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进入碗窑村

从云南省会昆明到红河州建水县，交通方便，乘坐客车约3个小时即可到达。下车后，打的士就可直接到碗窑路口。客车站外，出租车司机用浓厚的建水方言问我要去的地点，我说去碗窑村。司机说去那里不打表，10块。我问，那打表多少钱？师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如果打表就不去，因为那里已是郊区，出租车不跑……什么逻辑？从这一番对话中，我确定碗窑村在建水人心里的位置。司机说的是郊区，而非直接指出是哪个具体的村子。20世纪90年代至今，尤其是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各大城市发展规模都在逐渐扩大。在这个城市化愈演愈烈的时间段里，原与城市相接的村庄，逐渐因城市发展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渐渐被纳入城市中，成为所谓的“城中村”——一个中国当前常用的词语，顾名思义，被城市包围着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里，土地被征用，农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外出，到附近的市中心、省会城市或是更远的地方打工挣钱。所剩无几的田地丢给出不去的人耕种，勉强讨生活，外出者打工所挣才是真正的补给。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已是一个大时代的社会特征。云南建水这个西南边陲小县城也深处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大概从2004年开始，也就是当建水紫陶又开始被人所知时，建水城市规划、城市改造，便已提上日程，同时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早在查阅资料时，我便在数字乡村网上看到几张关于村落的照片，已对其留有较深印象，显然，它已不是那个梦想中有着田园风光与淳朴民风的农村。加之司机10元价格便能载我到村口，便更清楚那个将要到达的村落的村貌为何。途中，司机问我，你是要买陶吗？哦，当地人如此熟知这个地方产陶，而且知道外来人大多要买陶。我没有急于否定和解释，而是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来买陶的。司机很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个村做的陶，在我们这里，在建水县都还是出名的，好多来旅游的人到我们这里，到碗窑村都是买陶。如果来玩，可以去那里转转，买点陶带回去。我问道，是不是你们这里的人都知道那个陶，他说，基本都知道，但也有不知道的，毕竟名气还是没有宜兴那边的陶有名。我又问，是不是做陶和卖陶的人家很多？他顿了一下，激动地说道，多呢，怕是有上百家。你去看嘛，一个碗窑路上都是卖陶的商店。

到了一个叫碗窑路口的地方，司机说他只能在这里停了。（因为）出了路口，就没人打的，他就白跑了。原来，已到了“村口”处。经验告诉我，应该先在附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先安顿下来，再继续接下来的“任务”。村外一条新建的公路还未取名字，于2012年年末竣工，其边上开着十多家旅店。选了一价格适中、环境安静些的便安顿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调查住宿的地方。在第二、第三次调查中，我在村中的一制陶人家的房子里住下。安顿下来后，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左右。而后，我开始从碗窑路路口出发，沿一条单行道的水泥路行走，先对村子和建水紫陶销售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来之前我已做了或多或少的“功课”。

红河州位于云南的南部，因全境内的元江及哈尼族、彝族而命名，全州共有13个市县。建水县位于州的中部，南隔红河与元阳县相望，北与通海县、华宁县相连，西邻石屏县。全县地势南高北低，并由西向东南倾斜。县境中部横陈着建水坝子（山间盆地）和面甸坝子，海拔1300米以上，泸江河贯流其间。县城便坐落于建水坝子上。建水县辖有10镇、7乡。临安镇为县政府所在地，辖有9个社区委员会和19个村委会。碗窑村位于临安镇城西部，属于韩家村委会管辖范围。具体又由上碗窑、中碗窑、下碗窑三个自然村组成。[1]来自云南乡村数字网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上碗窑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农户336户，人口1159人。中碗窑村共有1个村民小组，农户301户，人口945人。下碗窑村共有3个村民小组，农户349户，人口1159人。[2]

碗窑村村民以汉族为主。村民的生计方式主要依靠农业、种植业、手工业及商业。手工业尤指制陶业，目前从业户200多户。制陶业按照生产的产品类型分为做生活陶（粗陶）与做紫陶两类。生产组织类型主要有家庭式作坊、中小型制陶企业及陶艺个人工作室三类。

