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内外关于美国20世纪小说旅行叙事的研究

这种“旅途中的、运动中”的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引起国外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的关注。虽然国外学界在研究这一现象时使用过“旅行”（journey）、“逃遁”（escape，running）、“迁徙”（migration）、“道路叙事”（road narrative）、“运动”（movement）、“追寻”（quest）等不同的表述，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美国20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特征。关于美国20世纪小说旅行叙事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美国经典文学旅行叙事的总体研究，其中有一部分涉及美国20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另一类是关于20世纪美国某一特定作家小说旅行叙事的个案研究。总体性的研究主要有萨姆·布鲁法布（Sam Bluefarb）的《美国小说中的逃遁母题：从马克·吐温到理查德·赖特》（The Escape Motif in the American Novel：Mark Twain to Richard Wright，1976）、约瑟夫·艾迪逊·戴维斯（Joseph Addison Davis）的《回家：大路作为美国文学中的神话和象征，1890—1940》（Rolling Home：The Open Road as Myth and Symbol in American Literature，1890-1940，1974）、詹尼斯·斯道特的《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范式与偏离》（1983）、罗纳德·普莱谬（Ronald Primeau）的《道路浪漫史：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文学》（Romance of the Road：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Highway，1996）、艾文斯·史密斯的《文学中的英雄旅行：诗意的寓言》（1997）、吉尔·林恩·陶包特（Jill Lynn Talbot）的博士论文《这不是出口：当代美国文学和电影中的道路叙事》（“This Is Not an Exit：The Road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Film”，1999），以及珍妮弗·R.罗安果（Jennifer R.Luongo）的博士论文《记忆、历史和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西行》（“Memory，History and the Journey West in 20th Century Novel”，2006）等。

萨姆·布鲁法布的《美国小说中的逃遁母题：从马克·吐温到理查德·赖特》以美国文学史上八部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同形式的逃遁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阐释了美国小说中的逃遁母题。虽然布鲁法布使用的是“逃遁”（escape）这个术语，但是从他所描述的主人公的行为来看，在本质意义上与“旅行”（journey）是一致的。布鲁法布指出：“美国现代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逃遁’母题反映了美国生活中一个具有主导性的永恒心态，它作为小说主要结构无法摆脱的对位形式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频率出现在美国现代小说中。”[68]布鲁法布同时指出：“在将逃遁作为一个美国现象进行审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美国人行为方式的多元性，这决定着他们的逃遁方式也是多元的。美国人，在寻求神圣的或非神圣的原始经验的圣杯中，在通过逃遁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选择了多元的方式；因为每一种逃遁，即使以群体的迁徙形式出现，也完全依赖个体来进行。”[69]布鲁法布的论述，既说明了“逃遁”形式的多元性，又潜在地表明“逃遁”与“迁徙”一样，都是“旅行”的形式。就20世纪的美国小说而言，布鲁法布的研究涉及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卡尔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心灵是一个孤独的猎人》（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1940）和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等几部小说，对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同的逃遁方式和结局进行了分析，简要论述了主人公在空间方面的逃遁性旅行过程。

约瑟夫·艾迪逊·戴维斯的《回家：大路作为美国文学中的神话和象征，1890—1940》是一部博士论文，一部比萨姆·布鲁法布的专著更清晰地揭示美国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特征的著述。戴维斯首先从美国生活中的“大路”（open road）谈起，指出“大路”不仅仅是指铁路、公路等具体的道路，它还指江河海洋等能为人们旅行提供路径的载体。他把美国人在公路、铁路、江河、海洋上的旅行、漂泊、漫游、迁徙、逃遁等看作一种神话象征，认为这种神话和象征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美国一直是一个在运动的国家；更进一步说，美国自己一直是那么认为的。流动性似乎镶嵌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更深刻地融入我们的所见、所思和言语之中。”[70]在从文化的角度对美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进行简要的论述以后，戴维斯把研究的重点放到1900年以后的美国文学中，尤其是重点分析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0年道路叙事小说兴起的原因和盛况。在戴维斯看来，杰克·伦敦的《路上》（1907）、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1926）、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乡》（Look Homeward，Angel，1929）、威廉·福克纳的《圣殿》（Sanctuary，1931）和《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1932）、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等都是道路小说。戴维斯研究的缺陷在于其博士论文缺乏体系性，在第一章的引论之后，戴维斯在第二章里研究美国边疆的封闭和流浪汉现象在美国的终结，在第三章讲述杰克·伦敦本人的流浪活动及其在小说《路上》里的表现，第四章讲述凡克奈尔·林德赛（Vachel Lindsay）诗歌中的道路回忆，在第五章又论述美国1920—1940年间道路小说的兴起原因等。这样的研究太过于随意和零散，使读者无法清晰地了解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总体特征。

