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5年9月，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莱利欧·佩西（Aurelio Peccei）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拉美银行家和企业家会议上发表题为“当今世界的挑战”的演讲，提出人口爆炸、环境退化、南北分裂、电子新工业革命等问题，呼吁需要以长远谋划和全球视野进行研究从而应对面临的“人类困境”挑战，这次演讲后来被视为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发端。1968年4月，佩西邀请30位欧洲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罗马林赛科学院聚会，讨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及采取行动的建议并决定创建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1972年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发布，提出按照当时的增长趋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向自然排放的污染将在百年内超过地球的承载极限，呼吁尽快采取措施，越早行动损失越小。报告发布之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人对该报告的充分肯定并不是当时的情形，报告提出的均衡发展一度被误认为是提倡“零增长”，引发将阻碍经济发展的担忧。两年后的1974年，罗马俱乐部又发布第二份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当前全球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必须关注全球的有机整体性，通过重建世界系统、培养全球意识等破解“人类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罗马俱乐部视角的敏锐度和观点的前瞻性，近半个世纪以来，增长极限预判的趋势得到惊人的验证，人类一次又一次在转折点上面临艰难的抉择。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写道：“人类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面对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长期存在的悬殊现象，贫困、饥饿、病痛和文盲有增无减，我们福祉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持续恶化。”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大会对人类究竟向何处去提出了严肃的关切。历史的时钟指向2021年6月，古特雷斯在宣誓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演说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前摆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崩溃和永久的危机；另一条路是实现突破，享有更绿色、更安全和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现在正走在哪一条道路上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处于不断加剧的危机状态和必须抉择的十字路口？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人们关心的重点已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转向如何付诸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行动何其难也，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向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转变？如此重大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寻找，在寻求摆脱“人类困境”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先驱对人类本质和未来发展的思考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回答问题的线索和启迪。

人类的贪婪是使自身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人的物欲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索取，对生态环境恶化视而不见。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驯服”自然来满足无限扩张的需求欲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迎合与纵容自身的贪婪。卡逊、鲍尔丁、佩西、诺德豪斯等一批敏锐的科学家和学者很早便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不断地发出警示，努力制止人类对大自然的无情掠夺。可是，人类的贪婪与冒险仍然在耽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间。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不仅没有使人类建立对自然的平等与尊重，大自然的承载压力反而在不断加大。在对地球的索取上，人类已经负债累累，全球足迹网络（GFN）按照里斯提出的“生态足迹”方法，用“地球生态超载日”计算地球进入当年生态赤字状态的时刻，结果显示自1970年起地球生态超载日不断提前，2021年地球生态超载日是7月29日，表明人类2021年对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较地球生态系统的再生速度快了约1.75倍。甘地说：“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那么，多少“需要”算够呢？19世纪，梭罗远离喧嚣和浮华，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独自居住两年多，家具只有一张床、两张桌和三把椅，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他信奉的超验主义，为世人提供了一次极简、平静和贴近自然的生活试验。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出“旷野中的呐喊”，告诫人类“对于养育万物的整个自然界，我们没有投入足够的关照，我们缺少谨慎的态度。未来，我们的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198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记载了佩西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一段著名对话，他们指出，传统人道主义强调发展要尽可能满足人的需要，这导致人类养成了一种庞大的、贪得无厌的消费观和占有欲，对自然过度开采、横加破坏，引发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为此，佩西主张实行新人道主义，号召开展一场以实现人的精神复兴为主旨的人的革命，通过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来正确认识和合理控制需求，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如果人类沉迷于追求物质财富享受，不能舍弃目前的生活方式，那么未来的每一步所谓的“发展”、每一次对自然的“支配”，都将继续侵蚀人类生存的根基，再多也无法实现“满足”。

自然的复杂性需要人类保持永远的谦卑。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物质和能量的流动、聚集或释放，物种的活动、出生或死亡，越来越多的事实提醒我们，已有的科学认知远不能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人类对于自然还知之太少甚至还很无知。已有认识表明，过去数十亿年，地球系统运行和演化中不断呈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板块构造运动与生命演化，生命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树的枝干、河的支流、蜿蜒的海岸线，不规则的形状与隐藏的分形奥秘，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与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出现的一场龙卷风等存在复杂的关系，各种现象的秩序和紊乱同时存在，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复杂多变。自人类出现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开发和改造，给地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压力，于是在几十亿年漫长的地球历史中，开始出现与人有关的地质年代名称“人类世”，地球系统的退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人们逐步认识到所面临的困境，试图探索和理解大自然的变化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然而至今，对于自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类不仅没有真正的认识甚至没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人类生命健康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在猝不及防的全力应对中人类开始更加关注和警惕生态系统的影响，如气候变暖下冰层融化可能造成的病菌激活、地质灾害引发病菌灾难、极端气候加速病菌传染等未知的潜在风险。日本科学家真锅淑郎曾说“你无法与自然界的复杂性抗衡——每一滴雨滴都涉及如此多的物理因素，因此永远不可能计算出所有的一切”，2021年他与哈塞尔曼凭借预测气候变化和理解复杂物理系统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前诺贝尔奖多次与全球气候问题结缘，2007年和平奖授予戈尔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诺德豪斯因为对气候变化经济学做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被世界银行（WB）、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是处理复杂系统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的“无悔”策略。“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赌场”，诺德豪斯在2013年出版的《气候赌场》中提出“我们正在掷气候骰子，结果将出人意料，且其中一些可能是危险的，但我们刚刚进入气候赌场，而且还有时间全面改变，并走出来”。在大自然的复杂性面前，人类需要敬畏而不是与之抗衡。

