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陆征祥（1871～1949）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参与了许多关键交涉，然而迄今学界对他的研究偏少。主要原因应该是过去他的形象偏于负面，学界认为他与北洋派关系密切，办的多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外交，没有研究的价值。其次是与他相关的档案史料发掘得不多，他自己也鲜少有回忆录、自传问世，很多相关史事无法深入探讨。
近年来这两个障碍逐渐去除，随着北洋外交研究的进展，相关出版成果让陆征祥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的贡献，受到一定的肯定，而与他有关的外交档案、回忆录及私人文书相继公开，对他做全面研究的条件趋于成熟。本书即以陆征祥为主轴，探讨他与近代中外交涉和文化交流的关联，借以省思清末以来中外关系的发展轨迹，提供大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与借鉴。
问题意识
中国近两百年来，从堂堂天朝遭到西力强势冲击，沦为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半殖民地，濒临瓜分危机，嗣经几代人之努力奋斗，逐步恢复独立自主，进而成为大国，这得来不易的独特历程，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史宝贵的经验。今日中国正崛起为世界大国，需要打开狭隘历史观点的束缚，客观、全面、平衡地理解、思考近代世界与中国之互动历程，作为建构新世界秩序的软实力基础。
陆征祥是清末民初中国国势最弱、国际地位最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官，身居中国、东亚乃至世界都在转变的乱世，承担中国外交的重任，他的外交生涯反映出许多重要的时代面相，颇多可供今日省思之处。陆氏晚年进入修道院，在天主教会内亦取得崇高地位。
陆征祥为何能在清末外交官群体中脱颖而出？陆氏自认为他的出头是因为清末外交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第一代外交官多是传统科举官僚出身，不谙西语，对西方了解很有限，而第三代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外交官尚未成熟；第二代广方言馆、同文馆出身，比较长时间地待在欧美日，对西方相对了解，外语能力还可以，就成了当时外交官的主力。陆征祥系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出身，长期在欧洲，娶比利时夫人，由基督教改宗天主教，欧化程度高，又能操流利之法语直接与各国交涉，遂成为第二代外交官中的佼佼者。[1]
陆征祥的一生颇具特色。自21岁进入外交界，从学习生、翻译官、参赞到公使、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国务卿，经历1896年李鸿章访俄，1899年第一次海牙保和会，1901年中俄东北撤兵谈判，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07年第二次海牙保和会，1911年《中荷领约》、修改《中俄商约》，1913年《中俄协约》，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洪宪帝制，1917年参加欧战，1919年巴黎和会等重要交涉，到1920年淡出政坛，1922年出使瑞士，1927年完全退出外交界。陆氏进入天主教隐修院，历经苦修，于1935年晋升司铎，几度想返国传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为中国做国际宣传，欧战爆发后，修院被德军征用，陆征祥在民间做多次演讲，写成回忆录。1945年一度成为中国首位枢机主教人选，次年被教宗授予比利时刚城（Ghent）圣伯多禄隐修院荣誉院长，并受田耕莘枢机主教之邀，认真考虑回国传教，但因年老身体不好无法成行，不久逝世于修道院。陆征祥参与及观察中国外交近一甲子，遁入天主教修会后，仍然关心国事，见证了中国从“三等国”崛起为“世界五强”的历程，研究与评价陆征祥的外交生涯，可更深入与全面地理解清末民国的中外关系。
对于陆征祥的历史评价一直有争议，因他与袁世凯及北洋派关系密切，受到革命党敌视与抨击，过去学界主流观点对陆氏外交评价较低，认为他要为“二十一条”、洪宪帝制、巴黎和会等外交重大失败与签署条约负责。同情一点的说他“懦弱无能”“弱国无外交”，严苛一点的则批评他助纣为虐、丧权辱国，甚至有称他为卖国贼的，迄今对他仍有许多责难。然而陆氏也以其高尚人格、道德操守与虔诚信仰，致力于融合儒家思想与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之中国化，受到部分国人景仰，与徐光启、马相伯同为中国近代天主教徒的典范，在教会史中地位崇高。[2]
近年来外交史研究成果，对他与当时中国外交的表现渐趋肯定，指出陆征祥外交生涯，历经中国外交的谷底，忍辱负重辛苦支撑到逐渐翻升的重要阶段，他在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不断之际，能够坚持原则，尽量减少国家损失，可谓难能可贵。陆氏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大力改革外交部，建立制度甄别、培养外交人才，建立职业外交官团队，使得民国外交人才辈出，外交上往往有超乎国力的表现。陆氏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及巴黎和会外交等交涉中，也颇有坚持，稍稍修正了过去的刻板印象。
