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唐书·元结传》补考

关于元结生平，新、旧《唐书》均有记载，但《旧唐书》记载极为简略，没有给元结列专门传记，而欧阳修的《新唐书·元结传》（下文称《元结传》或《本传》）记载多达二千余字，长度超过了颜真卿的《元君表墓碑铭并序》，记载元结生平更为翔实。但由于传记的修订距离元结去世已有近三百年，且从《元结传》看，欧阳修在撰写该传记时并未参照《元君表墓碑铭并序》，致使《新唐书·元结传》中讹误重出，重大事件也存在遗漏。对于《新唐书·元结传》所引材料之谬误，南北宋之交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就有关注，他曾指出：“《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1]清嘉庆董作栋修纂的《鲁山县志》更是把《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与《新唐书·元结传》对照起来读，利用碑传订正了本传的不少错误。此后，孙望1935年发表了《元次山年谱》[2]，孔德1948年发表了《唐元结年谱》[3]，2002年，台湾杨承祖出版了《元结研究》[4]，其中有“元结评传”“元结年谱”，这些年谱或评传的编订者也多关注到了《新唐书·元结传》，他们部分订正了《元结传》的讹误，但同时也对《元结传》中不少错误视而不见，甚至还引以为证，导致了编订的年谱或评传可信度降低，年谱与评传的编订者尚且如此，普通研究者错误引用就更为普遍。为避免研究者误引《新唐书·元结传》，本文特对《元结传》全文进行订补与考辨，以期能部分弥补《元结传》带来的缺失。

一

本传：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

订补：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二代孙。

考辨：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盖后魏昭成皇帝孙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孙。”[5]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右唐元结次山也，后魏之裔。”[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载同。案：宋郑樵《通志》载元姓：“又拓跋氏，云黄帝子昌意之后。昌意少子悃，居北土，世为鲜卑君长。《宋书》云，李陵之后。自昌意三十九世至昭成皇帝什翼犍，始号代王，都云中。”[7]《魏书·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少而壮勇，不拘小节。太祖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慕容宝之败也，别率骑七百邀其归路，由是有参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书左仆射，加侍中，领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庶人礼。”[8]拓跋遵（？—407），北魏拓跋寿鸠之子，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之孙。以此上推，元结当为后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

然《新唐书·元结传》载：“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9]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三：“唐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祝穆《方舆胜览·湖南路》：“元结，后魏常山王十五代孙。”[10]皆与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不合，对此宋赵明诚《金石录·唐元结碑》已作辩误：“右《唐元结碑》，颜鲁公撰并书。案《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赵明诚见过元结文集前的《元氏家录序》，则元结为拓跋遵十二世孙可信。又据2020年新出土《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墓志铭》载，墓主人元大谦，北魏常山王拓跋寿鸠七代孙，开元六年（718）三月卒于绛州龙门县令任上，卒年58岁。元结较元大谦迟出生59年，但与其差距已达六代，应不存在差距九代之可能，故元结不可能为拓跋遵十五世孙，《本传》记载有误。

本传：曾祖仁基，字惟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拜宁塞令，袭常山公。

订补：[1]高祖善祎（禘），代居太原，唐尚书都官郎中、常山郡公。[2]曾祖仁基，字惟固，曾官朝散大夫，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拜宁塞令、褒信令，袭常山公。

考辨：[1]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高祖善祎，皇朝尚书都官郎中常山郡公。”《元和姓纂》：“唐都官郎中元善祎，称昭成帝后。”[11]《金石录·唐元结碑》：“又《碑》与《元和姓纂》皆云‘结高祖名善祎’，而《家录》作‘善禘’，未知孰是也。”[12]“祎”三长物斋本又作“袆”，然吕无党本作“祎”，今姑且从“祎”。而“善禘”之名，源自《家录》，又为赵明诚所亲见，其可信度不低，故姑且存疑。又《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七：（司勋郎中）“元玄祎”。活动于唐太宗、中宗年间，与元善祎生活于同一时期。都官郎中属刑部，唐代郎中之间调动频繁，则元善祎又或元玄祎。《新唐书·元结传》未载元善祎。《元和姓纂》引《南宫故事》云：“（元姓）代居太原，著姓。祎曾孙谷神，扶州刺史；堂侄俯，宋州刺史。元孙结，容府经略兼中丞；生友直，为京兆少府。”[13]