贯穿于整个村落的碗窑路，路口直接和青山路接壤，青山路又与建水大道间接接壤，出入村落交通相对方便。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建水县紫陶的销售集中在碗窑路道路两边的店铺和作坊中。村落被新修的公路、新建的住房小区及村落两边的山坡沟地包围着，表现出典型的“城中村”面貌——村中沿道路两边山坡修建的房屋多为土坯房、砖瓦房，其间也错落着一些现代型的三层钢混结构小楼房，村落的刻板印象也鲜活地体现在这些老房子中。沿着碗窑路两边修建的房屋，多是底层为铺面、楼上住人或者做活计的新式楼房。从房屋造型中也可看出村民贫富差距。政府的征地活动、城建规划在村中进行着，使得村落渐渐脱离原有的面貌。现在村中有一小学、一幼儿园、一老年人协会场地、一村卫生所。2010年政府开始规划在村西北部修建紫陶工作园区，2013年对碗窑路口——原工艺美术陶厂所在地修建紫陶步行街……如此一来，就意味着新的村落结构的出现。总之，城市化步伐早已显现在村落的建筑、布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的确如司机所说，卖陶的店铺很多，每隔几步便是一家。单是下碗窑段（2012年7月正在拆迁，预修建一条紫陶文化步行街，后于2015年9月竣工开街），初步估计下来有12家。一些原先卖陶的店铺仅剩下招牌挂在待拆的门面前。除此之外，门面上还写着“某某店已迁到某某地”，即中碗窑村或上碗窑村中路边的铺面。因时间有限，我仅在下碗窑路段溜达了一程，而后进入下碗窑与永祯路的交汇处一家规模适中的商铺里进行观察和初步访谈。先了解一个大概，认识几个人，对于单枪匹马的我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图1-1 碗窑村局部村貌

资料来源：笔者拍摄，2012年11月。

进入一家余姓中年男人开的店铺中，店铺正中和右边靠墙处摆放着用于陈列各类陶器的木制货架，摆在其上的器物绝大多数为茶壶、小型茶叶罐，大中型的花瓶、茶叶罐、茶叶缸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前的空地上；左边是一个木制茶桌，形状保持着树根的天然模样，其上放着茶席，紧挨着茶桌边的是用于盛装烧水沏茶用水的大水缸。每家的水缸都是自家所制的代表性产品。每当和老板喝茶时，老板首先介绍的便是水缸。茶席上通常摆放着自己家制作的茶壶及茶杯。买卖生意常在闲谈和喝茶中进行。所以，如果有人买陶，便可坐下来喝喝茶，再谈陶器和价格。如此氛围，即使不是买陶者，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秉着谦虚的态度向店主人讨教一些紫陶方面的知识，也会被叫坐下来，喝茶聊天。如此摆设方式及购买氛围几乎成为整个碗窑村卖陶人家的统一风格。所以这样一来，对于那些逛了多次的人来说，选个合适价格的人家，即可进行买卖，多跑几家也无太多意义。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因为我认为，虽然绝大多数是这样统一的风格，但是，村中的店铺在装修和摆设上是各不相同的，不仅仅是器物造型和纹饰图案不同，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店面及店中装修的档次也是不同的，这是为了更好地定位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是普通工艺品、精品，还是达到艺术品档次，这样的趋势出现在近一两年。

在店铺正中的货架后，摆着一张大桌子，两三位女工在桌前粘接茶壶壶嘴和壶把，当地行话将此称为“打理”工作。铺面后面还有一间小屋，两位负责拉坯的师傅正在快轮上拉坯，小屋里放着拉出且已精修过准备在上面写字或者画画的陶坯体，一些晾着，一些用塑料口袋装着，防止干裂。小屋外面的墙边放着几个黑色的塑料大桶，里面泡着红色的泥浆，这就是建水陶制作过程中制泥的一个步骤——淘洗和沉淀。一位女士给我介绍了陶器的情况。其间，余姓中年男人从货架后面走出来，手上沾有陶泥，估计也在粘接着某一器物。在简单说明来意和自己的身份后，老板让我坐在他工作桌边的凳子上，一边做着手里的活一边和我谈论与制陶有关的事。我依稀记得当时所提问题有些杂乱，涉及陶土的来源、怎么获得、工序流程、雇工人数、分工情况、产品类型、产品销售以及营业的时间等。还好，老板很热心，均一一解答。他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建水紫陶，那么来买陶的人自然也就更多，他的生意自然也就更好了。结束手里的活，他领我认识了为他拉坯的两位师傅。我与师傅们很容易便能谈上话，两位拉坯师傅都是碗窑村人，一位曾是后面我将提到的工艺美术陶厂的拉坯师傅，自工艺美术陶厂倒闭后，便到余老板处拉坯，村中大多数中年拉坯师傅有着与他们相似的身份和经历。这群人成为我此次调查中第一批认识了解及访问的对象，也成为我研究的主角，他们的身份流变、经历、对陶的认知、创造能力……我都将一一论述。