先行研究
有关陆征祥的先行研究不多，主要是罗光[3]与石建国的著作。罗光著《陆征祥传》[4]，主要依据罗光于1939年7月26日至8月5日、1948年9月15日至10月6日两度到比利时修院访问陆征祥之记录，以及两人间的通信、天主教会的材料。该书在陆氏逝世后不久出版，主要价值在于引用许多陆氏之口述事迹，及陆氏赠送的文件，并考证出培德夫人的出生日期。后来罗光又撰有《访问陆征祥神父日记》[5]，在《罗马四记》[6]一书中也多有谈及，内容大致相同。
罗光此书偏重于陆氏个人的回忆及其信仰生活，对陆氏的外交活动讨论不多，诚如冯先祥所云：罗光是天主教的主教，主要关心陆征祥的精神生活与宗教奉献，在他的传记中，有极大的篇幅是描写陆征祥的宗教信仰与修道历程，陆征祥被看作一位信仰虔诚且坚定的爱国天主教徒。对于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罗光的了解比较浮面，倾向用大量的轶事堆砌成历史叙事，很难深刻剖析当时复杂的政治与外交问题。[7]
有关陆征祥外交活动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石建国著《陆征祥传》及《外交总长陆征祥》，[8]前书是在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收入该系“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对陆征祥的一生，尤其是外交官生涯做了相当好的基础研究。后来又大幅度增补材料，写成后书，对陆征祥的外交活动巨细靡遗，观点比较公允客观，尤其对陆氏在巴黎和会的重要性，颇多超出前人著述之处。正如冯先祥所说：石建国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跳脱过往历史学界之丧权辱国叙事框架，大量利用档案和报刊，将陆征祥经历的政治和外交事件放回原本的历史脉络之中，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理解与肯定陆征祥，它对陆征祥的政治与外交生涯之着墨，恰好弥补罗光的不足。[9]
较早使用藏于比利时修道院陆征祥私人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张淑勤1994年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博士学位论文“When Confucius Meets Benedictus：The Destiny of a Chinese Politician，Lou Tseng-tsiang（1871-1949）”（暂译《当孔子遇见本笃》），以及陈志雄2009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陆征祥与民国天主教会》，他们都到过修道院阅读陆征祥文书，又通法文，有许多新发现。然而以上两部博士学位论文，重心都在探讨陆氏的信仰生活及其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较少触及外交史部分。此外，冯先祥近年受托到修道院整理陆氏文书，发表过《圣安德鲁修道院杂记：陆征祥的史料、回忆录与传记》及《国际法会及其历史之初探（1912～1916）》等论文。[10]
笔者过去做过一些与陆征祥相关的研究，除已出版《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两本专书外，还发表了《陆征祥与辛亥革命》《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的参与（1899～1917）》等论文。[11]此外，与陆征祥相关之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数量不少，然内容多未能超出前述几本专书与论文。
主要史料
本书主要使用外交档案、陆征祥文书及报纸等资料，简介如下：
1.外交档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是研究近代中国外交最宝贵的一手史料，本书使用其中01“总理衙门档案”、02“外务部档案”及03“北洋外交部档案”、11“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辅以英国外交档案（F.O.）、美国外交文件（FRUS）、《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史料，据以建构陆征祥外交生涯的具体样貌。
2.陆征祥文书
藏于比利时修道院的“陆征祥文书”近年完成数字化扫描，已有少数机构及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副本，正式对外开放使用的是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自2019年起可以至该档案馆阅读数位典藏版“陆征祥文书”（T1063）。该文书下分01“日记与杂记”、02“中文往来书信”、03“外文往来书信”、04“信函簿与明信片”、05“手稿杂件”等5个系列，本书使用该馆之分类编号及页码。