[2]《新唐书·元结传》：“曾祖仁基，字惟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拜宁塞令，袭常山公。”太宗征辽东事《旧唐书·太宗纪》有载：“十九年（645）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世勣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秋七月，李世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14]元仁基随太宗征辽东当在此时。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袭常山公。”又《旧唐书·地理一》：“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15]同书同卷载：“新蔡，隋旧。武德四年，于此置舒州，领新蔡、褒信二县。”[16]《旧唐书·职官一》：“（从第五品下阶）朝散大夫、文散官。”[17]品阶较县令要高。本传：祖亨，字利贞，美姿仪。尝曰：“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霍王元轨闻其名，辟参军事。

订补：祖元亨，字利贞，美姿仪。尝曰：“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为霍王元轨参军，随霍王镇改襄州，垂拱元年或稍后卒。

考辨：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祖利贞，霍王府参军，随镇改襄州。”《新唐书·元结传》：“祖亨，字利贞，美姿仪。尝曰：‘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霍王元轨闻其名，辟参军事。”颜真卿称元亨字，不称其名，乃为避肃宗李亨讳，《孙谱》与《杨谱》皆有详考。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贞，全用《易》四字，可异。”[18]《旧唐书·李元轨传》：“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贞观）十年，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寻转徐州刺史。……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寻出为襄州刺史，转青州。”[19]可知，元亨在垂拱元年或稍后与霍王元轨随镇改襄州。据《新唐书·元结传》：“父延祖，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元延祖乾元元年（758）或稍后卒，卒年七十六，以此逆推七十三年，其卒年当在垂拱元年（685）或稍后。本传：父延祖，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长，不仕，年过四十，亲娅强劝之，再调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门人私谥曰太先生。

订补：父延祖，弘道元年（683）前后生，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不乐仕进，亲娅强劝之，四十始为官，任魏成主簿，再调舂陵丞，后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焉，每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乾元元年或稍后卒，卒年七十六。及终，门人谥曰太先生，宝应元年（762）追赠左赞善大夫。

考辨：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父延祖，清净恬俭，历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闲辄自引去，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焉。及终，门人谥曰太先生，宝应元年追赠左赞善大夫。”可知元延祖在任舂陵丞前，曾任魏成主簿之职。又元结《与李相公书》：“中逢丧乱，奔走江海，当死复生，见有今日。”明本题下注曰：“乾元二年，李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乾元二年为759年，可知本年以前，元结家庭发生丧乱。《辞监察御史表》：“臣老母多病，又无弟兄，漂流殊乡，孤弱相养。”此表下有自注：“上元元年进”，上元元年即760年，从此二文可以看出，元结所经历丧乱与其父亲、弟弟去世相关。又《元结传》：“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门人私谥曰太先生。”则可知，元结之父在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发生后，尚在世。又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祖利贞，霍王府参军，随镇改襄州。”《旧唐书·李元轨传》：“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贞观）十年，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寻转徐州刺史。……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寻出为襄州刺史，转青州。”据《新唐书·元结传》：“父延祖，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则元结祖父元亨至少在垂拱元年（685）尚在世。元延祖当在弘道元年（683）或稍后出生。以此顺推76年，当在为乾元元年（758）或稍后去世。本传：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举进士，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赖！”果擢上第。复举制科。

订补：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753），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作《文编》纳于有司。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赖！”天宝十三载（754），举进士，入为上第。

考辨：《新唐书·元结传》认为元结天宝十二载先举常科，及上第，天宝十三载复举制科。然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另《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天宝十二载举进士，作《文编》。礼部侍郎阳浚曰：‘一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遂登高第。”均无两次及第记载，则可知《元结传》乃结合《文编序》和《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所作推断。然《文编序》和《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并无矛盾之处，《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不过省略了中进士时间。据《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举进士在作《文编》之前，则所谓举进士并非中进士，而是参与进士考试。这与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一致，《新唐书·元结传》误以为元结为天宝十二载中进士，而实际上元结中进士乃在“明年”，即天宝十三载。

又《新唐书·选举上》：“十二载，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是岁，道举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载，复乡贡。”[20]《登科记考补正》卷九：“（天宝十二载）七月壬子，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试，皆须补国子学生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21]元结《与李相公书》：“辱在乡选，名污上第。”唐人参加进士考试，有多途径。《新唐书·选举上》：“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22]《新唐书·选举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23]天宝十二载唐玄宗罢乡贡，十四载复乡贡，元结天宝十三载中进士，则其举进士非由乡贡。然据元结《与李相公书》：“辱在乡选。”则必然入州郡学馆，通过参与考试而获得荐举进士资格。