在《道路浪漫史：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文学》（1996）一书里，罗纳德·普莱谬将研究的重点指向美国文学（小说和非虚构的旅行日志）中的旅行叙事。普莱谬指出：“美国人开着小汽车周游全国，他们要么出于求索，要么就是单纯的离开。道路叙事就是他们所写的虚构和非虚构类作品。最普通的叙事结构是顺从于旅行的顺序，从出发前的准备、行程安排、对于目的地和旅行方式的决定、到达、回归等，最终在讲述故事时进行记录甚至重构旅行中的事件。”[71]普莱谬将美国文学中的道路叙事分为“作为抗议的道路旅行”“国家身份的探求”和“自我发现”等几部分来进行研究，由于主要采用作品情节概述的方式，普莱谬承认他的局限性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吉尔·林恩·陶包特直接受到普莱谬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这不是出口：当代美国文学和电影中的道路叙事》（1999）通过对约翰·斯坦贝克的《携查理同游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In Search of America，1962）、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考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穿越》（The Crossing，1994）、斯蒂芬·赖特（Stephen Wright）的《行走的土著人》（Going Native）等多部当代美国小说、非小说性叙事和电影情节的解读，揭示道路叙事仍然是美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叙事现象。陶包特认为，道路叙事“聚焦的是道路、汽车、边疆或者是逃遁和求索的母题，这一切足以表明道路在美国小说中的重要性”[72]。珍妮弗·R.罗安果的博士论文《记忆、历史和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西行》（2006）研究的是“西行与通过记忆回归人的自身原初本性之间的关系”[73]。通过对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我的安东尼亚》（My Ántonia，1918）、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国王的全班人马》（All the King's Men，1946）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四部美国小说的研究，作者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类似于个人的记忆，回归美国的原初（西部）就是对人的原初状态的自然回归”[74]的观点。

艾文斯·史密斯的《文学中的英雄旅行——诗意的寓言》也涉及了美国20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现象。史密斯认为，“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英雄旅行叙事模式，是一种原型的叙事模式，在世界文学、神话、宗教故事及仪式中广泛地存在，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主要的影响”[75]。英雄旅行叙事主要呈现一种环形的叙事结构，涉及三个阶段，那就是英雄的启程、获取教育和回归。围绕着这三个过程，会出现跨越门槛、监护人、帮助者、磨难与考验等角色或情节，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英雄意识的转变。根据这一理论观点，史密斯分析了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圣经、亚瑟王（King Arthur）传奇及世界文学经典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建立在英雄旅行这种叙事模式之上。就20世纪美国小说而言，史密斯主要列举了美国女性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和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的作品。史密斯认为，这两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一样，都具有一种“英雄旅行叙事”的模式。为此，史密斯借用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旅行”理论，对这些作品中的“旅行”叙事进行了简略的分析。比如贝娄的《雨王亨德森》描写的是主人公亨德森离开他在康迪涅格州的猪场到非洲旅行的故事，他与非洲两个女王的相遇和情感纠葛类似神话中的英雄历险。因为在坎贝尔看来，神话中的英雄旅行和成长，必须经历穿越象征子夜的母腹。而《雨王亨德森》中的两个非洲女王，无疑是神话英雄旅行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考验。史密斯的研究，的确有独到之处。但是作为对世界文学中英雄旅行叙事的总体研究，他的专著对美国20世纪经典文学旅行叙事涉猎过少在所难免。

在关于美国女性文学旅行叙事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马里琳·C.魏斯莉（Marilyn C.Wesley）的《秘密旅行：美国文学中女性旅行的隐喻》（Secret Journeys：The Trope of Women's Travel in American Literature，1998）。魏斯莉审视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美国文学中关于女性的旅行叙事，并将它们划分为违规性旅行、架构性旅行、重建社会身份性旅行和改变性旅行等。虽然这些旅行总体上讲仍然是“隐秘性的旅行”，女性旅行的叙事隐喻“重新解读了世界及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个体和公共身份。在罗兰逊（Lawrenson）的殖民主义回忆录，以及凯瑟和华顿（Edith Wharton）的现代小说等多元的作品中，旅行叙事结构甚至构成一种话语，超越了社会和文学的意义，进入一种意识和精神的层面。通过这种隐喻，女性的旅行叙事可以表达诸种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76]。在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文学旅行叙事时，魏斯莉选取了威拉·凯瑟的《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1925）、伊迪斯·华顿的《夏天》（Summer，1917）、玛莉莲·罗伯逊（Marilynne Robinson）的《管家》（Housekeeping，1981）及尤多拉·韦尔蒂的部分短篇小说作为研究范本。像其他试图研究整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旅行叙事的批评专著一样，魏斯莉的这部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研究整个美国经典文学中的女性隐秘旅行特征和文化意义的专著，也无法涵盖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中的各种层面的女性旅行叙事。