陆氏文书是他自己整理后保留下来的，应是对他个人比较有意义的部分，有价值的部分在于：1928年以后之日记，1928年以后之信底簿、信函（收信），也有少部分1927年之前的，中、法文各半（另有少数英文及其他外文的信件及杂件）。由此可以窥探陆氏的内心想法，了解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建构他的人际网络，重建部分重要史事，如：1920年迁陆公墓、1922年出使瑞士、北洋政府欠薪等。笔者将该档案之中文部分大致通读一过，有少部分信件，或因墨迹漫漶，阅读甚为吃力，或因内容偏于私人琐事，没有完整细看。此外，占文书一半分量的法文部分，笔者限于语文能力，没能使用，可能会欠缺陆氏与外国友人及妻族的交往状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陆征祥回忆录中译本于2016年出版，[12]虽然记述简略，但仍有其参考价值。
3.报纸
本书主要使用《申报》《大公报》《京报》等报纸数据库，借以补充档案史料、私人文书之外的社会背景，了解历史事件当时的语境与内幕，丰富历史理解与诠释。
章节安排
本书以陆征祥与中国外交为主轴，主要讨论外交史，稍稍旁及与外交相关的天主教史，依时间先后顺序，除绪论、结论外，分为7个阶段讨论如下：
第一章 陆征祥的家世与早年外交生涯（1871～1905）
第二章 清季外交的后起之秀（1906～1911）
第三章 陆征祥与民初政局及外交（1912～1913）
第四章 一战变局中的对外交涉（1914～1918）
第五章 陆征祥与巴黎和会（1919）
第六章 意外出使瑞士（1920～1927）
第七章 归隐修道院（1927～1949）
本书以陆征祥为中心，参考过去研究成果，使用外交档案、报纸、个人文书等史料，结合政治、社会舆论、个人三个视角，呈现中外关系不同的层次与面相，较长时段地考察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历程。
[1] 《陆征祥日记》，1943年11月18日，陆征祥文书，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数位典藏，T1063_01_03_0002，第339页。以下藏所略。
[2] 如林瑞琪指出：“陆征祥逝世后的几十年中，对他的评价颇为两极化，有关他作为宗教人士，教会内有很高的赞许，但对他的内政外交功绩，略而不谈……教会外的学者，则着重陆征祥在政界的得失，往往指责他柔弱及怕事的一面。”《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贡献》，香港《鼎》第29卷，总第152期，2009年春季号，第25页。
[3] 罗光（1911～2004），湖南衡阳人，字焯炤，1930年赴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攻读法学，1936年晋升司铎，193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罗马传信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并进修神学，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3年起任中国驻教廷使馆宗教咨议，1944年擢为蒙席，1961年到台湾，历任主教、总主教、辅仁大学校长、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主席”。
[4] 罗光：《陆征祥传》，香港：真理学会，194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5] 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第19卷第2、4、5、6期，1971年。
[6] 罗光：《罗马四记》，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
[7] 冯先祥：《圣安德鲁修道院杂记：陆征祥的史料、回忆录与传记》，台北《古今论衡》第31期，2018年10月，第168～169页。
[8] 石建国：《陆征祥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外交总长陆征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9] 冯先祥：《圣安德鲁修道院杂记：陆征祥的史料、回忆录与传记》，台北《古今论衡》第31期，2018年10月，第169～170页。
[10] 冯先祥：《国际法会及其历史之初探（1912～1916）》，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1期，2019年5月。
[11] 唐启华：《陆征祥与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的参与（1899～191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
[12] 陆征祥法文回忆录Seuvenir et Pensees于1945年春出版，中译本见陆征祥《回忆与随想：从民国外交总长到比利时修道院修士》（以下简称《回忆与随想》），王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详见本书第七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