又据《登科记考》：“唐制，进士……正月乃就礼部，……二月放榜。”此即常科。常科主要有明经和进士，元结不以孔氏为师，不大可能参与明经科考试；又进士科主要考诗赋。除常科外，唐代另有制科。《册府元龟》记载了天宝十三载的制科：“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罢。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时登甲科者三人，太子正字杨绾最为所称。乙第者凡三十余人。”[24]制科由皇帝亲试，天宝十三载十月的制科在含元殿进行，然据《文编序》：“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唐尚书省署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西有兵﹑刑﹑工三部，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总辖各部，称为都省，其总办公处称为都堂。可见元结并非参加制科，参加尚书省礼部举行的常科考试也由此可知。而常科主要为明经和进士两科，乾元二年元结所作《与韦尚书书》：“不望尚书不以结齿之于龟，以士君子见礼，问及词赋，许且休息。”韦陟只问元结词赋，则元结当为进士科。《登科记考》载，本年进士三十五人，元结为其中之一。又《孙谱》以为元结所中为词藻宏丽科，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时，引《新唐书·元结传》，并以为“绾首登词藻宏丽科，或结亦其一也”[25]。本年词藻宏丽科同样试诗赋，但为玄宗亲试，与元结自述不符，且据元结《元鲁县墓表》：“天宝十三载，元子从兄前鲁县大夫德秀卒。”《唐故鲁山县令河南元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德秀，字紫芝，……春秋六十，薨于陆浑南郭草堂之所，梁木其坏，今为古焉。……天宝甲午载冬十月甲申日，葬于草堂南原之野。”[26]元德秀天宝十三载九月去世，元结和他是亦师亦友关系，当奔丧，不大可能参加十月举行的制科考试，故元结当于天宝十三载春参加进士科考试，《元结传》记载有误。

二

本传：会天下乱，沉浮人间。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时史思明攻河阳，帝将幸河东，召结诣京师，问所欲言，结自以始见轩陛，拘忌讳，恐言不悉情，乃上时议三篇。（文见元结本集，略）帝悦曰：“卿能破朕忧。”

订补：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兵自幽州南下，安史之乱起。结带领族人逃难至武昌猗玗洞，后召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抗击叛军。乾元元年（758）移居瀼溪。乾元二年（759），国子司业苏源明荐结于朝。同年九月，肃宗欲幸河东，闻结有谋略，招之。结献《时议》三篇，帝嘉之，悦曰：“卿能破朕忧。”

考辨：《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以诛杨国忠为名，先杀太原尹杨光翙于博陵郡。”[27]元结《大唐中兴颂》：“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元结《自释》：“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玗洞，始称猗玗子。后家瀼滨。”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及羯胡首乱，逃难于猗玗洞。……兵起，逃难于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结）逃难于猗玗洞，因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元宗异而征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寝。”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元结，天宝之乱，自汝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功。”[28]“襄汉”指襄水和汉水共同流经区域的统称。时元结已自鲁山南逃猗玗洞，然后又自猗玗洞沿汉水北上至襄阳，临近前线抗击安史叛军。在民众纷纷南下逃难时，元结能带领邻里北上襄阳，在当时造成了一定影响。

《文编序》：“叟少师友仲行公，公闻之，谕叟曰：‘于戏！吾常恐直道绝而不续，不虞杨公于子相续如缕。’”《新唐书·苏源明传》：“源明雅善杜甫、郑虔，其最称者元结、梁肃。”[29]仲行公即苏源明，元结少时与苏源明是师友关系，故元结得以荐。《资治通鉴》：“（乾元二年）国子司业苏源明称病不受禄山官，上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可知乾元二年前苏源明在国子司业任上。又据元结《时议三篇》（并表）：“臣实不能当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编舆皂之说为三篇，名曰《时议》，敢以上闻，抵冒天威，谨伏待罪。臣结顿首谨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进士元结表上。”元结后在《忝官引》中提及：“往在乾元初，圣人启休运。公车诣魏阙，天子垂清问。”当指此次征召。元结《与韦尚书书》：“昨者有诏，使结得诣京师，至汝上，逢山龟亦承诏诣京师，结与山龟俱得乘邮而来。邮长待结，颇如龟者。……不望尚书不以结齿之于龟，以士君子见礼，问及词赋，许且休息。”郭本《元次山集》：“乾元二年，韦陟为礼部尚书东都留守。”《旧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秋七月乙丑朔，以礼部尚书韦陟充东京留守。……（乾元三年四月）甲辰，以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韦陟为吏部尚书。”[30]则可知苏源明荐元结于朝在乾元二年七月至九月间，上《时议三篇》在九月。本传：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瘗战死露胔于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乱，帝将亲征，结建言：“贼锐不可与争，宜折以谋。”帝善之，因命发宛、叶军挫贼南锋，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

