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战场回到文坛：大革命失败前后革命文人的处境与选择

国共分裂使得中共的革命活动大受挫折，其后的暴动也大都以失败告终。共产主义革命活动显然已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但彼时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仍然持一种乐观的判断，相信革命已然达致高潮，于是继续组织了许多暴动，革命力量大受损失。[36]而那些对暴动详情不够了然的一般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高潮的确信难免更为坚定。国民党对他们欲除之而后快，许多人被屠杀。

在彼时的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而在当时，已经进入了苏维埃革命阶段。在广州时期，革命阵营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代表）背叛了革命；而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以汪精卫为代表）也已经背叛革命，革命阵营只剩下了工农和城市贫民。[37]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自然也开始成为革命的反动力量。于是自八七会议开始，在中共党内，领导干部的工人阶级化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组织活动的重点，出现了大范围的对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撤换或处分。

中共建党伊始，知识分子即占主导地位，虽然中共四大和五卅运动后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以及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风潮激发下，开始大力吸收工人党员，但在中共的领导群体中知识分子仍然占据绝对优势。情况的真正转变发生于大革命失败之后。[38]伴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最新形势的界定，在八七会议上，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成为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重要主题。[39]而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知识分子政治作用的贬低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白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即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他们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这些人将自己“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它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策源地”。[40]党在当前阶段的组织任务的重点因而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从而“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41]

这种对工人阶级出身的重视以及对知识阶级弱点的强调，在根本上是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意志的体现。它虽然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苏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但最直接意图，在于公开解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推脱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领导者的责任。中共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于是便做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政策失误的替罪羊。[42]

共产主义文人的对手也注意到了他们的不利处境。1928年9月，当“革命文学”论争热烈的时候，国民党再造派刊物《再造》上刊登了一篇明显具有挑拨意图的文章。该文从共产主义文人的现实处境切入，指出中共意识到对于他们“留着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去之则未免可惜，于是以农村暴动为主力，以文艺宣传为游击的策略，遂不断地和我们见面了”[43]。这显然把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宣扬，视作政党有意识驱动的产物，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首先，中共直至1929年年中之后才开始有系统的文艺宣传政策，才开始系统地引导文学家为政治服务；其次，在当时，文人宣扬无产阶级文学大都是基于信念的自发行为，虽然难免受到政治活动的影响，但并未受到政党的系统性指令。当然，确有一些宣扬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呼应政治暴动的色彩，比如郭沫若那篇呼吁青年做留声机器的文章，便多次出现“Baudon”（暴动）的呼吁，从总体内容和风格都可以看作对政治暴动的有意呼应。[44]但也很难讲郭沫若等人的文章是受到了政党要求的产物；即便政党对某些文人有过文艺行动的指示，也只可能是零星而无系统计划的。总体而言，无产阶级文艺虽然高度政治化，但与具体的政治权力之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有稀松的联系。

这种稀松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中共正处于轻视知识分子作用的时期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正倾全力于革命行动，根本无暇顾及缺乏即刻功效的文艺；同时由于中共此前更重视政治宣传，而对文艺宣传较为忽视，党内没有负责文艺宣传的干部，党内的文学家也未获得足够重视。[45]

《再造》上这篇文章对无产阶级文艺与政党之间具有直接权力关系的想象，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文人那里普遍存在。比如梁实秋便强调，无产阶级文艺完全是奉苏俄文艺政策行事的产物。[46]起码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夸大其词的。为了反击无产阶级文艺，这篇文章特意指出共产主义文人已经被剥夺了代表无产阶级的资格：

请问痛苦的工农群众，他们自知是普罗列塔利亚，当从何处去找着他们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因为主持这个文艺的人，已被共产党认为是机会主义者而不能真正的代表普罗列塔利亚了。……可恨共产党偏要决议说知识分子多是机会主义者，不但不许彼等参与机密，甚至还要加以驱逐，这又是多么的丧气呀！[47]

