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河北现代小说的初创期。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影响全国的小说大家，但也显示了小说创作实绩，可以说，河北小说的起点还是很高的。
冯至（1905—1993），以诗名世，但他早期也写了一些小说，“五四”时期他的诗与小说创作并驾齐驱。从1923年到1927年冯至去德国留学之前，他都在不间断地创作小说。1923年12月，冯至在《浅草》第1卷第3期发表了短篇小说《蝉与晚祷》（Abendlaeuten），后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这篇小说是他情感的真实记录。1925年，他在《沉钟》周刊第2期发表了历史题材小说《仲尼之将丧》，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冯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可以说是“现代小说的探索者”，在河北现代小说史上，更是一个拓荒者，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顾随（1897—1960）是一位学者和诗人，但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小说，而且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3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失踪》，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裴文中（1904—1982），字明华，河北滦县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在“五四”时期，正如鲁迅所说，裴文中“并不是向来留意创作的人”，但他却以预言式的话语给河北文学定了一个音。1924年11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戎马声中》，客观地再现了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对亲人的挂念，对战争的怨愤和焦虑。可以说，河北的文学创作，是在戎马声中开始的，弥漫着刺鼻的战火硝烟。这一创作题材几乎贯穿河北文学创作的始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甚至到新时期，河北文学用大量篇幅书写着战争。裴文中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这位“并不是向来留意创作的人”在新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他的脚印。
柳风（1905—?），原名甄永安，字升平。河北大名县人。出版诗集《从深处出》、中篇小说《烟盒》《三条腿》《爱妻的逃亡》等。1937年赴延安。1950年任陕西省委宣传部秘书。1957年调陕西省剧目工作室任主任，从事戏曲创作和研究。小说《三条腿》的主人公浩然，与其学生发生爱情，后来女生怀孕生产的时候，他却借故逃离。女生因经济不能独立，向他讨要生活费，他只给她一块钱作为产妇之酬劳。小说的目的是警示青年女性不要依赖男性。《爱妻的逃亡》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男子因爱其妻，所以不愿离开；女的因爱其夫，所以故意逃亡。此书出版后被视为不良小说受到查禁。《烟盒》是一部反映北京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作者把谢小青这个人物作为视角和小说的基本线索，对当时的社会做多角度的观察和批判。谢小青是一个男人化的女性，她打扮成男性，甚至出入妓院，心理有些变态。但是小说的主要目的不是写这一个人。她只是一个观察社会的视点，她打扮成男性，并且整天在外游荡，从庆云班到西河沿到前门，再到西长安街六部口，到西单、东安市场、中央公园、天安门、南池子……几乎把北京扫描一遍，她所接触的人包括妓女、警察、人力车夫、印刷厂的工人等。通过她的眼，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丑恶。
何心冷（1897—1933），江苏苏州人。1920年在上海参加国闻通讯社工作，开始在该刊发表小说和文艺作品。1926年调到天津，参加新记公司《大公报》筹备工作。他创编了《大公报》第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艺林》，次年增加了综合性副刊《铜锣》。1927年，他出版了小说集《抵押品》，收短篇小说58篇。何心冷《抵押品》中最好的小说是《联合家庭》。小说写雪涛、惠钧、梦萱、启承四个好朋友，有一天心血来潮，计划组织一个联合家庭。没想到这个提议得到了共同的响应。于是四个小家庭合成一个联合家庭，合租一套公寓，共请两个女仆，吃饭轮流做，过着共产式的生活。第一个月相安无事，大家都觉得新鲜，一起过日子还能节省些钱。然而不久，矛盾就出来了。不是这家小孩子闯了祸，就是那家主妇丢了东西，或者互相之间搬弄是非。虽然是生活琐事，但天长日久，彼此都感到不快。于是有人首先提出分居。又勉强维持了两个月，这个联合家庭便告解散。小说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人性问题，写出了人性的深度，颇耐人寻味。小说的语言朴实简洁，人物生动形象。这篇小说放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也是值得重视的。何心冷的小说没有时髦的理念，没有说教，只有真实的生活。
1923年1月，焦菊隐主编的文学季刊《虹纹》刊载了短篇小说10篇。这些小说是散文化或者是诗化的。故事情节很淡，只是作者的一点感受。但是与旧小说已经完全脱离开了，表现出现代小说的某些特征。
陈纪滢（1906—1996），笔名纪滢、影影、丑大哥，河北安国人。肄业于北京国民大学。1926年随父到哈尔滨。1929年与孔罗荪一起组织成立了哈尔滨最大的新文学社团“蓓蕾社”，他是《蓓蕾社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32年，任天津《大公报》驻哈尔滨特约通讯员。同年8月与孔罗荪等一起撤至上海。1949年1月逃往我国台湾。在哈尔滨期间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中篇小说《搜灵集》用漫画化的笔法，揭露上流社会所谓名人、太太、小姐的丑恶嘴脸。作者对于文艺界的内幕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但小说的议论太多，损害了艺术。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等文学流派和思潮纷起，河北小说作者也加入了现代文学的时代大潮，出现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家。
