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学刊》发刊词

曾振宇

朱熹的弟子，有姓名可考的有490多人，留下著述的超过100人。根据《汉书》记载，孔子弟子三千，宓子贱、漆雕开和曾子有著述流传于世。但是，隋朝之后留下著作的孔子弟子，或许只有曾子一人。宋度宗在《加封郕国宗圣公制》中说：“孔氏之道，曾氏独得其宗。”朱熹也说：“只观孔子晚年方得个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诸圣贤都是如此刚果决烈，方能传得这个道理。”曾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之功于兹可见，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1.曾子及其弟子参与纂辑《论语》，继承、传播与光大孔子思想。

2.曾子开思孟学派之先河，发宋明理学、心学之先声。

3.《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旨在彰明人类天赋的光明纯莹心灵。《大学》之“大”，在于为人类树立了生命意义与理想境界，引导人们追求真理，涵养德行，砥砺奋进，臻于至善至美的理想生命境界。

4.孔子孝道传诸曾子，养亲、敬亲、谏亲与慎终追远，构成孔子、曾子孝道的基本内涵。培育感恩之心，践履仁道之本，“立身行道”，成就自身进而报效家国天下，是孔子、曾子孝道“一以贯之”之精华。

5.曾子力倡君子人格，慎独省察，“吾日三省吾身”，尚忠信、崇仁义，“诚于中，形于外”，夙夜不忘“仁以为己任”，方能成就大丈夫恢弘刚毅“浩然之气”。《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每篇都谈“君子”，君子人格贵在从生活方式到终极关怀全幅贯注儒家精神，以自我生命的存在形态，展示德慧生命的宏大气象。

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史上，曾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源于此，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山东大学和山东省嘉祥县合办曾子研究院的相继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曾子学刊》的创办，并非仅仅关注曾子思想研究，而是给学界与社会大众搭建一个论说的平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本刊的宗旨与奋斗目标。

五四运动已届百年，白云苍狗，世事如棋。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的热点问题，百年之后仍然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仿佛从一场大梦中惊醒。“天朝帝国”为什么战胜不了“蛮荒小夷”？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之后，提出“以夷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打破天朝虚骄心态，虚心向西方学习。但是，西方的“长技”究竟是什么？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冯友兰先生分析说：“首先有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兵器；其次有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宗教（如太平天国）；再有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工业（如洋务派）；也有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戊戌维新派）。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提出要进行更全面的革命，更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但没有成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提出西方的“长技”就是文化，中国社会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废除传统的旧文化，全方位学习与吸纳西方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这一观点极其深刻，因为它真正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之处。

由此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何谓“文化”？当时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东方文化是精神文明，梁漱溟则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其范围是极广泛的”。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界定令人耳目一新：“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化的要点归结为两件事：民主与科学。民主，并不是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基于此，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所有对传统旧文化的批评、批判与否定的言辞至少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对于冲决思想网罗、涤除旧的价值观念、全方位汲取西方先进思想与文化功不可没。

但与此同时，在学术的层面上，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着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所谓“深刻之片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猛烈批判儒家的学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之后，大多进入了自我反思与检讨的心路历程之中。20世纪初的这一奇特文化现象，可概括为“集体反思”。譬如，章太炎早年曾激愤地批孔非儒，在1902年撰写的《订孔》一文中，借日本人远藤隆吉之口驳难孔子：“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在1906年撰写的《诸子学略说》等文中讥讽孔子为“湛心利禄”的“国愿”。孔子以“富贵利禄为心”，是“儒家之病”；孔子“湛心荣利”，有甚于乡愿，是“国愿”。孔子思想与近代民主革命所追求的“民权”“民主”精神相颉颃，因此，“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然而迨至晚年，其立场与观点大变。1914年章太炎对《订孔》作了修订，把“孔氏”改称为“孔子”，称赞孔子的“圣人之道，罩笼群有”，孔子“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1933年，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此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在这一时期讲学的目的，在于弘扬民族文化、呼吁尊孔读经、激励爱国热情。在1935年《答张季鸾问政书》中倡言：“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章太炎站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上，将读史与爱国相联系，“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章太炎将经籍归为史类，读史即读经。因此，章太炎在晚年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儒家之学，不外修己、治人，而经籍所载，无一非修己、治人之事。……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无一弊也。”前有《訄书》，后有《检论》，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非。立场与观点的改变，体现的不仅仅是学问的日益渐进，也是人格的日臻完美。像章太炎先生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批孔反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反思自我，在思想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心路历程的人，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这一从批判到反思、再到辩证认识的心路历程。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批孔：“捶碎，烧去！”晚年却一再申明：“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钱玄同可以说是一员骁将，多次撰文呼吁废除汉字，“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不仅如此，对历史上的孔子与儒教，要“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但是，在1926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他对待孔子和传统文化的心态已趋向平和、宽容：“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叱咤风云、名盛一时。早年曾断言“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但是，晚年陈独秀又撰文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思想仍有其现代价值：“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在尘埃落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集体反思之中。因为如果不能从片面激愤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结升华到对传统文化有一全面、辩证的认识甚至“同情之理解”，就无法在知识和人格上实现自我超越。可喜可贺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已实现了这一内在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