订补：乾元二年（759）九月，拜结为右金吾兵曹，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仍于唐、邓、汝、蔡等州招缉义军。山棚高晃率五千余人来降，十月，肃宗制亲征史思明，结建言“贼锐不可与争，宜折以谋”，苏源明亦极谏不可，事遂寝。结屯兵泌阳守险，思明不敢南侵，全十五城。乾元三年（760），公理兵泌南，有伤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收街郭乱骨而藏之，命曰哀丘，作《哀丘表》。四月，襄州军乱，部将张维瑾杀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结请表用兵。闰四月，张维瑾等皆降，襄州平。结特蒙嘉纳，真拜监察御史，仍授部将张远帆、田瀛等十数人将军。

考辨：考《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原石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新唐书·元结传》载：“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明嘉靖锡山安氏馆铜活字印本《颜鲁公文集》“乃拜君右金吾兵曹”与《本传》合，然《全唐文》载《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乃拜君左金吾兵曹。”当误。《旧唐书·职官三》：“节度使：……参谋，无员数也。”[31]

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山棚高晃等率五千余人，一时归附，大压贼境，于是思明挫锐，不敢南侵。”元结《漫酬贾沔州》：“往年壮心在，尝欲济时难。奉诏举州兵，令得诛暴叛。”《本传》：“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则《本传》中所谓剧贼即指《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中的义军山棚高晃等。又《唐会要》卷六七：“东都西南联邓虢，山谷旷远。多麋鹿猛兽。人习射猎，不务耕稼。春夏以其族党迁徙无常，俗呼为山棚。”[32]《新唐书·吕元膺传》所载同。元结及其族人长期居于汝州，安史战乱爆发后多次于唐、邓、汝、蔡招缉义军，故高晃等得以来归。

又《旧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冬十月丁酉，制亲征史思明，竟不行。”[33]《新唐书·苏源明传》：“及史思明陷洛阳，有诏幸东京，将亲征。源明因上疏极谏曰：‘……臣闻子不诤于父，不孝也；臣不诤于君，不忠也。不孝不忠，为苟荣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臣虽至贱，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将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罢东幸。”[34]《新唐书·元结传》：“史思明乱，帝将亲征，结建言：‘贼锐不可与争，宜折以谋。’帝善之。”而《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大压贼境，于是思明挫锐，不敢南侵。”及《本传》所载“命发宛、叶军挫贼南锋，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当是元结向皇帝建言之后的事。

元结《哀丘表》：“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为陷邑，乾元己亥为境上，杀伤劳苦，言可极耶！街郭乱骨，如古屠肆，于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将尽而乱骨不藏者乎？哀壮勇已死而名迹不显者乎？’对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绝贪争毒乱之心，守正和仁让之分，至令吾有哀丘之怨欤！’”《表》称“乾元庚子”，则表作于乾元三年四月改元之前。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前是泌南战士积骨者，君悉收瘗，刻石立表，命之曰哀丘。将吏感焉，无不勇励。玺书频降，威望日崇。”

元结《辞监察御史表》：“又逢张瑾奸凶，再惊江汉。臣恐陛下忧无制变，遂曾表请用兵。”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时张瑾杀史翙于襄州。”《旧唐书·肃宗纪》：“四月……戊申，襄州军乱，杀节度使史翙，部将张维瑾据州叛。……己未，以陕州刺史来瑱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35]《旧唐书·来瑱传》：“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军将张维瑾、曹玠率众谋乱，杀刺史史翙。”[36]《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将张维瑾、曹玠杀节度使史翙，据州反。”[37]则乾元三年四月张维瑾等反可知。又《新唐书·肃宗纪》：“闰月……己卯，大赦，改元，赐文武官爵。……是月，大饥。张维瑾降。”[38]《资治通鉴》：“瑱至襄州，张维瑾等皆降。”[39]闰四月，叛乱平。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时张瑾杀史翙于襄州，遣使请罪，君为奏闻，特蒙嘉纳，乃真拜君监察，仍授部将张远帆、田瀛等十数人将军。”《本传》“迁监察御史里行”当即《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乃真拜君监察”，但《本传》以升迁原因为讨史思明有功，而《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以为平张维瑾乱故，《本传》叙事多省略，今从《元君表墓碑铭并序》。