老向（1898—1968），原名王焕斗，字向辰，笔名老向，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人。从1932年开始，老向创作了大量小说、随笔，发表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充分显示了他幽默、风趣的才能，获得广泛好评，与老舍、何容并称“三大幽默作家”。老向的小说具有类似轻喜剧的风格，故事中并没有大奸大恶之人，都是一些有这样那样缺点但本性善良的小人物。老向1933年写于定县、1934年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庶务日记》，是一篇透视官场腐败、描画官僚丑态，激浊扬清、力透纸背的“新官场现形记”。《庶务日记》以日记体的形式，透过庶务科一个小科员的视角，描写了国民党某部大小官员淡漠国事、醉心声色，钩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丑陋生活，表现了国民党政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组织涣散、危如累卵的政治险象，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腐败官场的痛恨，对国家前途的隐忧。小说成功刻画了某部次长、吴秘书、朱处长、高科长、赵科员、伍科员等人物形象。在小说的叙述中，老向始终保持诙谐、幽默的笔调，但诙谐、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无耻者的愤懑与对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这是一部有良知的作家写出的充满艺术力量的优秀作品。
田涛（1915—2002），原名田德裕，河北省望都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求学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得到凌叔华、沈从文好评，被认作京派作家群中的一员。1988年，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田涛的京派作家身份写入文学史，“田涛是三十年代的京派作家，……田涛早期短篇，秉承京派的审美趣味，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在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一类乡村俗相中，吟味着老中国乡村儿女的生活方式、伦理情感和原始人鬼观念”。从田涛长达六十余年的文学创作来看，作者确实有着与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相近的文学追求，表现出对乡村习俗、乡村底层生活的执着关注，对善良、美好、仁义的信守与张扬。
韩麟符（1900—1934），原名韩致祥，笔名蜂子、小工、黄莺等，河北赤峰县哈拉木头村人。韩麟符1928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在天津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杂文，也创作了不少小说，大都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其中1930年1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连载的长篇小说《断户》最出色。小说描写了民国年间，中国北方农村在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双重摧残下，田园荒芜，广大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暴露了人世间的罪恶。断户也称绝户，是中国农村最恶毒的咒语。可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却被天灾、兵祸逼得走投无路，用黄泥把自己一家封堵在草房里，只求全家人死在一起。农民这种自绝门户的极端行为，反映了他们不堪苦难现实的折磨，绝望至极无法自拔的孤苦心境。这部小说故事惨烈、笔锋锐利，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小说还没写完，就被天津当局勒令停载。4年后韩麟符惨遭暗杀，《断户》也就成了一部永远的断篇。韩麟符是一位左翼作家，他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张秀亚（1919—2001），笔名陈蓝、亚蓝、心井等，河北省沧县（今属黄骅市）人。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8年去中国台湾，晚年移居美国，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张秀亚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大龙河畔》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收入的15篇小说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张秀亚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而是以细腻的描写、深远的意境打动人。在小说创作中，她无意于编织完整的情节结构及起承转合，往往只“撮取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操笔描绘其景象”，来传达她对人生的感触。因此有人称她的小说是诗化小说。
许君远（1903—1988），字汝骥，河北安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先后供职于《晨报》《益世报》《庸报》等。曾任北京中国学院英文系讲师，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主编。许君远于1926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东方杂志》《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发表小说，虽数量不多，但情感细腻，语言精妙，笔调哀婉而不失节制，几乎篇篇都很优秀，因此颇得徐志摩、陈西滢的好评。1934年，许君远将其中的《桃树的故事》《P府去》《溜冰》《撕掉的一页》《童时的伙伴》《征途》《消逝的春光》《人生小讥讽》《故居》等，结集为《消逝的春光》由晨报社出版。许君远有着很浓的北京学院派背景，与徐志摩、陈西滢等京派作家过从甚密，因此有人将他列入京派作家之中。他的小说不热心于表现时代矛盾，而比较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张扬自我，宣讲人性，追求和谐的生命境界，也确实有着京派一脉的文风。
毕奂午（1909—2000），又名毕焕午、毕桓武，河北井陉县贾庄人。1931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学校，曾执教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毕奂午开始在《晨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世界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毕奂午小说创作量不大，但已达到了较高水准。小说《人市》，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里，写出了乡土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无法逆转的趋势。在矿工灰暗、阴冷的生活画面背后，可以清晰地读出作者深切的同情与无奈，感受到作者目睹乡土文明渐行渐远时的忧愁与怅惘。短篇小说《村中》发表于《文学季刊》1936年8月1日第1卷第3期，后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三（1927—1937）》。小说写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被地主迫害，女孩被活活打死，男的被当作偷人的贼被警察带走。小说不仅揭露了农村的封建观念，而且揭露和控诉了地主阶级压迫的残忍。
