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龙
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来的主导经济形态，这种以家庭为组成单位的土地分散式经营的方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造成了生产效率的极端低下，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语）。小农经济本就难以抵御天灾人祸，而在20世纪上半叶，时局变幻不定，战争连绵不断，各种政权力量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极力榨取农村有限的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农村问题更加雪上加霜。随着地方军事化和国家行政权力的分化，国家基层政权出现真空状态，传统的士绅退出历史舞台，而一些恶霸流氓借助武力趁机攫取了领导职位，大量的赋税差役被强行摊派到农民身上。士绅的消失使得原来存在于国家政权与底层民众的缓冲机制失效，国家内卷化的问题日趋严重。农民如闰土一样都面临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多重压迫，徘徊在饥饿线的边缘，农村社会陷入凋敝萧条的泥沼之中寸步难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当时仁人志士的共识。孙中山曾经提出“平均地权”的设想，“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试图通过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长期以来的弊病。当时国家贫弱，内忧外患，根本没有经济力量把全国土地收买，而土地价格也未必都会上涨很多。这种以和平赎买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显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并未得到国民党的认真执行。国民政府虽然也认识到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将国家行政权力下放到乡镇，使乡镇实现行政官僚化，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农村的保甲制，还曾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试图从政治体制到精神文化都对农村进行改革。不过，国民党政权依靠的是地主士绅，只能采取较为温和的改良措施，低下的行政效率与劣化的基层精英，并未使农村境遇得到些许改善，其变本加厉对农民的剥夺使得乡村社会的矛盾日趋尖锐。乡村成为各种罪恶与苦难的渊薮，也成了一个压抑已久的火药桶，一块酝酿着革命风暴的温床。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还曾出现了众多农村改良的派别，这些有志之士都认识到了农村四大问题“愚、穷、弱、私”的严重性，希望脚踏实地在农村中进行新的建设，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黄炎培的江苏昆山实验、高践四的江苏无锡实验等。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为探索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结果却收效甚微，随着抗战的爆发也就不了了之了。梁漱溟先生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却不在土地，而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分散杂乱的一些势力，而未得其调整凝聚之一大力量；这是问题之所由来”，因此，“调整社会关系形成政治力量，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前提。”[2]
国民政府内无解决土地问题的魄力与决心，外有各种政治力量派别的抗衡冲突，而社会组织也是先天不足、后天无力。真正重视土地问题的是共产党，他们以一种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气势改变了乡村凝滞不变的面貌。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最为基本的政策主张，中共成立不久就开始关注土地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开展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开始调整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使得乡村社会的土地财富开始分散，贫富的差距逐步缩小。不久，伴随着内战的隆隆炮声，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方针的土地改革在各大解放区迅速开展起来。为了尽快打开土改局面，部分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差，“家家点火，户户冒烟”，中共中央对此迅速加以纠正。原来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农民，经过工作队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有效地动员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土改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解放战争就是靠土改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3]新中国成立后，又迅速对广大的新区进行土改，政策上更加成熟温和，对地主阶级不挖浮财，对富农经济由消灭改为保存。由于处于和平的环境，有了国家政权的支持，新区的土改工作更有组织性与计划性，进行得更为强劲彻底。
现在看来，土改只是农村一系列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的序曲而已。由于土改有可能再次造成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情况，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无法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全国性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后不久，在政府的倡导下，农村成立互助组，再发展到初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1958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80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到了90年代，随着农村人地矛盾加剧，乡镇企业的破产，农产品价格走低，农民税费负担加重，大量农民告别土地，如潮水般涌入城市中谋求生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部分耕地被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尴尬——失地农民。他们既有别于自己的祖辈在土地上耕耘收获，又不同于具有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成了一个弱势的边缘群体。土地原来是农民的命根子、心头肉，现在成了不得不放弃的“鸡肋”。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怪圈，农民在时代浪潮中的随波逐流、跌宕起伏的多变命运令人欷歔，而农村发生的一系列沧桑巨变，其中的得失成败更是耐人寻味。