本传：荆南节度使吕请益兵拒贼，帝进结水部员外郎，佐府。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时有父母随子在军者，结说瑱曰：“孝而仁者，可与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义。渠有责其忠信义勇而不劝之孝慈邪？将士父母，宜给以衣食，则义有所存矣。”瑱纳之。

订补：上元元年（760）四月或稍后，结作《请给将士父母粮状》《请收养孤弱状》上来瑱，来瑱纳之。八月，吕以荆南无兵，结拜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吕节度判官，结起家十月，超拜如此，时论荣之。

考辨：元结《请给将士父母粮状》《请收养孤弱状》两状题后均有自注：“上元元年上来大夫。”乾元三年（760）闰四月，改元为上元元年。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时张瑾杀史翙于襄州，遣使请罪，君为奏闻，特蒙嘉纳，乃真拜君监察，仍授部将张远帆、田瀛等十数人将军。属荆南有专杀者，吕为节度使，辞以无兵。上曰：‘元结有兵在泌阳。’乃拜君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本年八月，元结真拜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吕节度判官。可见此两状作于上元元年（760）闰四月至八月间。《新唐书·元结传》：“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时有父母随子在军者，结说瑱曰：……瑱纳之。”又《本传》以为元结参山南东道府在参荆南幕府后，则误。此二表皆作于上元元年，则元结此后参荆南幕府可知。

元结《与韦洪州书》：“某月日，荆南节度判官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结顿首。”可知，元结是以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水部员外郎：官名，为工部四司之一，掌有关水道之政令。《旧唐书·职官二》：“水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川大夫。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40]又唐代殿中侍御史属御史台，掌殿廷仪卫及京城纠察。《旧唐书·职官三》：“（御史台）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下。……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41]又节度判官，即节度使判官，负责掌管文书事务。《旧唐书·职官三》：“节度使……判官二人……。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42]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属荆南有专杀者，吕为节度使，辞以无兵。上曰：‘元结有兵在泌阳。’乃拜君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时论荣之。”《新唐书·元结传》：“荆南节度使吕请益兵拒贼，帝进结水部员外郎，佐府。”可知，元结拜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与充吕节度判官为同一时期。又元结《与吕相公书》：“自布衣历官，不十月官至尚书郎。”元结自去年九月授官，至今正好十月。又元结《请节度使表》：“今臣起家数月之内，官忝台省。”亦当是指此次拜官。

本传：瑱诛，结摄领府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作《自释》。（文见元结本集，略）

订补：宝应元年（762），会代宗立，结作《乞免官归养表》，以侍亲为由辞官，辞去荆南节度使留后之任，特蒙褒奖，以著作郎身份归隐于武昌樊口。益著书，作《自释》。结知节度观察使事八月，境内晏然。

考辨：元结《乞免官归养表》：“臣无兄弟，老母久病，所愿免官奉养，生死愿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贻老母忧惧，是臣之孝。愿全忠孝于今日，免祸辱于将来。伏惟陛下许臣免官，许臣奉养。在臣庆幸，无以比喻。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又元结《漫酬贾沔州》：“出入四五年，忧劳忘昏旦。无谋静凶丑，自觉愚且愞。……去年辞职事，所惧贻忧患。天子许安亲，官又得闲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元结《漫歌八曲序》：“壬寅中，漫叟得免职事，漫家樊上，修耕钓以自资，作《漫歌八曲》。”均提及此次辞官。元结《樊上漫作》：“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其安家樊上亦可知。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今上登极，节度使留后者例加封邑，君逊让不受，遂归养亲。特蒙褒奖，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新唐书·元结传》：“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著作郎属秘书省。《新唐书·百官二》：“（秘书省）著作局：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43]此前元结任水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就官秩而言有所上升，然著作郎在唐为清官，其对权力的掌控远不如浊官。此后元结并没有实际就任，只是以著作郎身份隐居于武昌。武昌，唐县名，属鄂州江夏郡。《新唐书·地理五》：“鄂州江夏郡，……武昌、紧。”清刘献廷《广阳杂记》：“武昌县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孙吴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镇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则江夏也。县城临江，庾楼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苏长公之九曲亭，皆在县城西。”[44]解缙《永乐大典残卷·兴国州志》：“猗玗洞，在湖广武昌府兴国州大冶县东五十里。地名回山，有飞云洞，在道士矶侧，唐元次山结屋读书处，号猗玗子，故曰猗玗洞。”[45]又考元结之所以归于武昌樊上，主要原因在于元结曾在安史之乱后逃难武昌境内的猗玗洞，元结有恋旧情结，同时可能与孟士源时为武昌令有一定关系。

