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一 选题意义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中约占1/4篇幅，是其作品的特色。大多数古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中都包含着演说辞，但形式各异。大型公众场合大规模的辩论、会议报告、谈话、信件及其他形式都构成了演说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中认为具有演说辞特征的原始模型应追溯到《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术（rhetoric）是通过对语言这种方式的运用使听众印象深刻，并且影响他们赞成或反对某种行为的过程，这种方式在希罗多德著作中得到体现。

将演说应用到历史作品的传统中，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是十分突出的。这种极具特色的写作方式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分歧。如理查德（Richard）、克来维尔豪斯·杰布（Claverhouse Jebb）、约翰·麦考姆·米切特（John Malcolm Mitched）和吉格（Jeager）都认为，演说辞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真实面貌的再现，甚至是修昔底德思想的直接体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启迪。而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如罗吉（Rokeah）博士认为，演说辞是修昔底德自己编造出来的，仅仅是为其作品点缀装饰，以使其历史更易阅读或者显示历史事件中演说者的性格特征。他甚至认为修昔底德的演说辞纯属是为了吸引观众而炫耀辞藻的文学色彩极浓的作品。演说辞的历史性问题、著作本身大量使用演说辞的目的、演说辞结构及其对希腊人社会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反映也是学术关注的焦点。

本文试图从修昔底德《伯史》中大量演说辞的视角出发，分析《伯史》中大量使用演说辞的原因，探寻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阐释演说辞反映作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思想，进而探讨演说辞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虽然修昔底德的《伯史》有中文译著，但对演说辞的分类和探析在国内尚不多见。至于说国外大量研究修昔底德演说辞的论文目前国内尚无中文翻译，因此在中国史学界世界古代史资料欠缺的状况下，本文的初步介绍及粗浅的分析将会扩大学术信息量、开阔视野，有一定现实及学术价值。

二 研究综述

由于本文重点论述的是修昔底德《伯史》的演说辞，所以本综述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归纳古希腊演说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而梳理修昔底德《伯史》及《伯史》演说辞的研究梗概，以便为本文的研究理清线索。

古代希腊的演讲术是西方演讲艺术的源头，正像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一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外学术界早已蓬勃展开。综合起来，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者有关古希腊演说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演说对政治领袖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领袖如何演说展开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演说对于政治领袖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政治领袖从事政治活动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譬如，芬利将演说作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领袖即政治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1]哈定发表了《演说术与4世纪雅典的政治》，沿着芬利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了演说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哈定指出，演说是民主体制一个重要特征，政治领袖对演说的运用事实上是政治领袖对民众统治权的一种认可。[2]乔西亚·欧贝尔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民众与精英：演说术、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权力》以演说术为切入点，集中论述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探讨雅典民主政治得以持久稳定的原因。[3]

演说与雅典法律诉讼的研究。将演说与雅典法律诉讼结合起来，探讨和分析演说对雅典法律诉讼的影响及诉讼演说的后果，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个热点。斯蒂芬·约翰斯通认为，雅典的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修辞，诉讼人在公民法庭上对修辞语言和演说技巧的运用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重大影响。[4]爱德华·哈里斯则认为，陪审员通常还是尊重法律，而演说术主要是被诉讼人用于有争议的或者可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很明确的案例之中。[5]

国外古典学者和学术著作也多涉及并研究修昔底德的演说辞。阐释演说辞离不开对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伯史》的探讨。对修昔底德《伯史》及演说辞研究的著作主要可分成有关古希腊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包括通史性著作和对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如《剑桥古代史》[6]、布尔瑞的《希腊史》[7]、克提乌斯的《希腊史》、卡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8]及哈蒙德的《希腊史》[9]等，均对修昔底德的演说辞作了客观的描述，但未对其中所反映的作者的思想和历史价值做出主观评价。

有关修昔底德《伯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包括对其演说辞的专门研究。这主要涉及两类著作。一类著作是对修昔底德及其《伯史》研究的专著。如霍恩布劳尔的《评述修昔底德》[10]、卡利特·马尔克斯的《修昔底德历史的财富、消费与海军力量》[11]等专著。这些著作对修昔底德、《伯史》作了多角度、多方面的论述，其中渗透着对演说辞的主观评价。另一类著作是专门研究修昔底德的演说辞的。目前所能见到的英文著作是菲力普·斯达特的《修昔底德的演说辞》[12]。这本专著从几个角度研究了修昔底德的演说辞。如雅典人在斯巴达城邦中的演说；修昔底德演说辞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修昔底德演说辞的布局等等。

国外学者对修昔底德演说辞的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73年以前是一些零散的研究。第二阶段：1873年到“二战”。这期间大量的专著论文出版。成果较多的学者有芬利等人。第三阶段：“二战”至今。这时期对演说辞的探讨视野更广、角度更新，如卡利特·马尔克斯等人。