倘若共产主义文人只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这样的指责有着足够的杀伤力；但正由于彼时共产主义文人并非如此，所以对他们代表资格的剥夺，并不能对他们张扬无产阶级文艺造成足够的心理压力。因为代表资格的剥夺局限于政治革命的领域，在无产阶级文艺等思想意识领域重拾无产阶级代表权，反而成为他们获得心理补偿的唯一方式——这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

可以确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及此后“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虽然一开始与政党的联系并不紧密，但和大革命失败前后革命文人政治境遇的变动，确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的三名核心成员——郭沫若、郁达夫和王独清——一起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的广东大学任教，郭沫若更被聘为文科主任；而创造社的另一核心成仿吾，早在1924年就来到了广州，任职于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三人的到来，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尤其是文学青年——的欢迎，而郭沫若也随即以一场颇富革命性的文科改革实践，展现了自己以及创造社的革命魄力，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创造社出版部也在4月12日建立，随即获得了蓬勃发展。1926年夏，创造社的穆木天、郑伯奇、何畏也来到广东大学任教。广州很快便取代上海成为创造社新的中心。[48]创造社在广州的成员，几乎都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就职广东大学固然有人际关系的作用，思想方面的趋同也是实现聚合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同一性还将因共同的境遇而增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郁达夫。他更强烈地感受到对革命不得不言的义务。在1927年的1月16日和3月16日，他在创造社的刊物《洪水》上连续发表了《广州事情》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公开批评广州政权的官僚主义，引起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同人的严重不满，终至同年8月15日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于此折射出他们对革命和革命主体的不同想象与要求。他们的分歧，延续至“革命文学”论争。

后来成为“左联”旗手的鲁迅，在1927年1月18日也怀着憧憬来到了广州。那时的广州已经由“革命策源地”变成了“革命后方”，鲁迅没能从中感受到多少革命的热烈或真诚，他从中看到的是“灰色”[49]，以及“奉旨革命”的情形[50]。他和郁达夫一样，都认为时代的列车已经驶到了大时代的入口，但眼下的革命形势还配不上这个大时代。在广州目睹的那些转变无常的革命投机和宣传，使他对那些现实中的“革命”及“革命”话语充满了警惕与不信任。1927年9月24日，时仍在广州的他写道：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51]

在不久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和郁达夫一起对最积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的真诚性给予了最彻底的否定。

另一位在大革命的激流中感受到了“幻灭”的文人是沈雁冰。他的幻灭感比一般人来得更加真切。这因为他在远比广州革命热烈的“赤都”武汉，掌管彼时中共最重要的媒体——汉口《民国日报》[52]，这使得他获得了远比一般人发达的神经感知系统。他接触到许多不能公开的信息，革命阵营的种种投机式反复无常，以及酷烈的“左倾”镇压和同样酷烈的“右倾”报复，都直接和强烈地刺激了他的心理，他逐渐丧失了对各派政治力量的信心。他后来曾回忆说：

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53]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还在南昌起义没有举行之前，沈雁冰就已经决定“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了，他甚至有意识——当然也难免纠结——地拒绝了政党要求他前往南昌集结的要求，然后无声息地退出了中共。[54]那时的他变得不知何去何从，于是拿起笔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以纾解内心起伏的情绪，并给自己更换了新的笔名——矛盾（后被叶圣陶改为“茅盾”）。然而，就如鲁迅和郁达夫一样，茅盾也并没有动摇自己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向往，他感到失望的是现实的政治和革命实践；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憧憬，对底层解放的渴望，仍然是他们未变的“追求”。而这，终于未能避免附带着对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妥协。于是在茅盾的笔下，“极左面貌”一定是“伪装”出来的，那些败坏了革命的激进分子一定是伪装的投机分子（如《动摇》中的胡国光）。茅盾心中自有他自己的革命想象，它难免企图修正革命实践，但它力量微弱，反而一开始就被革命现实修正；它渴望脱离现实权力而存在，而又纠缠于其中。

