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罗振亚

1999年深秋的一天，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机关供职的董君秀丽找到我，言明要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我说，你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找到目前这份好工作，可以再仔细考虑一下。她却态度坚决，希望好好读书，她说她喜欢。在滚滚红尘之中，能够毅然放弃许多人趋之若鹜的机会，守护灵魂的清净和独立，其单纯与执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她如愿以偿地入学了。在秀丽读研的过程中，作为导师的我十分尽心，只是说不上很给力。那其间我虽然早已评上教授，但也因为酷爱读书，以老学生的身份远赴武汉大学去读博充电。同时，为所在的学校争取文艺学博士点，事务繁杂，心力交瘁，实在无暇顾及太多。好在秀丽非常勤奋和自觉，先是一路优秀地修完各种课程，之后我们师生间几经琢磨商讨，确定了她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视域，最终她顺利毕业，论文三部分都分别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并留系任教。

2007年，秀丽又随我到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系统深入的研读，视野、思维和方法上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待到定学位论文选题时，我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90年代的女性诗歌。究其缘由，一方面是支撑着人类诗歌一半的女性诗歌，在中国诗歌每况愈下、日趋边缘的90年代，和男性诗人的精神阵痛和逃亡相比，质地特殊，异常平静，非但“老”诗人锐利不减，“新”诗人源源不断，置身于消费文化冲击的残酷现实中却能普遍波澜不惊，超然淡远；并且以精神创造的反消费力量为诗歌“招魂”，在人类灵魂的高地继续为人类灵魂救赎，拥有着难得的练达和成熟，自成一脉风景。另一方面，学术界对90年代女性诗歌的独到精神现象正视不足，研究薄弱。已有的一些成果或大多运用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方法，概念化倾向严重；或研究者诗性思维匮乏，文字僵硬乏味，忽视文本与语言维度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创作；或有些研究死角和盲区亟须“照亮”。至于在出版的论著中，对90年代的女性诗歌也都语焉不详，没提供出人人认可的相对成熟的知识板块和说法。正是研究对象学术价值的重要和丰富，与研究现状的薄弱之间构成的裂隙、反差，决定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当然，啃下这块学术的“硬骨头”难度也不小。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好超越，如何找准问题切入点需要眼光，大量隐在民间的资料不容易搜求，和对象距离太近、评价标准不好确立等，都对秀丽构成了一种考验。所以，尽管秀丽动手很早，用力很深，坚持一如既往的韧性精神，还是有一路爬坡的“累”的感觉，中途也产生过歇一歇喘口气的念头，做了四年毕业的准备。但我清楚她的能量和潜力，最后在我有点不近人情的“逼迫”下，她还是如期完成了论文写作，现在要出版的就是这部书稿。至于说论文写得如何，当时的几位评议专家对之有如下判定：

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女性诗歌是1984 年中国城市改革启动后，在一些大中城市的诗人中出现的现象。论文以令人信服的观点，叙述了女性诗歌运动的全过程，并有自己不失鲜明的分析和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兆胜研究员：论文视野开阔，采取更包容、合理的态度和美学倾向考察20 世纪90 年代女性诗歌，对其做出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论文文风朴实，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论证有力，时见新见。

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论文选题具有前沿性，从大众消费视野审视女性诗歌，找到了阐释的应有角度，关于女性意识、个人化写作的向度、诗艺空间等的宏观论述颇见功力，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材料丰富。

山东师范大学吕周聚教授：论文将研究对象放在消费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着重从其生产、传播及消费过程中的变异来辨析、把握其与80年代女性诗歌之间的差异，选题角度新颖，具有理论创新意识。

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论文资料全面，对90 年代女性诗歌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比较透彻，论文在揭示女性诗歌精神内涵的同时，在艺术上进行了深度把握，观点令人信服，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专家们从多方面肯定了秀丽的论文，也以更高的标准指出了一些不足，如论文还可适当引入文化批评的研究方法，视野还应该再进一步开阔等。我完全同意他们客观中肯的评价，也一直感谢他们的热情负责。

秀丽的论文是比较有厚度的。如果说学术研究有“从头做”和“接着做”两种类型的话，秀丽的研究无疑属于后一种，要想做好就得“后发制人”，在这点上她做到了。秀丽在广泛搜求、占有和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注意和已有的相关成果构成一种深层“对话”，所以能够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在大众文化消费语境的背景下，将90年代女性诗歌的女性意识、写作向度、诗艺特征等问题整合到一个相对严谨自足的逻辑架构之内，纵横交错，既考察其和80年代女性诗歌的差异，又注重女性写作个体研究，使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写作风格落实到了实处，提升了以往女性诗歌研究的水准。这篇论文的答辩距今已有九年，后来的同类研究对其不断地进行借鉴和引述，也从另一向度上证明它已经成为女性诗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学术存在。

论文提出的许多观点新鲜而富于启发性。我对秀丽的培养自认为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使她逐渐拥有了学术自信。当初读硕士时，伶牙俐齿的她一和我谈到专业话题，就满脸涨红，有时还忍不住流泪；之后在南开校园最希望见到我，询问一些问题，又最怕遇到我，怕的是我询问她的资料准备、写作速度等；而今她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令我很欣慰。论文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显得自信而大胆，譬如它有力地揭示了90年代女性诗歌在大众消费文化冲击下的复杂处境和生存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凸显出研究对象的异质性特征；再有，她能够突破模式化的女性主义批评樊篱，以回归女性诗歌文本的方式，印证女性意识在90年代女性诗歌中多维度、多层面的呈现，使对9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衍变历程的描述深入到位。

还有一点，就是论文贯彻了我一贯主张的“文章意识”。一篇学位论文具有“问题意识”是毋庸讳言的，它也是论文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但仅仅具备“问题意识”还远远不够，因为学位论文和一般的专著并不完全相同。秀丽这篇论文每一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其中许多章节单独相继在刊物上发表就是明证；同时章节相互间密切关联，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浑然之物。这和我指导学生时提倡的“文章意识”有关，更源于秀丽思考问题的细致与缜密，不断对自己论文的结构、语言做出高要求，反复打磨修改，这种意识无形中强化了论文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密度。秀丽持有的这份对文学研究必要的虔诚，恐怕是真正学者立身之本的一部分。

如今的秀丽能够摆正学术和生活、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在课堂上她是优秀的教师，回到家中她更是称职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秀丽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面，他们夫妇与我们相处时一幕幕温馨的记忆情境。我做过学生，心里很清楚，学生有好导师是一生中的幸运；同样，做老师有好学生也是一生的幸福。我是幸福的，我有不少秀丽这样的好学生。

2018年9月7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