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跨文化认同与中外文学综合研究》：跨越差异

——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

在众声喧哗的全球化问题讨论中，不同的理论学说各执一端，众说纷纭。其中，对全球化概念的不同解读，其定义被不断重新阐释、修正的过程，反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相对性。全球化曾被理解成一西方标准化的单值意义概念，但这一概念后来逐渐遭到解构，被放到了一个与本土化辩证联系的关系中进行阐释，从而还原了其内涵的相对性与多义性。

一

全球化是否仅仅指向一种适用世界各地、千篇一律的单一经济、文化体制？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人们在全球化与本土性关系上不同的倾向性。日裔美籍政治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已压倒一切，其体制可能导致人类进步思想的终结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就是“历史的终结”；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竭力宣扬美国文明模式，反对多元文明，他甚至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1]从表面看来，全球化是在西方化、现代化的运动过程中，不同国家与民族所呈现出的一体化的发展趋向。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西方的资本经济与消费文化的确在试图制造一个同质的社会，故美国现代化理论认为，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具有转化全球的内在含义，它将把世界引入单一的西方现代文明体系。这种全球化理论在多种意义上反映了一种西方“主导叙事”的观念。

但全球化作为西方“主导叙事”这一单值意义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被逐渐解构。一些学者尖锐指出，全球化这一概念实际上代表着西方的霸权，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霸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单向的思维范式，在其建构的话语之中，全球与本土存在着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在后现代解构大潮中，这种片面强调全球单一文明的观念逐渐被修正。欧阳桢认为，全球化“这一现象中全球和本土不是那么对立地作为两极并列在一起，相互排斥的因素互相融合或共存”[2]，故他用“glocalization”这一英文（由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两个英文词——“全球化”与“本土化”各取其词根拼写而成）来阐释全球化这一复合体概念。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和包容性。它不是一个绝对、纯粹的概念，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其对立面——本土的存在，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模式，全球、本土之间只能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全球化的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性视野来理解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它使我们以超越全球化、地方化，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掘人类全球共同体的丰富而多样的精神资源。希腊哲学、西方文艺复兴和现代启蒙思想，不仅构成了西方文化最具生命力的内涵，而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而东方哲学、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学者考察，一元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源于东方。印度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生活方式均展现出一种基本的洞见、繁复的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精神境界。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狭隘的边界，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各自冲出封闭、绝缘的状态，而相互渗透、影响，共享人类全球共同体丰富的精神资源。

全球化使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文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多种文明的融合中，人类可以需求到更多的共同点。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杜维明认为，全球多种文明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人类仍可以遵循、共享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它们即为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为人类开展文明对话，培育更高水准的全球文明提供了基本前提。

但全球化并不是一均质的过程，人类文明将归于单一发展模式的简单化推论无法解释当今社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趋复杂的文明、种族冲突。人类深深扎根于“原初纽带”（primordialties）之中，这种“原初纽带”不可能轻易被改变，“我们拥有强烈的情感，崇高的愿望和不尽的梦想经常与某一特殊的社体相连，通过母语来表达，与某一独特的地方有关。”[3]因此，在描述当前人类生存条件时，我们不可能忽略种族、性别语言、本土、阶级、年龄和信仰的差别。任何试图放弃“原初纽带”成为世界公民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原初纽带”给全球共同体以丰富的个性。全球化不但没有削弱人类的这种“原初纽带”，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本土意识。正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首先觉醒的是民族意识，他们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强调来重新确立其独立地位。弗兰西斯·福山曾指出，农耕时代，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在转向工业社会或其后，民族主义迅速成长。因而，我们应该用全球和本土来界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既是各自国家、民族的成员，同时也因世界的相互依存，成为全球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二

全球化的辩证法表明，全球化与本土化均不是纯粹、单一概念，而是处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联系中。它一方面强调人类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达成的普遍性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更重视由不同文化所创造的文明资源的独特价值。全球化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开放性理论视野，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人类文化的趋同性和差异性，从而建立一种更为科学、客观的文化认同观。其一，人类文化尽管千差万别，但遗传基码说明人类几乎都是由同一材料构成的。人类不仅和其同类，而且和动物、植物、树木、岩石构成了一个联系的整体，不同的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传统、宗教归属、教育背景，都无法削弱人类的共性，因而，人类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的类似性，世界不同民族文化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没有人类文化对人这一大概念所达成的普遍性共识，文化认同无从谈起。其二，全球文化更表现为一种丰富的、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特征。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特征。跨越多元文化的认同意味着用一种更为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把各种文化体系看作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开放、兼容并蓄的辩证运动过程。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逐渐冲破各自封闭的地域阻碍而走向相互融合、交汇的世界化大潮之动态运动过程。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揭示了全球各民族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所必然走向世界化的趋势，几乎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一些），在文学领域，德国文学家歌德曾预见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歌德在宣告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时，首先是基于对不同民族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类同性的感悟。一本在中国尚不太出名的明代传奇《风月好逑传》，竟使歌德感悟到了中西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惊人的类似性。在《歌德谈话录》中，他的一番有感而发的议论，成为佐证人类文学趋于世界化的经典话语：“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发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世界永远是一样的，一些情景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末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景可能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4]

