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代，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人类为不科学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急剧扩大。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空前的能源与资源危机、生态与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多重挑战（鲍建强等，2008）。早在1986年，瑞典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雷利乌斯就曾预言：化石燃料的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导致全球变暖，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障碍（乔国厚，2012）。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界就开始研究气候变暖和工业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末，工业碳排放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贺红兵，20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了全球数千名学者和评审专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集，最终完成了《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得出结论：气候变暖是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最主要原因（王锋，2012）。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主流机构观点将全球变暖问题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碳排放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地球碳循环系统变化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2014年4月12日，IPCC在德国柏林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减缓气候变化》的第三份报告，得出结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增长，增长率本身也在不断加大，多数增长是受全球经济增长推动；按照基准轨迹，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增长3℃～5℃。据统计，在过去100年中，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增长了0.3℃～0.6℃，极地和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气温升高了3℃～4℃，未来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一些沿海大城市和岛国不断被海水蚕食，甚至会有“灭顶之灾”（朱跃钊，2011）。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二氧化碳在海水中的溶解增加了海水的氢离子浓度，于是降低了海水的pH值，将导致海洋的pH值降低。有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起，表层海水的pH值大概下降了0.1个单位，预测到2100年将再下降0.3～0.5个单位（肖钢，2012）。目前，在某些热带潮湿地区，居民生活用水不足现象严重，到21世纪中叶，其河径流量将会减少10%～30%，将存在大面积的干旱地区，同时冰川和积雪储藏的水量将有所下降，靠冰川融化生活、生产的全世界1/6的人口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蔡伟光，2011）。冰川的融化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耕地消失、洪涝灾害的频繁出现，对粮食生产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气候变化还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加剧了一些传染病的传播，例如地球臭氧浓度增加将导致心脏病和传染病的多发（李国栋等，2013）。

面对生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人类开始反思过往的发展历程。1992年联合国150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1997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各国承担的责任以及实现机制，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和气候变化的威胁，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第一次提到了“低碳经济”。该白皮书提出了英国政府的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60%，将从根本上使英国转变为一个低碳经济国家（周宏春，2012），这一提法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支持。人类应对环境问题、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技术层面的，也不是经济层面的，而是来自政治和体制（江玉国，2016）。美国政府也决心走一条低碳发展之路，2007年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宏观战略，即颁布了《低碳经济法案》（Low Carbon Economy Act）。两年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具有针对性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同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了《巴厘岛路线图》，进一步提出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及相关要求。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加大了对低碳理念的宣传力度，并采取了一些具体的限排措施。《巴厘岛路线图》的达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共同解决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的对策提供了广阔的合作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吸收了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资金、技术，工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也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已初步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工业走了一条粗放式道路，出现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1978～2002 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2%，2002～2008 年均增长11.1%，1970～2002年碳排放年均增加5.0%，2002～2008 年碳排放年均增加11.5%（岳超等，2010）。2011年中国烟尘排放量高达1159万吨，二氧化硫达到1857万吨，47个重点城市中，约70%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中国规定的二级标准，其中参加环境统计的338个城市中，137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2013年12月2～14日的重度雾霾事件，是中国2013年入冬后最大范围的雾霾污染，几乎涉及中东部所有地区。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浙江、上海等多地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六级严重污染级别，使得京津冀与长三角雾霾连成片。首要污染物PM2.5浓度日平均值超过150微克/立方米，部分地区达到300～500微克/立方米，其中上海市平均污染达到600微克/立方米以上，局部至700微克/立方米以上。由此可见，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温室气体排放量过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冯之浚等，2009）。因此，深入剖析我国的发展历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金乐琴等，2009）。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正在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实现产销方式的转变，采取了诸如优化能源结构、引进低碳技术、开发低碳项目等新的战略思路，这些战略思路的核心就是在低碳大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谋取维系一种生产、发展的权利（陈诗一，2010）。当前，减排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不可动摇，在中国即将展开全面的减排活动，很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发展将遇到瓶颈（付允，2008）。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企业低碳发展起步也就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石油化工、建筑、钢铁、水泥等领域单位产品碳排放要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范钰婷等，2010）。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钢产量规模超过8亿吨，占世界的一半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钢铁大国”，但我国钢铁企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等特征，单位产品碳排放远远超出世界钢铁巨头浦项钢铁、纽柯、新日铁、米塔尔等。面对全球的低碳大环境，低碳浪潮涤荡着中国经济的角角落落。而我国的企业面对政府的限排政策和社会的强烈反应，加之产能的过剩、产品价格的下跌等问题，已经举步维艰，如何提升企业的低碳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施若，2014）。

目前，有关竞争力的研究文献较多，但与低碳竞争力相关的文献还比较少，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城市三个层面，涉及企业的研究非常少。企业低碳竞争力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提升这种竞争力一直是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注重宏观因素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鲜有文献深入企业内部探索其具体的影响因素（陈红喜等，2013；黄山等，2013；徐砥中，2011），诸如卢愿清等（2013）认为政府作用、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外贸促进、经济提升是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黄山等（2013）提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市场基础、制度及认知基础是对企业低碳竞争力起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随着人类低碳活动的不断深化，一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碳资产应运而生。目前对“碳资产”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刘萍等，2013）。在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中还没有出现以碳资产为研究视角的文献，而评价企业低碳竞争力的状况关键是看企业所拥有碳资产的积累程度（高喜超，2013；Jiang等，2019；庄贵阳，2005），以往的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评价中很少有学者涉猎企业具体的碳配额、项目碳资产、低碳技术、低碳领域的文化建设状况等（范莉莉等，2015）。低碳竞争力是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它与传统的竞争力有着很大的差异，该种竞争力所涵盖的内容和影响因素更加具体（独娟，2012；朱利明，2013；范莉莉等，2015）。

