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庙立学”包含着中卫县城新建文庙设立的儒学，即官办县学和各堡就庙创办的义学、社学和塾学。
据《中卫县志》和《中卫教育志》记载，明正统四年（1439年）在县城东北隅建文庙设堂立学。明正统八年（1443年），卫镇抚陈檀奏设文庙儒学，这是宁夏最早创立的儒学之一。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巡抚都御史徐廷璋，感慨其偏僻简陋，令参将张翊于“街衢适中”，改址重建（今红太阳广场）。新文庙和学署，按“左庙右学”之格局摆布，庙学合一，统称“学宫”。学宫设有学官，明代称教授和训导，清代称教授教谕和训导。弘治十二年（1499年），学署训导李春、贾茂章撤保安寺，扩大学宫规模。弘治十三年（1500年），都御史王询、按察佥事李端澄，授权中卫指挥冯泰再次扩建学宫，使其初具规模。
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参将冯祯、周尚文，千户曹纪，在原基础上陆续扩建，修拓一新。竣工后，由九十三岁高龄之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撰写《中卫儒学记》，此属中卫儒学最早的文字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西路同知钱通，倡导捐资，再修文庙，竣工后由周于人撰《重修中卫学碑记》。
延至清代，学宫屡建屡修，始终未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署宰黄恩锡，补修文庙儒学。据《中卫县志》载：学宫内置学署，学署有堂室二十七间，分为教谕署与训导署。明伦在学署前，院有正堂五楹，东西斋房六楹，大门、仪门各四楹。作为招纳生员、习道熟经之学宫，藏书甚富，多为儒家经书、历史典籍。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废除科举，试办新学，中卫儒学渐衰。延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卫知县蒋康沿用寺庙公产，在各堡兴建国民学堂三十一处。
早在中卫儒学之前，各地已相继设立过社学，并就庙办“义学”和“塾学”。清代重视“八股取士”，乡间孩童考县学不易，故多受教于社学。据《朔方道志》载，中卫当时有社学四处，除县城应理书院外，尚在宣和堡、镇罗堡、永康堡各设一所。
宣和堡社学位于本堡东，元帝庙右侧，建学舍九间，有学田一方。学田年纳租银四两，是为经费来源。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学舍倾颓，学田被冲毁，遂将木料移至堡内奎星阁下，重修房屋八间。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复在堡北增垦滩地一块作为学田，岁纳以维持之。
镇罗堡社学在堡内奎星阁下，建有学舍七间，后重建时拓展为十五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置学田七十五亩，后复增两亩，岁纳田租十一点二五斗，所出分三项：三十亩作为社学延师费用，三十一亩作为生源乡试费用，其余十四亩作为文昌宫祭田。
永康堡社学设于堡东关帝庙，有学舍十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置学田一方，坐落于燕子滩，岁纳租银八两，市铺租银五两五钱。后因故将原有学田所出划归银川书院，经费由此中断。本堡百姓实不忍其废弛，众呈请县令文楠立案，岁拨学银六两，作为延师之资，使其得以继办。
义学是中卫私学的另一种办学形式，多由社会各界好义之士，利用祠堂、庙宇独建或合建，为区域贫寒子弟设立读书场所。
此类学校多在农村，由殷实人家牵头捐献，设备简易，就读方便，学费由众人分担。如《中卫县志》所述：“置椽舍以为肄业之所，捐地以作延师之费”，无须官府资助。至清代，镇罗堡之龙王庙、观音寺、李嘴庙、九塘庙以及中宁余丁的九间无梁寺，中卫常乐、永康、宣和各堡，先后均设过义学。
义学始终处于自生自灭、时兴时废之状态，发展不平衡，亦不稳定。
塾学即私塾。在明清两代，是中卫地方上最常见、最普遍、最简易的办学形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官绅人家聘塾师至家，教其子弟读书；二是利用宗祠设宫，专收本姓子弟就读；三是塾师本人在家设宫，招收附近子弟教授。上述三种情况多以后两种为主，延至清末民国初渐衰落。
儿童入塾先识字，日教十个左右，反复温习，周而复始。识至千字时，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而后授四书五经，亦习字、对对、作时文，以应科举之试。私塾如此，义学、社学也大同小异。但多数学生，只求得识字会念时便辍学而止。光绪年间的秀才魏兴堂、民国初期的穷儒俞登科，即是当时典型的两个塾师。魏兴堂原籍甘肃古浪，曾于镇罗堡执教多年，方圆百里皆知；俞登科于黑马闸庙设塾，一生清贫，默默无闻，死后由其门生汪德茂以柏木棺材厚葬之。
建（就）庙立学是中卫旧时官府与民间自觉和自发的主要办学形式，是中卫人自强不息的缩影。它的创设不仅促使中卫迅速开化，民风淳朴，人杰地灵，也使许多地方贤才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进而引领中卫融入中州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据《中卫县教育志》记载：中卫明代考取进士四人，举人八人，贡生九十九人；清代考取进士二十人，举人一百七十五人，贡生一百三十七人。这些令朔方称道、令河西瞩目的昭著业绩，都是建庙立学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