也许正因为看惯了革命阵营中的反复无常，在大革命失败后，当茅盾看到自己的“宿敌”——创造社那些昔日唯美主义的大将，纷纷转向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他同样以为这不过是大革命时期戏剧的一场重演。当然，他不仅在动机上予革命文学派以强烈质疑，在理论上，他们也有尖锐分歧。冲突的发生主要源于茅盾表达自我意志的欲求，虽然他在《蚀》中对革命的异化颇有表达，但受制于小说表达的婉曲性，革命文学派并未对它们表现出过多兴趣。在钱杏邨的评论中，甚至褒扬并不少于批评。转变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后迅速发生。在那篇文章中，茅盾一方面对钱杏邨的批评做了回应，一方面较为系统地申述了自己对革命现实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发展道路的理解。他的理解其实并未与革命文学派截然相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愈发严酷，革命知识分子日趋与政党一体化，对革命道路的个人阐释权已被没收，对革命路线的非议，只能在革命还是反革命的二元框架中获得理解。可以说，茅盾不过表达了不愿做革命路线留声机器的欲求，但在郭沫若首倡的做留声机器的呼声日益响亮的情势下，遭遇批判实属难免。因为《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当钱杏邨把评论茅盾的文字收入文集出版时，褒扬之语就被大面积删落了。[55]

做留声机器的号召之所以能够征服人心，主要在于大革命所造就的精神气氛已经日见压抑个人主义的冲动，而把集体主义的精神视作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

大革命远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而足以作为中国20世纪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经由五四运动以至五卅运动发展起来的集体主义的规训力量获得了空前发展，在知识界所向披靡，征服了大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团化和政党化变得日趋正当，并侵入生活世界的领域，内化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

对于时代精神的变化，朱自清在1928年初的时候曾有过细腻的感知。他把过去十年的发展分为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朱自清认为后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而“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这三个步骤存在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56]具体而言：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57]

就那些积极参与了革命文学提倡的文人而言，他们多半亲身参与了大革命，对大革命所要求的集体主义的规训要求，更不感到陌生。如朱自清所说，革命时期的两个急先锋是“军士们的枪”与“宣传部的笔和舌”；革命文学派的多数，在大革命时期的角色正是后者。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政权的宣传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质。1920年代中期，“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还建立了数百个干部训练和宣传机构，目的是为革命培养黑市商人、下级官员、街头演说家、抄写员和资料员”[58]。教官也大都是“投笔从戎”的文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本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想控制活动，它全面侵入了行政、军事、教育、传媒等各个领域，并攫取了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具体来说，所有领域都成了“党化”领域，整个社会系统都为“一个政党、一种声音”所统治。[59]一般投身国民革命事业的文人，不论是否党员，他们所从事的，也大都是宣传工作。随着北伐的推进，革命文人很多跟随部队，沿途从事宣传工作，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活动达到一个高峰。而所谓宣传工作，也如朱自清所说，多半是对标语口号的制作和传播[60]，亦即做革命政策的留声机器。

正因为有了时代精神的熏陶与革命宣传工作的历练，做留声机器已经被内化为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当郭沫若公开倡导做一个留声机器的时候，不少革命文人表示了认同。[61]

确实很少有人能如郭沫若那样理解留声机器的含义了。在1927年3月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因为据说到会群众接近20万，身为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的郭沫若便负责用号筒留声，“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给现场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吹号的”。这种给蒋介石“吹号”性质的工作，郭沫若自述“忍耐着干了半年”。在“四一二”之后，便被他视作人生的奇耻大辱，是“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念及此，郭沫若甚至对蒋介石痛下詈语：“你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不识抬举的狗东西！”[62]

郭沫若很清楚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角色不过是一个“号筒”。1927年10月3日，遭受了严重失败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流沙会议上决定把党政领导干部分散至香港或上海。郭沫若一行于是流徙至海口小镇神泉，在等候赴港的过程中，经历了坎坷多变、备极艰辛的革命历程的他，产生了对自我角色的反思意识和浓郁的幻灭感：

仅仅十五月的期间，随着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经过了八省的遍历，现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广东。这变化是不能说不剧烈。在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当着号筒，所到之处，处处吼破过喉嗓，但那有什么用？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残红满地，一片硝烟，散了，也就算了吗？在战场上死了多少的斗士，在清党时分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编[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将来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63]