在关于美国黑人文学旅行叙事的总体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菲利斯·R.克劳特曼（Phillis R.Klotman）的《又一个人离去了：当代美国黑人文学中的逃跑者》（Another Man Gone：The Black Runner in Contemporary Afro-American Literature，1977）、劳伦斯·R.罗杰斯（Lawrence R.Rogers）的《迦南的界限：美国黑人文学中伟大的迁徙小说》（Canaan Bound：The African-American Great Migration Novel，1997）、罗伯特·巴特勒的《当代美国黑人小说：公开的旅行》（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The Open Journey，1998）等。克劳特曼的《又一个人离去了：当代美国黑人文学中的逃跑者》讲的是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中的黑人逃遁现象。在阐释美国文学中的逃遁传统及美国黑人奴隶文学中的逃遁现象的基础上，克劳特曼重点分析了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埃里森等知名黑人作家作品中不同形式的逃遁现象。克劳特曼指出，近百年的美国黑人文学其实就是一种逃遁文学，逃遁者一直处于从束缚到自由的逃遁状态之中。“他逃向自由和个人身份，寻求一种被社会剥夺的人性，追求正常人的生存状态。所有这些渴望都在后来的黑人作品中得到清晰而独特的表达：鲍德温的作品讲的是身份，威廉斯的作品讲的是生存的状态，赖特的作品讲的是人性。”[77]在《迦南的界限：美国黑人文学中伟大的迁徙小说》一书中，罗杰斯指出：“作为黑人文学中一种最广泛的经历，迁徙，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一直是黑人文学和民间故事中的中心主题。美国黑人文学最具支配性的隐喻包括黑人的迁徙、逃避奴役状态、到应许之地的旅行。”[78]罗杰斯所谓的“迁徙”，既是一种真实的，又是一种象征性的运动，“一种从南方到北方的旅行”。在罗杰斯看来，从1902年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wrence Dunbar）发表的黑人文学中的第一部迁徙小说《诸神的运动会》（The Sport of Gods）到沃特斯·塔品（Waters Turpin）的《哦，迦南！》（O'Canaan）（1939），乃至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等，美国黑人的小说，始终表现的是黑人的永无止境的迁徙运动。罗伯特·巴特勒的《当代非洲裔美国小说：公开的旅行》选取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爱丽丝·沃克的《格兰奇·考普兰的第三种生活》（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的《逃向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谢利·安·威廉姆斯（Sherley Anne Williams）的《德萨玫瑰》（Dessa Rose）、奥克塔威亚·E.巴特勒（Octavia E.Butler）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等九部黑人小说作为研究的文本，指出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旅行”母题。巴特勒指出：“这九部得到详细研究的小说，包括其他数不清的美国黑人作品，从黑人圣歌、奴隶叙事到詹姆斯·阿兰·麦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和兰德尔·柯南（Randall Kenan）的实验性作品，都明显地阐释了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旅行母题怎样在世界观上具有肯定性和在形式上具有多变性的特征。”[79]

在笔者看来，就对美国20世纪经典文学旅行叙事的整体研究方面而言，詹尼斯·斯道特的《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范式与偏离》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部专著。在这部专著中，斯道特指出：“旅行的确是美国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说美国文学中充斥着各种旅行，其普遍之程度，远超出我们的预想。”[80]斯道特所言的“旅行”（journey），除了“旅行”（travel）的基本内涵以外，还包括“迁徙”（migration）、“漂泊”（tramp）、“逃遁”（escape）、“追寻”（quest）等外延意义。斯道特的著述分为两部分：范式和偏离。在“旅行范式”部分里，斯道特把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分为“探索和逃避”“寻家之旅”“海外旅行者回归”“追求与相遇”和“迷失与漂泊”五个类别进行综述性研究。在“偏离”部分，斯道特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对经典作家单个文本中的旅行叙事范式进行研究。在关于美国20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研究方面，斯道特采用归纳性枚举的方式，涉猎了下列小说：其一，以爱默森·休（Emerson Hough）的《大篷车》（The Covered Wagon，1922）、洛尔瓦格（O.E.Rolvaag）的《大地上的巨人》（Giants in the Earth，1927）、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古斯利（A.B.Guthrie）的《西行之路》（The Way West，1949）等为代表的西行和寻找家园小说；其二，以伊迪斯·华顿的《快乐之家》（House of Mirth，1905）、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格林维·威斯克特（Glenway Wescott）的《再见，威斯康辛》（Goodbye Wesconsin，1928）、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为代表的失落与漫游小说。同时，斯道特还采用个案文本分析的方式，研究了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索尔·贝娄的《雨王亨德森》中的旅行叙事，认为这两部小说中的旅行模式是对她所总结的以往美国经典文学旅行叙事模式的“偏离”。