《新唐书·元结传》：“瑱诛，结摄领府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来瑱被诛已是宝应二年，《资治通鉴·宝应二年》：“初，来瑱在襄阳，程元振有所请托，不从；及为相，元振谮瑱言涉不顺。王仲升在贼中，以屈服得全，贼平得归，与元振善，奏瑱与贼合谋，致仲升陷贼。（正月）壬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赐死于路，由是藩镇皆切齿于元振。”[46]时元结已隐居武昌，则结不可能摄领府事，且据《旧唐书·代宗纪》：“宝应元年四月，……丁卯，肃宗崩，元振等始迎上于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47]代宗即位在来瑱被诛之后，可见《本传》记载有误。据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君知（荆南）节度观察使事，经八月，境内晏然。”可知《元结传》误把知荆南节度观察使事移接至山南东道节度府上了。

三

本传：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即上言：（参见元结《奏免科率状》）帝许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结又奏：“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诏可。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

订补：广德元年（763）九月，上以结居贫，授结道州刺史，逢西原蛮入侵道州，不得行。广德二年（764）五月，结始抵道州。结到任后，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畬种山林，又上《奏免科率状》，帝许之，道州之民得以生息。永泰二年（766）夏秋之交，公奏《免科率等状》，敕依。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张谓作《甘棠颂》美之，道州之民立生祠乞留。

考辨：广德元年（763）九月前后，西原蛮攻陷道州。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州为西原贼所陷，人十无一，户才满千。”《新唐书·代宗纪》：“（广德元年）西原蛮陷道州。”[48]十一月左右，桂管经略使邢济平西原蛮，执其酋长吴功曹等。《新唐书·西原蛮传》：“其种落张侯、夏永与夷獠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49]《新唐书·代宗纪》：“（上元元年）西原蛮寇边，桂州经略使邢济败之。”[50]西原蛮攻道州在九月，十月（元结谓冬）左右道州城陷，据城五十余日，则到了十一月左右。元结《谢上表》：“臣某言：去年九月敕授道州刺史，属西戎侵轶，至十二月，臣始于鄂州授敕牒，即日赴任。”元结十二月赴道州刺史任，则十二月前邢济已平西原蛮。

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君下车行古人之政。”元结《谢上表》：“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畬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活。”又《奏免科率状》：“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负租税，及租庸等使所有征率和市杂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后，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进奉征纳者，请据见在户征送，其余科率，并请放免。容其见在百姓产业稍成，逃亡归复，似可存活，即请依常例处分。”《奏免科率状》还论及道州之民遭战争破坏之惨状：“臣当州被西原贼屠陷，贼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又论及未敢征率原因：“若依诸使期限，臣恐坐见乱亡，今来未敢征率，伏待进止。又岭南诸州，寇盗未尽，臣州是岭北界，守捉处多，若臣州不安，则湖南皆乱。”《奏免科率状》题后有原注：“广德二年奏，敕依。”则元结所奏，帝许之。《奏免科率状》：“臣自到州，见庸租等诸使文牒，令征前件钱物送纳。”与《舂陵行》其序言：“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一致，故结之所奏，当于《舂陵行》相前后。《新唐书·元结传》所载文，与元结《奏免科率状》文字有所不同，糅合《奏免科率等状》而成，如“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余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就意引了《奏免科率等状》，但引文主体来自《奏免科率状》。

元结《免科率等状》：“臣一州当岭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余处，岭南诸州，不与贼战，每年贼动，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则湖南为不守之地。……臣当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几钱，庶免使司随时加减，庶免百姓每岁不安。其今年轻货及年支米等，臣请准状处分。谨录奏闻。”题后有原注：“永泰二年奏，敕依。”户部员外郎何昌裕因收赋出使湖南，结奏《免科率等状》当在其后，又元结《别何员外》诗中说：“公能独宽大，使之力自输。”也可见敕依了元结所奏。又《新唐书·元结传》：“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结又奏：‘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诏可。”据《新唐书·元结传》“明年”指永泰元年（765），实际上该文当作于永泰二年，《本传》所载误。