土地改革是20世纪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并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演变过程，而是政党力量宣传动员与组织实施的结果。土改不只是土地财产等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更是政治权力与地位的再分配，文化心理结构的蜕变。伴随着阶级身份的划分与革命话语的输入，国家权力的触角全面渗透到乡村社会，群众运动的形式将底层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农村成为国家政权链条的一环。这种从自然村落改造为国家基层体系行政组织的巨大转变，对于农村今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改对于现实层面的国家政权的夺取与建设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精神层面上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必要性，使其成为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场乡村社会的大变迁自然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土改期间，不少作家亲自下乡参加土改，他们作为党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既决定了作家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规约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与个性书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成为这一时期土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两部作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观点来审视土改的过程，彰显土改旋转乾坤的意义，以豪迈有力的革命话语宣布黑暗腐朽的旧时代已经灭亡，预言了一个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些小说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同时也参与了革命历史的建构，展开了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构想。土改叙事用新的革命话语重新建构历史，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乡村秩序，有效地转化利用民间文化理想，确立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参与到“新中国”的想象与建构中来。由此构建了全新的以“写本质”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规范。相比之下，50年代中后期的土改作品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在题材上受到当时合作化大潮的挤压，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叙事上失去了“惩恶扬善”的道德张力，变得平淡乏味。经典土改作品建构的写作范式已经日趋僵化失去活力，到了80年代之后被彻底颠覆，历史不再是线性发展的革命的发展史与胜利史，而是偶然的、碎片化、个人化的历史，这种非时间化的叙述方式显示了作家的全新的历史认知视角和文学审美表达。
现在有不少学者用详尽的事实数据来重新论证土改的是非功过，但土改之于农村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文学及时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农民的命运起伏，更重要的是文学对于人性阴暗面的揭示与反思，是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学界对于土改文学的整体性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该选题是具有研究价值意义的，程娟娟在搜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了土改文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开题时，我和其他老师认为时间范围应当扩展为整个20世纪，注意挖掘史料，以文史互证的方式来开阔视野，揭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程娟娟经过三年苦读，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这部著作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按照外审专家的评阅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而完成的。该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书中对于土改文学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体现出认真严谨的学风。例如，该书对《暴风骤雨》中“三斗韩老六”与《东北日报》中的通讯《七斗王把头》进行了比较，发现原型与文本在暴力书写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东北日报》中的新闻通讯（特别是周立波夫人林蓝发表的通讯）与《暴风骤雨》的写作互动进行了探究，认为周立波的写作在很多方面受到报纸上的政策法规与事件报道的引导。此外，该书对于《暴风骤雨》的众多版本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在文本变迁的背后折射出政治语境的不断变迁。此外，本书还搜集了众多关于土改的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日记、回忆录，这些可贵的资料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土改文学丰富驳杂的面貌。
第二，学术视野比较开阔，用比较的眼光来关照土改作品。从历时的层面看，依次梳理了40年代的经典叙事规范、50—70年代的路线斗争模式、80年代的颠覆性叙事方式，展示了主流文学规范从建立成熟到僵化刻板，再到瓦解分化，改头换面的过程。学界较为关注的是40年代规范的建立与80年代模式的解构，忽略了50年代的土改文学。该书对于50—70年代的土改书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从共时的层面看，该书将港台地区的土改书写纳入研究范畴中，这点颇具新意。书中分析了张爱玲笔下对人性的关注，台湾的土改书写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以及寒山碧作为土改亲历者关于土改的记忆书写，这些都对于主流叙述构成了反拨和挑战。
第三，关注学术热点，积极开拓研究新思路。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引发了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20世纪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要实现现代性的追求，就必然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写作的起点。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也必须借助文学的力量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本书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土改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深化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整体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然，关于土改文学是一个颇为宏大的课题，本书难免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很多方面可以更深入地进行分析与阐发，关于土改文学的比较研究，土改文学的多种体裁，土改文学引发的现代性思考及其在20世纪文学史中的地位等，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与开掘。
这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学术成果的总结，也是一部较为扎实、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希望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深入思考，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行进。
是为序。
于南开大学范孙楼
2015年9月
注释
[1]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3]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