最后，余老板将我带到离他家店铺不远的另一家较大的制陶且销售陶的店中，这家店的老板是他的亲戚。在碗窑村，制陶人家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可追溯三四代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亲属网络和行业网络密切交织在一起。这家店算是碗窑村中较大规模的，严格意义上已是一个中型陶厂。与余老板家的小型陶厂相似，它以雇用工人的方式生产制作陶器，但人员数量和生产规模超过了余老板家。从进门处贴着的员工名单可了解到，这里共计42名工人。在这家厂中没人介意你进来参观，因为这几年，建水紫陶日益被公众知晓，前来参观的人陆续增多，不足为奇。商行老板娘告诉我，她很乐意有人来参观与咨询，因为这样一来，知道的人更多，那么他们的生意就更好。但她也告诉我，并不是所有做陶的人家都如她家这样欢迎外来人，包括想学做陶生意的人前来参观学习。的确，在我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有些作坊主和企业老板并不愿意其他人尤其是同行业人进门参观。由于该商行的整体氛围，我很快就进入了田野调查的角色。日后，商行里的拉坯师傅、画师、刻花女工等人渐渐熟悉了我，我也渐渐认识、了解了他们。商行成为我调查的一个重要基地、人脉建立的场所。此后，商行的人还带我认识了其他人。就这样，我又认识了一些与制陶工艺相关的人，包括拉坯师傅、模具师傅、画师、书法者、烧制者、打磨者等，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我逐渐认识一些熟悉情况的报告人。

在余下的几天，我做了面上的调查，初步统计了制陶家数、规模、类型等。在2012年8月第一阶段的调查中，做陶家数约有120家，2013年5月第三次调查时便增加至220多家，而到2014年11月份共有320多家制陶户登记注册。制陶主要有三种类型——家庭作坊、以厂形式出现的制陶企业，以及以创作陶艺为主的工作室。抛开类型上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制作流程都是相同的，即包括制泥、拉坯、书法绘画、刻、填泥、精修、烧制、打磨八道工序，涉及的相应人员分别是制泥师傅、拉坯师傅、画师、书法师、刻工、填泥工、烧制工人及打磨工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询问龙窑窑址的途中，我遇到从昆明到村中专门从事绘画的孔姓画家。他在多家作坊中为作坊主绘制陶器物上的山水画和人物画。在昆明，他也从事绘画。可以说，在碗窑村中，他是一位拥有个人工作室、流动的作业者，哪家需要绘画，便打电话让他到作坊处，或者把待画的器物送到他在村中的工作室中进行创作，完事后，再由作坊主自己取回。在孔画家的帮助和引导下，我认识了几位家庭作坊的作坊主，他们有的既是老板也是工人，多为拉坯师傅。只要有拉坯的手艺，有经济基础，便可以开一家家庭式紫陶作坊。认识与熟悉周师傅、张师傅、杨师傅等就是在孔画家的工作过程中。杨师傅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他与他的妻子是我相处的比较好的一家人。第二次调查，我就租住在他家作坊旁边，其哥哥的房子里。跟着孔画家去工作，我也进一步认识与了解以孔画家为代表的专门从事与陶相关的绘画和书法的人。

如果说，第一次调查我了解了面上的概况，包括所有的做陶流程，那么接下来的四次调查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我所要研究的，如同我一开始在导论中所说的那样，是想透过紫陶看到制造者之行为和观念，理解他们的文化观与技艺观。这些词句所包含的内容在这里能如此简单、如此容易地蹦出来。但是，如果要以它们为调查对象，那么无论是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是有难度的。这些词所包含的内容与概念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亲切，却又那么陌生、具体、抽象。有时候，我明明已将其记录下，却发现那只是表象，只是一些“形容词”而已；有时候，我无意间记录下的感受却成为那个真正操控其行为背后的语法逻辑。所有的矛盾性生成了调查和写作中的诸多困难，它使我迷茫、徘徊，甚至否定自己的所有努力。一位老师在此时提醒我，应抛开那些固封你思维的理论框架，从你调查所获的内容出发，慢慢理出思路，提炼出观点。记住，我们要看的是那些与陶相关之人的鲜活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呆板、静止的或者人为化的，被“词”所激活的“物”。感谢那位一语道破的老师。

一个个与紫陶相关人物鲜活地出现在我接下来的调查、生活及文本中。这些人及他们鲜活的造物行为赋予了他们的“紫陶”生命及意义，使其成为“文化”之物，他们按照所持的观念逻辑进行着生产制作。正如同比尔·布朗所言：客体宣称自身为物的故事就是客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故事，因而也是物实际上何以被命名为主客体关系而非客体的故事。[3]所以关于建水紫陶工艺及紫陶业进程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关于建水紫陶这一物的人类学叙事，便是这些人与建水紫陶制作及使用的故事。器物的生命在人的造物行为和使用过程中创生，而人的生活、人的身份在造物行为和器物的使用中被促生、构建、显现。人制造了物，而物的存在刺激了人的行为，促成观念生成。器物的生命史亦是人的造物行为史，或者更深层次地来说，亦是造物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史。有关建水紫陶与制作者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

图1-2 碗窑村村落局部图（含部分紫陶制作及销售调查点）

资料来源：笔者依调查绘制，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