人类文化表现的某种趋同化反映了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某些共性特征。尽管人类隶属于不同的族群，但又归属于人类这一大概念之下。人类具有类似的生命形式（从出生到成长、衰老、死亡）和体验形式（欢乐与痛苦，团聚与分离，希望与绝望，爱与恨等），这决定了人类在对自我、他人、自然、社会及宇宙的体悟和感知上的相通性。马斯洛认为，各种族文化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最终结果似乎是相同的，驱使人类的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成为人类自下而上阶梯式的共同追求的生命目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进一步从心理学角度揭示出不同民族心理趋同的规律。在他看来，在“个人无意识”的深层先天存在着“集体无意识”，“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5]

世界不同民族文化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没有这种人类文化对人的概念认知相类同的大语境，人类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便无从谈起。然而，文化的世界化趋向并非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一同化、雷同化，相反，文化的多元化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正是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诸多不同体系的文化构成了世界大文化的宝库。而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今世界，全球化并没有遮蔽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丰富性特征，相反，它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及各种“中心论”的解体。在后殖民语境下，以往的“逻各斯中心”和“宏大叙事”遭到解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显示出断片及非中心的特征。正是全球化浪潮加快了各种多元文化交锋、冲突、融合和交流的过程，凸显了多元文化在世界大舞台的交融共生。“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或杂交化。”[6]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特征，正是不同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化特质构成了其文化之灵魂。世界不同的文化体系丰富而多样化，它们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宝库。各民族在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探寻宇宙的本质，思索人的存在意义等本原性问题上，各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方式。如不少学者曾多次论及中西思维观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表现为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作为主体的人独立于客观世界，人们认识世界就是一个对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切割、综合的过程。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则视主客体为一体，强调尽心、知性、知天，认为“天道”存乎人心，须从人的内心去挖掘、体察。让·杜布菲也曾比较研究过西方文化与世界一些原始民族部落文化在思维方式及宇宙观上的差异性：

西方文化相信人大别于万物……但一些原始民族不相信人是万物之主，他不过是万物之一而已。……西方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和他思维想象中的完全一样，以为世界的形状和他理性下规划下来的形状完全一样……西方文化极喜分析……故把整体分割为部分，逐一地研究……但部分的总和并不等于整体。[7]

不同的文化原型意象也折射出不同民族文化思维的差异性。“独角兽”在西方文化传说中是一种长着美丽独角的动物，在西方一直是幸福圆满的象征，但它在中国文化中却并无特殊的意义，正如松、竹、梅等原型意象对西方文化而言毫无意义一样。再譬如龙是中国文化祥瑞尊贵的至高权威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却被视为邪恶的敌对力量，如英国古代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龙就是一代表恶势力的形象。

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性。面对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该如何进行文化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需在考察文化类同与文化差异两个层面上展开，既要重视文化类同研究，即在承认人类多元文化的前提下研究、探讨人类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一些趋同性的内涵，更要致力于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否认人类文化对人的概念认知相趋同的大语境，不同文化体系就失去了对话的前提，而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特征，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探讨、审视、比较不同族群文化的诗性化特质。

然而，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交锋中，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部落主义”，赛义德把它称为“本质主义的认同观”，它把本族文化视为一种纯粹、本真、静止、绝对的本质存在，以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把其民族族性绝对化、本质化。如占据西方主导叙事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它认为西方文化包含着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应普及应用于全世界。在解构此种西方文化主义霸权的同时，东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又强化了另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与族性观念，不自觉地陷入对本土文化的绝对维护中。他们实际又在确立一种新的本土性与全球性，东方与西方，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此种“本质主义的认同观”旨在维护本族文化的纯粹性，它必然会造成文化认同中的狭隘文化观，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各文化体系之间不相容与敌意的紧张关系。为此，一些学者提出重建文化认同。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态势，任何一种诉诸纯粹、本真、静止、绝对化的民族文化认同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主张在阐释文化认同时，要打破这种本质主义的、绝对的主体性观念与认同观念，取而代之以流动的主体性、多重自我和复合身份的概念。尤其要抛弃把一个民族的族性绝对化、本质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种更加开放与灵活的态度来思考认同问题。故我们要持一种更为理性、客观的文化认同观，要始终把各种文化体系看成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永远处于静止不变的同一状态中，若对其进行封闭，与其他文化隔离，必然会导致其发展的滞缓。为此，哈贝马斯主张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使不同的文化“互为主观”，这样就跳出了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杜威·佛马克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也是沿此思路展开的。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一术语隐含着一种元视角，这种元视角有助于我们借助他元文化超越我们自身文化之局限。这些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对我们建构一种更为理性、客观的文化认同观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世界文化资源中，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是独特的个性存在体，都有其对世界及人类生活方式独到的阐释和理解，但任何文化体系都不是绝对的、完善的，都有其局限性。因而建立科学的文化认同就是以更开阔的视野来打破文化本位主义，促进各种异质文化体系的兼容并蓄。

全球化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科学、理性的文化认同理路。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世界各族群文化日益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走向了与他种文化的交融与汇合，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不断获得文化新质。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各族群文化，就是要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认同观，来审视各种文化体系，从而既能探寻到一些人类文化、文学的基本规律，更能从深层次上挖掘出不同民族文学的丰富性特质。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注释

[1][美]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外交》1997年10月号。

[2]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3]杜维明：《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史学集刊》2002年第1期。

[4][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3页。

[5][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2—53页。

[6][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7页。

[7]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