永泰二年夏秋之交，户部员外郎何昌裕因收赋出使湖南，独孤及有诗相送。独孤及《送何员外使湖南》：“夙昔皆黄绶，差池复琐闱。上田无晚熟，逸翮果先飞。前路舟休系，故山云不归。王程傥未复，莫遣鲤书稀。”[51]湖南地区，稻一般两熟。早稻成熟时间一般在七月；晚稻十月成熟。诗言“上田无晚熟，逸翮果先飞”。如是早稻，则何昌裕出使湖南当在春夏之交，永泰元年夏，元结即离道州刺史任往衡阳，不可能有送别何昌裕机会，也不可能作《别何员外》诗。又本年秋，何昌裕送元结皮弁，故何昌裕出使湖南当在本年春夏之交。何昌裕出使湖南，主要是为了收赋。元结《别何员外》：“犹是尚书郎，收赋来江湖。”可证。

《新唐书·元结传》：“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进授容管经略使。”公离道州刺史任，张谓为潭州刺史，作《甘棠颂》美元结。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仍请礼部侍郎张谓作《甘棠颂》以美之。”又曰：“既受代，百姓诣阙，请立生祠，仍乞再留。”考今道县北门村九井塘边有黄龙庙，祠黄龙娘娘和刺堂公公，又黄龙庙前有石碑曰《刺史元公祠记》，则刺堂公公为元结。又“道州城东有左湖”，则左湖即今九井塘，元结又有《七泉铭并序》：“道州东郭，有泉七穴”，其中《漫泉铭》：“谁爱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没石鱼。”《东泉铭》：“泉在山东，以东为名。爱其悬流，溶溶在庭。作铭者何？吾意未尽。将告来世，无忘畎引。”又有《引东泉作》：“东泉人未知，在我左山东。引之傍山来，垂流落庭中。”则元结安家于东泉附近，东泉与其他六泉相隔很近，故七泉之铭能合一。又《五如石铭》：“涍泉之阳，得怪石焉。”此怪石在左溪入潇水处，与左溪相连者必为左湖，则可知九井塘即左湖，元结安家其附近，则今之黄龙庙，或即元结生祠所在地。本传：进授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会母丧，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

订补：大历二年（767）冬，结代摄连州刺史。大历三年（768）四月，结自连州刺史转容管经略使。结以老母病重为由，作《让容州表》辞之，然未从。结身谕蛮豪，乃驾车，以问疾苦，六旬而叛乱八州归顺。大历四年（769）四月，结丁母忧。结以亡母旅榇未归葬，有违礼法，作《再让容州表》再次辞让，帝允所奏。结回祁阳，居家守制。结在容管经略使任，民乐其教，立石颂其德。

考辨：刘禹锡《吏隐亭述》云：“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堧。……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予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余年。”[52]《刘梦得文集外集》中也载“元次山始作海阳湖”[53]，宋祝穆《方舆胜览·连州》载：“海阳湖。在桂阳东北二里。唐大历间，元结到此，创湖通小舟游泛，刘禹锡赋《海阳湖》十咏。”[54]元结大历二年冬道州刺史任满，其代摄连州刺史当在此稍后。又元结《海阳湖》诗十三首，分别为《海阳泉》《曲石凫》《望远亭》《石上阁（两首）》《海阳湖（两首）》《盘石（两首）》《湖下溪（两首）》《夕阳洞》《游海门峡》，又有《泉铭有序》一篇，皆可知在离任道州刺史和进授容管经略使间还有代摄连州刺史经历。

元结《让容州表》：“臣结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敕，授臣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四月十六日敕到，二十一日发付本道行营。”《表》言：“四月十六日敕到。”然又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敕”，则敕命结自连州刺史转容管经略使当在三月二十二日或稍前。又《表》言：“前在道州，黾勉六岁，实无政理，多是假名，频请停官，使司不许。”元结自广德元年（763）赴道州刺史任，至大历三年（768），正好六年，故元结自道州刺史转容管经略使在本年。从元结后来作《再让容州表》看，元结此次上表未得如愿。

《旧唐书·地理四》：“容州下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普宁郡。乾元元年，复为容州都督府。仍旧置防御、经略、招讨等使，以刺史领之。”[55]《旧唐书·职官一》：“从第三品：……下都督。”又同书同卷：“正第五品上阶：……御史中丞。”又《旧唐书·地理一》：“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56]元结自道州刺史转容管经略使从正四品升为从三品，然就实际情况看，元结在道州刺史任，道州尚未被西原蛮攻破，但容州却为西原蛮占领，元结不得不寄理他州，元结之任容管，未必不是明升实降。