在关于美国20世纪小说旅行叙事的个案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部博士论文。亚瑟·C.安德森（Arthur C.Anderson）的博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旅行母题——旅行者发现自身》（“The Journey Motif in the Fiction of John Steinbeck：the Traveller Discovers Himself”，1976）明确地使用了“旅行”（journey）这一术语来研究斯坦贝克小说中的旅行叙事。通过分析斯坦贝克的旅行观、他对欧洲文学旅行叙事的继承、他小说中的人物在旅行叙事中的功能，以及旅行母题在《金杯》（Cup of Gold）、《愤怒的葡萄》、《珍珠》（The Pearl）、《任性的公共汽车》等小说中的不同表现，安德森指出：“旅行母题揭示了斯坦贝克对美国的看法。斯坦贝克认为，美国是一个分裂的人格，陷入当今世界‘事务’的羁绊，总是躁动不安，寻找出路。斯坦贝克运用旅行母题，就是要解决令人窒息的美国物质主义。斯坦贝克强烈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重建我们的优势，以便使我们的主要关注不再是‘事务’，而是我们周围的人。”[81]因宋·乔伊（Insoon Choi）的博士论文《到真正国家的回归之旅：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研究》（“The Journey Home to the True Country：A Study of Flannery O'Conner's Fiction”，1989）阐释了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作品中的各种“旅行运动”（journey movement）。乔伊指出：“美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旅行叙事，在奥康纳手中作为一个中心的手段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这个中心的手段成为奥康纳31篇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结构的骨架。”[82]在奥康纳的第一部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中，旅行分为两类：作为旅行者的主人公的外向型旅行和作为闯入者的反面人物的内向型旅行。在奥康纳死后出版的小说集《物聚其升》（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中，故事的人物大都经历了从平面空间的旅行到垂直空间亦即高潮的幻觉经历的旅行。奥康纳的两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1952）和《强暴的人夺走它》（The Violent Bear It Away）则讲述的是主人公的循环旅行，即逃避上帝和回归上帝的旅行，这种旅行正好对应了约瑟夫·坎贝尔所言的主人公冒险的三个阶段：离开—考验—回归。皮特·瑟雷斯（Peter C.Surace）的博士论文《塞林格、贝娄和巴斯20世纪50年代小说中的圆形旅行》（“Round Trip in the Fiction of Sallinger，Bellow and Barlow During the Nineteen Fifties”，1996）研究的是J.D.塞林格、索尔·贝娄和约翰·巴斯（John Barth）三位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小说中的圆形旅行叙事及其在文学和文化中的意义。在回顾“圆形旅行”是喜剧故事中的一个常见的范式后，瑟雷斯指出：“这种‘圆形旅行’的变体存在于J.D.塞林格、索尔·贝娄和约翰·巴斯三位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并由此构成一种由来已久的喜剧模式。”[83]尽管三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描写主人公的“圆形旅行”，但他们旅行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出走者的归家，索尔·贝娄的《雨王亨德森》和《奥吉·马奇历险记》讲的是主人公的国际圆形旅行，而约翰·巴斯的《漂浮的歌剧》（The Floating Opera，1956）和《大路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1958）则是主人公存在主义的“圆形旅行”。