该怎么做呢？郭沫若当时已经有了想法，那就是弃武从文、重操旧业。这表现为他在10月4日等候赴港的时候，即动手写完了约两万字的小说《一只手》。[64]参加革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郭沫若基本上未再进行小说创作。而据成仿吾的回忆，在10月初[65]他收到了郭沫若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从香港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在一个很简单的纸片上，署名是R·L。这两个字是革命、文学的缩写。这封信的简单意思是，郭沫若主张应从革命回到文学的时代，当时他对革命有些消极情绪。我写了一封回信给他，不同意他的看法，批评了他的主张。[66]

始终处在革命的大后方，也还不是中共党员，且不时外出奔走，从事替政府购置仪器设备等技术性工作的成仿吾，显然不能理解此时革命生态所发生的转变：不仅外部有严酷的压迫，在内部的革命力量结构上同样发生了重大调整——此前被作为“统战”对象的小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阶级，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强调正在革命组织中迅速蔓延，他们已经不太可能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央政策的这种调整，身处南昌起义领导层的郭沫若，虽因行军条件恶劣以致与外界几乎信息隔绝，也不可能不有所体察。而更糟糕的是，当时南昌起义本身越来越不能得到中央的认可，甚至随着失败程度的扩大而面临严厉的批判。八七会议虽然肯定了南昌起义，但并没有给予它必要的重视，而且在新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党的若干重要干部都被降级。9月下旬，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层的态度，由张太雷传达给了南昌起义的部队。[67]这些信息，郭沫若自然应该与闻。而目睹南昌起义遭受的严重失败，亦足以使他对革命的前途产生黯淡与悲观的想法。

到了10月，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即开始严厉检讨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立三说：“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是把本来客观上付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68]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重点批判，被认为“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根源在于“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69]本来出于对革命的一腔热忱，不避艰难赶往南昌，又随军南下历尽千辛万苦，最后不仅未获承认，反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些挫折必将进一步阻断郭沫若参与革命活动的道路及欲望，重拾文学旧业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

郭沫若的转变是富有代表性的，虽然他的政治地位少有人能比，但结果不过比别人多经历了几个月的政治生涯，划过的人生轨迹大体一致。在大革命受挫之后，革命文人已经普遍开始了由广州或武汉向上海的迁移，由政治生涯复归文学生涯。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四一二”之后由日本重返广州，此时广州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路遇王独清，王独清对他“大喊大叫”：“人家都要走了，你现在来干什么！”并且告诉了他“许多朋友牺牲的惨况”。郑伯奇在和成仿吾商量后，决定“先后去上海”。[70]4月29日，郑伯奇回到上海；5月2日，接替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独清也回到了上海。[71]成仿吾则到7月底借为黄埔军校采购器材之机离开广州，回到上海。[72]成仿吾到上海后，即开始为已经难以维持，但在新的条件下又面临机遇的创造社谋划出路，并旋即赴日招贤纳士。

7月底回到上海的还有创造社的“小伙计”潘汉年。潘汉年在1926年11月加入中共，1927年初应郭沫若之邀去武昌，被任命为《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武汉“分共”后他返回上海，9月与叶灵凤一起恢复了《幻洲》半月刊，继续编辑《幻洲》的下半部《十字街头》（叶灵凤编上半部《象牙之塔》），“八个月以后”重返文字启蒙生涯。[73]进入1928年，他又编辑了《现代小说》《畸形》《战线》。这些刊物虽未十分积极地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表现出的激进政治和文化革命理念，与无产阶级文学配合无间。进入1929年，当中共决定加强文艺领域的领导工作之后，潘汉年成为中共文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这时的创造社又接纳了两位重要的新成员——阳翰笙（欧阳继修）和李一氓（李民治），他们虽然也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但和创造社此前并无渊源。二人都在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他们一起来到广州，阳翰笙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入伍生部总支书记兼政治教官；李一氓则先后担任过政治训练部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郭沫若下属）等职。1927年8月初，两人同郭沫若一起奔赴南昌参加起义。1927年下半年，他们也先后由香港来到上海，然后便在郭沫若推荐下加入了创造社。与郭沫若的革命友谊自然是他们能够获得推荐的关键。阳翰笙的回忆是这样的：