综合国外各个时期的专著论文，对修昔底德、《伯史》和演说辞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八个方面。1.修昔底德的演说辞在其历史著作中，以及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演讲术和散文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演说辞及其结构；3.修昔底德的思想及其客观性；4.修辞学和演讲术；5.演说辞和历史；6.演说辞的类型；7.演说辞的风格；8.个人的演说。由此可以看出，对修昔底德演说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从文学角度仔细考察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探讨其修辞学和演讲术的特征。二是从历史角度探讨其著史方法、史料价值和修昔底德个人的政治历史观。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有：杰布的《修昔底德的演说辞》[13]、马瑞考拉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14]等。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修昔底德、《伯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成果。在一些文化史著作中涉及对修昔底德史学成就的论述，但更多的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其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修昔底德的治史风格、人本观、和平思想等方面。而对修昔底德的全面研究，则由于受到资料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著述极为有限，至于对修昔底德演说辞的介绍与研究则凤毛麟角。如杨巨平、王志超的《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周兵《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魏朝勇《伯利克里“葬礼演说”的雅典秉性》、蒋保《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和《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颜贺明以实用主义思想为研究角度的《试论演讲词在修昔底德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在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修昔底德演说辞的研究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本文的初步介绍及粗浅分析将会扩大学术信息量，开阔视野，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次，本文首先叙述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概况，然后分析其演说辞所反映的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探讨其历史文化价值。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在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尚有新意，笔者有志在这一方面做些粗浅的尝试。

史学研究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大凡史实的澄清，史事的叙述，乃至史论的提出等，无不是以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为前提的，专题的研究也不例外。依上文所叙，西方学者在研究修昔底德及其演说辞时利用的资料丰富，翔实可靠，但部分资料可靠性难于考证，有的资料需做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关于修昔底德及其演说辞的研究。

与西方研究相比，中国学者研究修昔底德尤其像演说辞等问题的困难要大得多。首先是资料的匮乏。演说辞研究是一种微观研究，对原始资料，如对原始文献、档案、书信、铭文等依赖性很强。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原始资料，修昔底德的研究就无从着手。而国内关于修昔底德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这也是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但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开始注意原始资料的引进，如一些档案、铭文、法律文本等，这些均被摘录在史料选编中。其次，近年来国内各图书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研究修昔底德的相关著作，一些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

总之，本文写作尽可能引用原始资料的同时，还要大量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国内外在本课题中的主要研究著作和论文。其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在国内可以找到的英文著作有二十多本，中文著作三十多本，中文期刊论文几十篇。本文在写作时，还要充分利用工具书，主要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牛津英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及有关文化与法律等方面的辞典。最后，无论国内学者还是本文的写作都离不开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网络资源成为世界史研究寻求原始资料、最新学术动态不可或缺的一个新途径。

本文在资料搜集中，主要查询了国内外著名的学术网站，如国内的 Resource Center历史资源中心数据库、OCLC First Researsh检索系统、Lexis Nexis Academic学术大全全文数据库等。这些网站、数据库基本覆盖了所有学科和领域，可以检索到最近一二十年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包括著作、部分档案、论文、文摘、书评等，为本课题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

从这些网站、数据库和国内主要图书馆检索收集到的资料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原始资料和档案。如在 Ancient Greece and Roma（古希腊罗马文献的网络资源）中存有大量有关修昔底德尤其演说辞的原始资料。此网站信息量非常大，对修昔底德的研究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还有国家图书馆在搜索相关书目时，其中打开《文献索取》一栏也有一些原始的资料和相关论著以及论文。二是在网上能搜出近代以来大量相关著作和论文，这些二手资料是本文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三是在网上还存有大量的工具书、有关经济、法律的辞典等。

总之，本文通过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尽量搜集有限的原始文献，充分利用近代以来学者的相关研究，并适当引入网络提供的最新资料及研究成果，对古典史料（主要是罗耶布古典丛书）、考古、铭文、现代英文史学著作、中文译著等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在史料收集上，笔者寻找了国外专门研究修昔底德演说辞的专著论文，同时广泛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以期待对此问题做初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力图借助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方法，在宏观背景下，对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力求对修昔底德演说辞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注释

[1]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Past and Present,Vol.21,No.2（1962）,pp.3-24.

[2]P.Harding,“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Phoenix,Vol.41（1987）,pp.25-39.

[3]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4]Steven Johnstone,Disputes and Democracy:The Consequences of Litigation in Ancient Athe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9.

[5]Edward M.Harris,“Law and Oratory,”in Ian Worthington ed.,Persuasion:Greek Rhetoric in Action,London:Routledge,1994.

[6]Lewis,D.M.,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 V,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7]Bury,J.B.,History of Greece,Macmillan:London,1931.

[8]Kagan,D.,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9]Hommand,N.G.L.,A History of Greece,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59.

[10]Hornblower S.,A Commentrary on Thucydid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

[11]Kallet-Marx,L.,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12]Stadter,P.A.,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3.

[13]Jebb,R.,“The Speeches of Thucydides,”Hellenica:A collection on Greek poetry,philosophy,history,and religion,ed.by Abbott E.（London Rivingtons 1880 viii&492）pp.266-323.

[14]Marincola,J.,“Greek Historians-Thucydides,”in Greece&Rome,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NO.31,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