治理的乏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无奈。与前两者相比，“治理”讲得最多但也最令人失望，如果人类的本性里有贪婪的原始欲望，而自然界又极其复杂，相比之下，治理理应是可望也可即的目标。然而，遗憾的是，在各种利益的支配下，各国所持立场无法一致，有的即使艰难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由于缺少总体权威的推动机制，协调低效和执行力不足，在行动层面往往步履蹒跚、迟缓延误。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认识到，全球性问题远超任何一个国家或阵营自行解决的能力范畴，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在协调国际关系和推动国际事务与治理进程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全球环境问题上，全球治理长期以来乏善可陈。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大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解决进程。相反，资源争夺、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等矛盾仍在持续加剧。发达国家以不到全球20%的人口达到近70%的累积排放贡献率，2020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3.5吨，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工厂出口大量商品供发达国家消费却把碳排放留在了国内；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20%与最贫穷的20%所拥有的财富差距从20世纪60年代的30倍增加到了1997年的86倍，并且这个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联合国《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称，世界不平等状况处于历史性高位并正在加剧；当前，多达100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1980年以来海洋塑料污染增加了9倍，1990年以来毁林已导致地球失去2.9亿多公顷森林，相当于每两秒钟有一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森林消失，全球疾病负担中约有1/4来自与环境相关的风险，污染每年造成约900万人过早死亡。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许多有识之士对建立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设想并付诸行动。佩西在1977年提出改革国际政治体制建立世界共同体对自然资源实行严格的全球管理。斯特朗在这方面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试图建立一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合作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IPCC、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等组织成立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布伦特兰组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该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定义最重要的引用出处。戈尔曾召集42个国家的代表协商推动制定和实施“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卸任美国副总统后他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重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警示“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全球紧急状态，气候危机并非政治危机，而是对全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挑战”。可是这一切努力的收效并不理想，雄心和承诺并没有得到落实，全球治理的表现大大低于预期。每次全球性问题的谈判与合作都伴随着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考量和对国际秩序发展走向的考验。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集中展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从“里约”全球携手启程到“京都”谈判步履艰难，从“巴厘岛”明确路线图到“哥本哈根”的失望与沮丧，从“巴黎”开启新征程到“格拉斯哥”最后的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形成与实施谈判风云变幻的30多年，各国的利益博弈贯穿全程，加上治理资金短缺、技术转移困难、激励机制与约束力不足等因素，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古特雷斯在2021年11月13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声明中强调“我们脆弱的星球正命悬一线，我们仍面临气候灾难。现在是进入紧急模式的时候了，否则我们达到净零排放的机会就是零”。

“困境”中的人类，面对“共同的未来”，需要从历史、现实和道义等维度进行考察，需要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继续推进公平、正义、有效的全球治理，共同扭转危局。在人类不断地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历史抉择的攸关时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先驱们为选择明智的方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对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表现出的责任感和付出的热爱值得尊重，他们对人类前途的殚精竭虑至今闪耀着穿越时空的智慧光芒，他们发出的警示有如清夜鸣钟不断唤醒沉浸于物质财富巨大积累成就的人们，他们撰写的绿色经典在当今时代仍然给我们新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我们发起成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绿色经典读书会”，大量研读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及其观点与思想，从这些人物的经历中观察历史，从他们的思想中观照自然，《世界可持续发展历史轨迹——人物与思想》这本书，汇集了读书会的研究心得，从卡逊与《寂静的春天》到佩西与罗马俱乐部，从梅多斯与《增长的极限》到芭芭拉、杜博斯与《只有一个地球》，从斯特朗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布伦特兰与《我们共同的未来》，从里斯与生态足迹到戴利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从戈尔与《难以忽视的真相》到诺德豪斯与《气候赌场》……通过分析思考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反思欲望面前的人性弱点、对待自然复杂性的态度、提振团结携手互助同进的信心。2022年也将迎来《增长的极限》发布50周年、“斯德哥尔摩+50”、“里约+30”，希望本书能引发读者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个宏大主题的兴趣，未来将取决于地球村中的每个人，维持地球的生命健康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所有人的责任，要把未来命运握在自己手中，路阻且长，任重道远。

作者

2022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