郭沫若知道，我虽然没有写过作品，但爱好文学，具备一定的修养，又做过几年组织工作，于是由郭沫若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我到创造社工作，去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按我的本意，我还想重操旧业，从军上战场。但我是属于党的，我的一生必须交给党安排，我的工作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就这样，我便弃武就文，参加创造社，从此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党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74]

如果我们把它和李一氓的回忆相对照，就可以发现阳翰笙略去了一些关键情节：

回到上海后，因为生活关系，由郭沫若提议并主持，在创造社由我和欧阳继修（华汉，阳翰笙）去编一份三十二开的小杂志《流沙》，刊名即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后在潮汕失败的那个地方的地名（属广东揭阳）。每月编辑费六十元，我和欧阳平分。[75]

很显然，回到上海后需要维持生计，是他们加入创造社编辑刊物的重要原因；而之所以生计出了问题，则由于不能再获得革命组织的活动经费。所以，未能“重操旧业，从军上战场”，既是出于党组织的要求，也难免包含某种无奈。除了《流沙》，二人后来还编了《日出旬刊》，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文学的提倡都颇为用力，构成后期创造社文艺和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革命失败后，一个纯由中共党员组成的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在上海成立。其领袖蒋光慈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1922年即已加入中共，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领袖瞿秋白素有交谊。但他对政治活动并不热心，而热衷于革命文学的创作，“四一二”之后他才奔赴波诡云谲的武汉，似乎一直也没有任何政治职务。[76]其他三名核心成员则对政治活动热心得多。钱杏邨于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被派往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帮助国民党改造，并任主任委员，“四一二”后逃往武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杨邨人和孟超均系192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也在“四一五”或“四一二”后分别从广州或上海逃往武汉，并与钱杏邨同事。1927年5月，四人商量创办一份革命文艺刊物《太阳》，但因武汉“分共”而未能实行。

1927年下半年，太阳社这四名成员也先后来到上海，重新谋划刊物的创立。《太阳月刊》最终在1928年1月1日创刊，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出版部——春野书店，刊行偏重于革命文艺方面的书籍。太阳社的一系列出版物，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革命文学”论争的重要平台。

创造社方面，当主要成员都陆续回归上海之际，也正谋划复活旧刊物或发行新刊物。《创造月刊》自1926年7月后，一年多只断续出版了两期；《洪水》自1927年5月中旬以后，也持续了四个月没有刊行。力量重新集结的创造社，无疑需要重整并开拓自己的阵地。蒋光慈当时也还是创造社同人，文章在创造社刊物上大量发表，到上海后仍然和创造社同人一起活动，且每天去出版部吃饭。[77]在当年11月9日，郑伯奇偕他和段可情一起拜访了鲁迅，希望与鲁迅合作出版新刊物。鲁迅表示同意，并认为不必另创新刊，恢复《创造周报》即可。[78]

当鲁迅还在厦门的时候，他曾给许广平写信透露自己何以动心去广州的两个理由：“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79]到了广州后，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堪称友好，曾联合发表宣言[80]，至创造社出版部购书对方也坚不收钱[81]。这种友好关系的存在是创造社愿意主动寻求与鲁迅联合，并且双方意向很快达成的关键。

计划的实行已经提上日程。在12月3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即将复活的《创造周报》的征订启事，并胪列了编辑委员和部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和段可情；排在特约撰述员第一位的即是鲁迅，下面择要列举了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人的名字。[82]更详细的撰述员名单和铿锵有力地呼唤文艺跟上时代的《复活预告》甚至印刷在了1928年1月1日刊行的《创造月刊》封三上，30名撰述员里除了鲁迅之外，也包含了聂觭（聂绀弩）以及孟超、杨邨人等非创造社成员。[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