国外近年来关于美国20世纪文学旅行叙事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早在1996年，王守仁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汽车与美国50年代小说”的论文。该论文分析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几部小说中的汽车与主人公旅行的关系，提出“出走”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中一个重要母题的观点：“塞林格、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和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捕捉到汽车这一交通工具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表现了‘出走’这一美国文学的母题。”[84]廖永清和张跃军在2008年发表的“美国文学中的旅行与美国梦”和“美国文学中的旅行与美国现实”两篇论文选取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汉特·汤姆逊（Hunter Thompson）的《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等几部作品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美国作家把道路旅行作为一个隐喻，通过对‘在路上’旅行这一意象的平面白描或对其深层的象征意蕴的开掘，表现了典型的美国经验，暗示着自由及过路仪式，表达了对美国梦即美国理想的追寻、实现和传播，从而成为美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85]。张艺的论文“桑塔格文学作品中的旅行思想及其情感叙事”（2014）分析了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中国旅行计划》（“Project for a Trip tp China”）、《没有向导的旅行》（“Unguided Tour”）等作品中的旅行思想，认为作家“在虚构小说的创作中发展了‘旅行’作为‘自我风景发现’这一西方浪漫主义写作传统，将自我发现与理想乌托邦的寻找加以联系”[86]。田俊武的“斯坦贝克小说的出行主题和结构模式”（2007）和“纳博科夫的旅行生涯与《洛丽塔》中的旅行叙事”（2013）两篇文章揭示了斯坦贝克和纳博科夫两位20世纪美国作家作品的旅行叙事特征，例如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西行”的史诗性意义和纳博科夫《洛丽塔》中的大路漫游与悬疑破解等。陈红梅的“感伤之旅：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上——《太阳照常升起》作为旅行文学”分析了作品中所描绘的工商业转型时期的旅行和消费风尚，认为“旅行是小说的重要主题”[87]。刘国枝的《威廉·福克纳荒原旅行小说的原型模式》是国内第一部以美国特定作家的小说中的旅行叙事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在这篇博士论文里，刘国枝不但把福克纳的《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八月之光》《圣殿》《我弥留之际》等主要小说归入“荒野旅行小说”的范畴，而且阐释了这些荒野旅行小说的神话原型和历史意义。刘国枝指出：“福克纳在他的荒野旅行小说中，通过将神话题材现实化和将现实生活神话化的方式，对美国式的荒野—使命命题提供了独到的阐释，表达了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历史执着和人文情怀。”[88]

总体而言，不论是对美国20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的整体研究，还是对20世纪美国小说家作品中的旅行叙事的个案性研究，国内外的研究都有其独特性和缺陷性。首先，国内外关于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研究的独特性在于，评论家们总是选定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宏观或微观地研究美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并试图把这一时代的所有文学都囊括到他们所框定的模式中。这样的努力和研究，也恰恰暴露了这种研究的缺陷性。因为美国民族是多元民族的集合体，美国文化和文学也具有多元的维度，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用同一种范式进行创作。因此，试图用一种或诸种主题或叙事模式来框定美国整个经典文学或某一个世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罗兰德·谢瑞尔（Rowland A.Sherrill）所言：“这种现象不仅巨大，而且明显的‘庞杂’，主要体现在这些多样的文本在本质和叙事风格上各有不同。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出现的这些数以百计的美国‘道路之书’在文类构成、视角、表现的目的性、动机和传达信息、文学的成功性、文化的输入和隐含等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任何统摄性的、规律性的范式研究或者对它们的普通性命名都会显得唐突和不可能。”[89]例如，斯道特采用的类型划分方式就无法包容美国整个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多元范式，甚至她自己在用这些类型论述旅行叙事的时候也出现了混乱。

其次，即使是关于美国20世纪经典文学旅行叙事现象的总体性研究，也只是相对于单个作家的个案研究而言的。这样的整体研究大多还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例如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西行叙事、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公开旅行”，以及20世纪美国文学关于高速公路的书写等。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还没有一部专著将美国20世纪小说的旅行叙事现象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诚然如谢瑞尔所言，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在叙事方式、叙事视角、主题表达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无法对它们进行统摄性的研究，但是研究者至少可以选取这一时代表现旅行叙事的代表性作家，利用宏观和微观、历时和共时的方式，对他们作品中的各种旅行叙事进行差别化研究，从而使读者们对美国这一“坐在车轮上的国家”的小说的旅行本体叙事特征有基本的了解。

最后，除了詹尼斯·P.斯道特的《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范式与偏离》之外，过去关于美国经典文学旅行叙事的研究，基本上偏重于对这些旅行叙事的文化或主题意义的研究，很少甚至基本不提这种旅行叙事的发生学原因及作为这种主题意义支撑的叙事学特征。如果不从文学发生学方面揭示20世纪美国文学旅行叙事生成原因及从叙事学层面上建构出这些作品的旅行特征，而只从主题或文化意义上阐释这些作品的旅行性，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尽管20世纪的美国小说具有意识流、元小说或传统意义上小说的各种结构特征，但是只要表现旅行叙事，它们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在叙事学层面上表现出旅行的特征，比如作为叙事元素的汽车、道路和不断的地域场景变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