冯乃超则回忆说，在“1927年暑假前”，他目睹李初梨在京都帝国大学讲堂用日语讲演，讲演的最后一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将因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染得更加鲜红。”这句话明显针对“四一二”政变而发，而它说明了大革命的受挫，从反面加速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诞生。大体来说确如冯乃超所言：“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不在反共与拥共之间作出更明确的选择和表态。”正因此，冯乃超回忆，李初梨讲演的那句话，“经过了五十一年，我仍留下鲜明的印象”。[88]

而成仿吾在赴日之初，并未想到将被他引入国内的是以福本主义为内核的批判理论。他的本意是去寻求发展创造社戏剧运动的力量，然而当遇到李初梨、冯乃超等正试图在国内锻炼其理论武器，并投身无产阶级政治实践中去的人员时，成仿吾被说服了，并认同了他们的主张。他甚至在日本即研习了一些相关理论著作，并融汇入写作之中。[89]

联合计划的废止，因为有成仿吾的大力支持，在创造社内部并未引起太大争议。郭沫若在两年后以颇为赞许的态度提到了这次转变：“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90]同时，他还对后期创造社的新成员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久之间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是已经蜕变了，在到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他便遭了封闭。[91]

然而创造社内部的新统一也并非自然而然地达成，其间仍然经过了一番曲折。联合复刊的最初提议者郑伯奇后来便说：“他们主张另起炉灶，完全站在新的立场，发刊一个纯粹理论批判的杂志。这新计划，我首先赞成；可是我自己的提议，我又不愿放弃。‘双管齐下’罢，那时我们的人力财力都做不到。问题就这样搁起来。到后来，仿吾等回上海以后，经了一番仔细的考量，乃决计单出理论杂志。这就是划时代的《文化批判》。”[92]然而，问题的关键可能并非“人力财力”不够，多办一个刊物对于创造社并非一件太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鲁迅、郭沫若、蒋光慈、张资平等金字招牌，有《创造周报》的旧时盛名，对创造社不至于成为负担。在这一方面，郭沫若1940年代的回忆更有参考价值。在回忆中，他首先指出是他提议的恢复《创造周报》并联合鲁迅，在创造社新成员提出了新的计划后，他虽然赞同他们“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但也感觉到了困扰：

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我主张等仿吾回来，彼此谈好之后，再来一个抉择。打电报去催仿吾，仿吾也从日本回来了。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们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是改为了《文化批判》）。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并且我不久便要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93]

在郭沫若的叙述中，他取代郑伯奇成为联合倡议的提出者和无奈的退让者，对鲁迅的“冷淡”以及后来的“批判”被归诸他人。这自然是由于联合鲁迅当时已是绝对正确的政治原则。[94]虽然回忆有所讳饰，但郭沫若指出“团结”原则在老成员决定让步并采取新步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更有解释力的。当然，妥协能够达成，同样在于新的“理论批判”和“战斗性”主张，对于普遍接受了大革命洗礼的创造社成员来说，而且在政治革命激情被强迫抑制的情形下，并不会觉得难以接受。团结的问题自然更发生在《文化批判》创刊后，能否跟随新成员加入“理论批判”和“方向转换”的行列，决定了后期创造社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团。

1930年，已加入了托派的王独清也曾指出，后期创造社时期，由成仿吾从日本招来的“新进分子”和老成员之间产生了“隔陔[阂]的局面”。但王氏自述，隔阂局面的打破要归功于他采取了“彻底转变方向的态度”，因此使得创造社实现了“统一”[95]，则难免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后期创造社能够维持统一的局面，功劳并不在于他一个老会员的转向，转向其实是普遍发生的。即便很快便遭受新进成员严厉批判的张资平，其实也转向了“无产阶级文学”，只不过未循同一路径而已。

1927年底至1928年初，又有一批留日学生——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等——陆续归国加入创造社，他们也都是无产阶级文学和政治理论的信仰者，于是进一步壮大了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批判力量。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破产了的联合鲁迅的计划，创造社却未向鲁迅做任何交代。[96]或许是曾为此两次专访鲁迅的郑伯奇感到难以开口，也或许是他已经预感到鲁迅将难逃被自己阵营批判的命运，变友为敌已早晚难免。郑伯奇在不久后，确也加入了批判鲁迅的行列。而当鲁迅发现他从名列首位的特约撰述员，一下子变成“醉眼陶然”的“老生”，内心也难免涌出别样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