元结《让容州表》：“今臣所属之州，陷贼岁久，颓城古木，远在炎荒，管内诸州，多未宾伏，行营野次，向十余年。”《旧唐书·王翃传》：“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前后经略使陈仁琇、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57]时元结寄理梧州，有《冰泉铭》为证。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君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新唐书·元结传》：“身谕蛮豪，绥定八州。”《旧唐书·地理一》：“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容、辩、白、牢、钦、岩、禺、汤、瀼、古等州。”[58]也正因为元结收复八州，使得容州叛军成为孤军，所以大历六年，容管经略使王翃与义州刺史陈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牵，才尽复容州故地。陈洙《漫泉亭赋》：“天与贞良，七叶中唐，令闻令望，漫叟漫郎。系大历之初载，驻玉节于南荒，谕蛮酋而王化洽，绥八州而民事康。爰顾以瞻，曰此边土，政虽少纾，俗或未煦。乃驾车，乃历险阻，乃采风谣，以问疾苦。”[59]

元结《再让容州表》：“草土臣结言：伏奉四月十三日敕，以臣前在容州，殊有理政，使司乞留，以遂人望。起复臣守金吾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中丞，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兼容州刺史、充本管经略守捉使，赐紫金鱼袋。”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丁陈郡太夫人忧，百姓诣使请留，大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新唐书·元结传》：“会母丧，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元结《再让容州表》：“草土臣结言：伏奉四月十二日敕，……特乞圣慈，允臣所请，收臣新授官诰，令臣终丧制，免生死羞愧，是臣恳愿。”又曰：“臣闻苟伤礼法，妄蒙寄任，古人所畏，臣敢不惧？国家近年切恶薄俗，文官忧免，许终丧制。臣素非战士，曾忝台省，墨縗戎旅，实伤礼法。”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大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陈乞者再三，优诏褒许。”

《新唐书·元结传》：“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宝刻丛编》卷十九《容州》：“《唐元结德政碑》：唐大历中立。”[60]清光绪封祝唐等修《容县志》卷二十四：“《容管经略使元结德政碑》：佚，唐大历中立在容县。”后人也曾于容县修建思元堂、思贤堂以纪念之。清同治十二年吴九龄《梧州府志》：“思元堂：在旧州治中，宋守王庆曾建有记，有诗碑。”同卷又载：“思贤堂：在县治，南宋知州谭惟寅建，祀唐守元结、王翃、戴叔伦、韦丹及前守王次翁。”《大明一统志》：“王次翁。建炎中知容州，尝慕元结之为人，取结在道州时《乞免科率二奏》刻之石，并刻其遗像以便观省，且曰：‘庶不坠元子之政也’”[61]本传：罢还京师，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

订补：罢还京师，卒，年五十四，赠礼部侍郎。

考辨：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大历）七年正月朝京师，上深礼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临问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馆，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新唐书·元结传》：“罢还京师，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如以此推算，则元结出生于开元十一年。但据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二考：“颜公《次山墓表》：‘次山卒于大历七年夏四月庚午，春秋五十。’然据次山《别王佐卿序》云：‘癸卯岁，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结次山年四十五。’案癸卯为代宗广德元年，则下讫大历七年壬子，次山之卒得年五十有四，非五十也。以此推之，次山实生于开元七年己未。《新唐书·本传》亦仍颜《表》之误，附正于此。”[62]又元结《铭》，据浯溪原石：“唐大历三年岁次戊申闰六月九日林云刻。”其铭曰：“功名之位，贵得茅土。林野之客，所眈水石。年将五十，始有。”唐大历三年为公元768年，《铭》中元结自己说年将五十，以此逆推五十年，正好开元七年出生。元结另有《漫酬贾沔州》《与韦尚书书》《与吕相公书》《别崔漫序》四文，也提及自己年岁，虽不如《别王佐卿序》《铭》精确，但也与元结卒年五十四不相违背，而明显与《墓碑铭》和《本传》所载年五十不合。但颜真卿毕竟是元结生前好友，不大可能在《墓碑铭》中出现如此错误，考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宋元时有过多次毁损，尤其是元代历经兵火之后，碑刻原文所剩无几，今所见《次山碑》为后人多次重刻；而后人校勘文本时，又常以碑刻为准。故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或有文字脱落，应为“五十四”，又“十”“四”音近，或为音误，今从王说。

由此可见，《新唐书》为元结单独列传，对于全面了解元结生平提供了一定帮助，但其讹误之处也为学者研究元结带来一定困惑。本节通过对《元结传》进行全面订正，力图为研究者展现一个完整而又准确的元结家世与生平，进而弥补《元结传》带来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