宋之的（1914—1956），原名宋汝昭，河北丰润人，著名剧作家，但同时也写小说。他的小说处女作《黎曙》，连载于1930年5月28—30日《新晨报副刊》，是一部描写绥远农民种植鸦片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孩子回来了》（1936年9月刊于《人民文学》创刊号），讲述了一个落空了的拯救期待的故事，表现了被迫扮演拯救者角色的人的尴尬心绪。小说成功刻画了“我”这一“拯救者”形象。中篇小说《一场热闹》，1941年8月6日至11月12日刊发于《青年知识》第1—15号。小说讲述了一场发生于四川嘉陵江畔浅水镇某村的征兵闹剧。在这部小说中，宋之的深刻地揭露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农村精英阶层目光短浅、操守尽失的没落精神本相。这部小说艺术上也十分成熟，作者比较注重刻画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如曹大老爷、王保长、僧克明、崔士杰、成玉章等，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抗战时期，随着晋察冀边区新政权的建立，许多文艺工作者会聚并活跃在河北，形成了一个河北抗战小说作家群。其中的主要作家有孙犁、王林、管桦、康濯、杨朔、周而复、邵子南、马加、俞林、孔厥、袁静、丁克辛、萧也牧、路一等，他们以各具特色的作品推进了河北抗战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
孙犁（1913—2001），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人。1937年冬参加家乡的抗日战争。1939年，孙犁调到阜平晋察冀通讯社工作，1941年回冀中编辑《冀中一日》。1944年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发表了短篇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后结集《白洋淀纪事》。其抗日小说独树一帜，成为“荷花淀”派创始人，在河北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林（1909—1984），原名王韬，河北衡水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活跃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王林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产生较大影响的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50年代。作品有长篇小说《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中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女村长》《五月之夜》等。他的小说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河北百年小说发展历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管桦（1922—2002），原名鲍化普，河北省丰润县人。管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以小说创作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创作及文艺领导工作，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将军河》，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和《辛俊地》等。《小英雄雨来》由于被选入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
康濯（1920—1991），原名毛季常，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历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康濯都与河北有着不解之缘，在二十余年间亲身经历了河北乡村历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1938年刚满十八岁的康濯怀揣报国之志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由于战时需要不久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刚刚创建的晋察冀解放区开展具体革命工作，在位于冀西的平山、阜平、灵寿等多地的乡村有过长期的生活经历，为他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康濯的第一个长篇作品《黑石坡煤窑演义》就是在平山县的北义羊村创作完成的，这是我国第一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是康濯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完成的短篇力作，1946年5月23日问世，被周扬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故事取材自20世纪40年代的晋察冀边区农村，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晋察冀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激发起他们的抗日热情，积极拥护和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斗争。这篇小说因为成功地展现了华北解放区乡村的新人新事，在当时文坛引起轰动。
俞林（1938—1986），原名赵凤章，河北省河间县人。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41年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干事、阜平县城南区委宣传部长，同时开始文学创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搞土地改革运动，后南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等职，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在青山那边》等。俞林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老赵下乡》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三（1937—1949）》。《老赵下乡》是俞林的代表作，小说较好地塑造了县农会干部老赵的形象，叙事节奏把握得很好，具有可读性。
