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诗歌是一门古老又常新的艺术，在制度与技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生发新的诗意形态。诗歌在发源之初融合了音乐与舞蹈，在仪式、劳作或娱乐中以口头与表演形态呈现；在印刷术居文化传播主导地位的时代，诗歌栖身于文字并形成以印刷文本为核心的诗歌体制；自19世纪末录制技术的发明到20世纪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的兴起，诗歌又以声音、文字、图像、影像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抵达“读者”。然而，当下诗歌研究仍主要以书面文本为中心，并未重视非文本的诗歌形态。包括弗兰克·奥哈拉、约翰·阿什贝利、肯尼斯·科克、詹姆斯·斯凯勒、芭芭拉·格斯特在内的纽约派诗人，不仅创作大量文本诗歌，也广泛进行跨越书面文本的诗歌实验与跨界实践。20世纪中期，他们的诗歌朗读和“诗—画”“诗歌—剧场”“诗歌—音乐”“诗歌—电影”等跨艺术门类的合作，构成这一时期美国诗歌从文本向活动形态转向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文学与艺术史。

本书突破以书面文本为核心的诗歌研究范式，将纽约派诗歌的声音呈现、舞台表演、图文合作、诗乐合作、影像表现等纳入研究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与“文本诗歌”相对的“活动诗歌”概念。通过对活动诗歌的生成方式、传播形态、审美维度、接受方式等进行分析，对活动诗歌的当代合法化路径及其体制予以阐释。

绪论部分论述了“活动诗歌”概念提出的必要性，阐述活动诗歌与社会、技术、文类的关系，并介绍纽约派诗歌与活动诗歌、美国诗歌史的关系。同时，梳理国内外纽约派诗歌研究现状并指出该论题的学理意义与现实观照。

第一章对“活动诗歌”概念作出辨析，对东西方活动诗歌溯源，并论述活动诗歌对印刷术时代“文本诗歌”生成的影响；其次，探寻表演研究谱系及其与活动诗歌的关联；最后简要概述纽约派活动诗歌的历史性出场及其对现代主义诗歌与新批评主义的超越。

第二章展开对纽约派诗人诗歌朗读与“诗歌—剧场”的研究。文本在诗歌朗读过程中隐退为“脚本”，朗读过程的声音与表演成为诗歌本身，纽约派诗人以其“非表演化”的朗读风格在战后新一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同时，他们的“诗歌—剧场”既是“外百老汇”运动的先驱与后戏剧剧场的早期表现，又构成活动诗歌本身的展演。

第三章是对纽约派诗人与画家、电影导演、音乐家合作的研究。诗歌的生成是一种“语境实践”而非文本创作，以语言为质料与其他艺术媒介融合，打破了艺术门类间的隔阂，取消了艺术现实与社会现实的界限。先锋派在把艺术重新整合进生活的同时，也构成了互相确证的既具先锋性也充满矛盾性的艺术家共同体。

第四章是活动诗歌时间、空间与观众的研究。活动诗歌时间由文本中的“象征时间”转为“事件时间”或“设置时间”；在空间维度，活动诗歌存在两重空间：一是活动诗歌发生的实地场所，二是活动诗歌的再生空间—录制档案；而文本诗歌视域下的“诗人—读者—文本”模式也转变为“诗人—观众或参与者—空间”模式。此上三种转变共同促成新的活动诗歌体制：诗歌录制档案的建立为活动诗歌的合法性建立依据，诗歌教学与评价突破“细读”的中心地位，加入了“细听”与“细察”，诗人进入诗坛的路径也从文本转向空间。

第五章是对活动诗学的总结。活动诗学主要表现为从文本到行动的过程诗学、从“互文”到“互引”的交往属性以及从符号到持存的“物性凸显”。

最后，结语指出：“活动诗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转变“诗歌等同于纸上诗文”的文学观念，这既是对当代诗歌变革的回应，又连接了潜藏在诗歌“基因”中的原初形态，使被遮蔽的文学形态重返敞亮之地。同时，也是对技术变革时代的文学进行理论升华的尝试。

关键词：活动诗歌；纽约派诗人；诗歌声音；诗歌表演；跨媒介合作；“诗歌体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