评价方法多种多样，而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单一的综合方法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这就可能会形成因为方法的单一性而导致评价结果的不客观。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侧重点，例如G1法更多地侧重专家的主观评价，尽管顾及了专家的经验，但对数据的客观性却有所忽视。目前，现有的文献，在评价方法的系统性和组合性处理上还远远不够，很少有文献涉及系统的组合评价（陈国宏等，2003；王海林等，2012）。此外，已有的文献只是对企业竞争力或者核心竞争力做出评价，鲜有关于低碳竞争力评价的相关研究（徐建中，2011；朱利明，2013）。

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书将从“碳资产的界定、识别、分类”出发，寻找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各种评价角度，最后选取对企业低碳竞争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减排碳无形资产为研究视角；通过文献研究法探寻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科学的方法构建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优化，使其更加科学、合理；在评价方法的选取上，本书采用了一种系统组合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克服了单一方法侧重点不同的缺陷，既兼顾了专家的主观意见，又顾及了数据的客观性，使得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合理；在评价的基础上，本书还提出了企业减排碳无形资产的开发模式、路径及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

二 研究意义

综合相关研究，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1.拓宽了企业“碳资产”的研究范围

目前，有关企业碳资产的文献非常少，对其界定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学者们多认为碳资产是一种企业所拥有的经过量化的碳排放指标。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碳资产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相继出现了“碳资产”（carbon assets）的概念，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设计构想，人类要想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使其维持在大气层合理的容量范围之内，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减排纳入市场机制，伴之而来的是各种碳交易市场。随着金融工具进入碳交易市场和企业碳排放核算、评价方式的增多，企业的碳排放权与财务、金融挂钩后，就形成了一些具有低碳贡献且形态多样的资产，即碳资产（江玉国等，2014），该资产随着国际、国家政策、法规的变化而变化。尽管“碳资产”已经存在了多年，但究竟什么是碳资产？企业内部究竟有哪些碳资产？每类碳资产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获取碳资产？对企业来讲，这些问题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本书将站在工业企业的角度对碳资产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识别和分类，厘清碳资产的内涵及其类别，拓宽企业碳资产的研究范围。这对企业摸清自身减排状况、提升竞争力、获取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权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丰富了低碳竞争力理论

目前，研究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文献还较少，且学者们对低碳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区域层面，而本书的研究拓宽了低碳竞争力的研究思路，为区域、国家低碳竞争力研究奠定了基础。企业竞争力水平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企业的竞争力。本书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深入工业企业进行调研及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探索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因素，进而确定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出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对企业的低碳竞争力评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评价企业的低碳竞争能力，需要利用科学的评价方法。通过对传统评价方法的研究，本书找出了相对科学、合理的系统组合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在保留专家经验的同时，也尊重了客观数据所反映的信息，进而确定了减排碳无形资产视角下的企业低碳竞争力。企业低碳竞争力的研究既是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竞争力的探索，也是对宏观层面竞争力研究的支持。同时，本研究还有利于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组织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

3.丰富了企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系统评价方法的应用领域

综观相关文献，针对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非常多，但学者们多采用单一的方法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每一种方法的运行机制不同，其运用也会存在差异，其评价结果也会经常出现不一致。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本书构建了一种系统组合的评价方法。开创了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的新思路。所以，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成果，拓宽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4.探寻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对策

针对企业低碳竞争力提升的相关文献非常少，学者们多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很少涉及如何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各国所公认，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探讨企业的低碳竞争力的提升对策有重要的意义。本书深入分析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因素，探索提升我国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对策，从企业、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举措，这对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可以起到借鉴和指导的作用，为企业做出科学、合理的低碳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的实践意义

在实践中，虽然大多数企业都感受到了“低碳”时代的资源及环境压力，也听说过一些诸如“碳标签”“碳配额”“碳税”“碳资产”等新名词，意识到了提升低碳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但对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何提升企业自身的低碳化水平、培育低碳竞争力却很茫然。企业对什么是“碳资产”、“碳无形资产”以及怎么开发、培育并积累“碳资产”了解甚少，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企业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识别碳资产，将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提升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找出哪些碳资产的开发空间大，对其进行开发，由此形成企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筹码，形成一种竞争能力，是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本研究，可以帮助企业识别碳资产及相关概念、了解企业自身的低碳状况，提出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提升对策。同时，还可以为企业提供竞争力评价信息，掌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水平，为企业改善经营状况、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在西方国家的低碳压力下，各种碳壁垒纷纷而来，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有所不同，《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并没有强制规定中国的减排责任，当下我国企业减排意识淡薄，西方的最新理论和管理方法很难直接推广。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针对我国企业自身的状况，对其低碳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来发现企业自身的不足，并最终为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