袁静（1914—1999），原名袁行庄，江苏省武进县人，出生于北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辗转于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来到延安。
孔厥（1914—1966），原名郑志万，江苏省苏州人。1938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是“鲁艺”第一期学员。1947年，袁静、孔厥撤离延安，跟随中央机关来到晋察冀边区，来到了河北，随后到冀中开展工作。
1949年，袁静、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问世。这是一部植根于河北大地，在河北创作、反映河北的长篇小说。两位作者袁静、孔厥原籍都不是河北，从延安来到河北参加实际的斗争，感动于冀中的对敌斗争的伟大，惊叹于冀中英雄们创造的无数奇迹，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完成了这一部史诗性作品。
河北抗战小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38年至1943年年中；后期从边区开展文艺整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前期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说的题材以抗日救亡为主，形式也以纪实为主。早期的抗战小说以宣传群众抗日为目的，形式多样，篇幅较短。1940年之后，随着八路军“百团大战”等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根据地各项民主建设成果的取得，边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伴随着众多文艺报刊的创办，边区的文学创作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小说在早期那种故事单纯、篇章短小的创作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首先是出现了一批较有成绩的小说作家，如孙犁、康濯、路一、梁斌、王林、萧也牧、秦兆阳、杨朔、周而复、李英儒、俞林等。同时，小说创作数量迅速增加，当时边区的文艺报刊如冀西的《五十年代》《晋察冀文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艺术》《晋察冀日报·鼓》；冀中的《冀中文化》《文艺学习》；冀南的《新文艺》《苍鹰》等，经常刊登各种小说作品，使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后期的小说创作始于1943年边区文艺整风之后，在这一时期，广大作家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纷纷下乡深入农村基层生活，改变了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下一步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而且一些作家在边区搜集创作素材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去了延安或大后方，获得了比较优越的创作条件，留在边区的作家也争取到抗战结束后那段较安定的创作环境，一些作家则从外地来到边区，站在新的高度进行创作，所有这些促使边区小说创作的整体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而很快迎来了边区抗战小说创作的大丰收。作为这一小说创作收获期的标志，首先是中长篇作品的出现。中长篇小说容量大，反映社会生活广阔、描写人物众多、深刻表现时代特点，是文学和文体成熟的表现。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品有《滹沱河流域》《红石山》《村长和他的兵》《白求恩大夫》《燕宿崖》《老赵下乡》《杨赶会的一家》《腹地》《新儿女英雄传》等。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包括《荷花淀》《芦花荡》《李勇大摆地雷阵》《十八匹战马》《我的两家房东》《雨来没有死》等。
河北地域经济文化的差异，使河北抗战小说呈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冀西山区是晋察冀边区的腹地，这里地处晋冀两省的交界，经济落后，物资贫乏，敌人兵力较少达到，因此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冀西的小说作者有康濯、俞林、丁克辛、邵子南、萧也牧、秦兆阳、葛文等。他们的小说直接描写战争的篇章不多，主要是表现山区农民的生产救灾、减租减息、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反映农村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塑造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赞扬抗战以来边区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风尚。小说的语言朴素平易，富有地方特色，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冀中是河北省的富庶地区，经济和教育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抗战中自然成为日寇的重点防护区。冀中残酷的斗争形势一方面迫使人民利用“青纱帐”、芦花荡和地道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又使外地作家很难在此立足，所以冀中的小说创作者均为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如孙犁、王林、路一、梁斌、李英儒、李克明、崔璇、张庆田等。他们的创作直接面对家乡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对其中的英雄人物和普通人民倾注了深挚的情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近距离地反映冀中平原和水乡人民的抗日斗争，描写真切而生动，感情深挚而浓烈，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河北小说创作始于忧患，成熟于抗日救亡运动，加上燕赵慷慨悲歌的文化传统，给现代小说打上了一层苦难而悲壮的色彩。河北小说家紧跟时代步伐，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记录着人民的忧患意识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谱写了许多高亢的战歌、英雄的传奇。有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也许艺术上不是那么精致，但它们是时代真实的表现和记录。河北现代小说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创作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