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地学科学思想

均变还是灾变：新的科学思想之争及其解

刘郦[1]

内容摘要：在地质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均变还是灾变，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19世纪初开始的科学争论中灾变论和突变论为一方，均变论和渐变论为另一方，绵延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新科学事实的发现而产生的新灾变论，掀起了一轮新的均变灾变之争。到80～90年代争论达到顶峰。其中强调灾变或渐变、承认渐变与突变结合的新思想如间断平衡和渐进灭绝等备受关注和争议。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科学方法论格局，丰富了科学思想的内涵，同时还为新的科学思想之争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解。地球演化是一个复杂多质的历史过程：局部性的突变表明渐进中有间断；渐进灭绝说明在灾变中有渐进的积累。只有具体地、多样性地看待地球现象和地质事件，兼顾均变论和灾变论，在具体的、局部的场景中把握和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和科学地说明地球演化的历史。

一 新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用灾变解释地球起源和生命演化，而莱伊尔和达尔文则主张渐进的均变论。围绕着地壳的变化、岩石的形成和古生物的演化，主要是由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决定的还是在缓慢而漫长的地质历史中形成的，双方展开长达100多年的争论。灾变论于1745年由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提出，到1812年居维叶出版灾变论奠基性著作《化石骨骼研究》，一度独领风骚，占据主流的地位。更由于神学代表的特创论的推波助澜，灾变论变成合法的“圣经”，成为解读地球运动包括生物进化、地层褶皱和断裂等成因的唯一标准，统治科学界相当长一段时期。其实，早在居维叶以前，英国地质学家赫顿就提出地质变动的古今一致，这一思想为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中发展为均变论。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张“自然界无跃进”的渐变思想，进一步冲击了灾变论，从而为均变论的百年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20世纪中叶新灾变论的出现。这场争论对后来的新灾变论及其引发的新的科学思想之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厘清均变论与灾变论各自的主要观点、争论焦点、理论思想及方法的异同以及这场争论为新争论遗留的问题。

两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灾变论与均变论主要观点对比

均变论与灾变论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地壳及其生命的起源与演化，是突然瞬间爆发的，还是渐进缓慢地发生的。体现在思想渊源方面，是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对立。在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方面，争论集中在古今演化是否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是渐变还是灾变；是种间的渐变还是新种的突变。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是“将今论古”还是摒弃这一原则，把演化归之于大自然的偶然的突变。

在与布朗雅尔连续四年的地质野外考察中，居维叶发现了地层的不整合以及生物化石在不同层面上是不同的。在《论地球表面的革命》一书中，他认为地面的升降和海水的进退不是渐缓的，而是突发的，是迅速的、巨大的与革命性的变化、灾变的演变作用和新旧物种之间的间断和非连续性。这种激变导致海底突然上升为陆地，使海生动物枯死；陆地突然下沉为海底，使陆生动物淹死。因此，历史上会出现物种同时大爆发和渐次灭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表演一样，上台和下台都是突然发生的。居维叶认为历史上曾出现三次大的灾变，最后一次灾变直接导致人类的产生。这同《圣经》上所记载的大洪水说不谋而合。地质学界为此责难四起。

均变论则强调，如果用时间跨度极大的度量单位（如百万年）来标识的话，所有的地表特征，如化石的岩石，其形成都可以被看作一个长期的逐渐发生的过程。“历史被记录在岩石中。”[2]地球是一部古老的历史；这部历史的画卷是通过演化而展开的；而且这种演化方式是逐渐均变的。同时，古今地质作用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引发过程的原因也具有相似性，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今天地质过程的渐进变化来推演历史上地球的渐进变化。均变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变化过程，而不必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如大洪水，可用它来解释化石记录。这一现实主义的立场为均变论赢得了科学的理性地位。

最早提出均变论观点的是英国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1785年他在爱丁堡皇家协会上宣读了有关均变论的观点，把地球演化过程解释为一个长期逐渐发生的过程，并且有着基本相同的强度。1788年他发表《地球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思想。拉马克从生物物种变化的角度，证明了物种进化是一个随着环境的缓慢变化而变化的过程，物种不会灭绝。莱伊尔通过阅读赫顿、马拉克等人的著作，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对地质均变论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泥沙的沉积、岩石的形成、山脉的形成和雨水与风的侵蚀——所有这些地质学家们能够直接观测到的地质过程都是平稳的、渐进的过程。火山的爆发、洪水等“灾变”也是一种自然力量逐步积累而发生的、可以被自然地解释的过程。同样，物种也是缓慢进化的。但物种会灭绝。灭绝过程随着环境缓慢变化而逐渐发生。因为自然界的状态是“一个长期一连串前后相继事变的结果；如果我们要增长对现代自然法则的知识，我们必须探讨它在过去时期中所造成的各种后果”[3]。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百年来的地质科学家。

均变论从以下两个方面批判了灾变论的错误。（1）灾变论者没有正确地认识真实的自然尺度。人类及生物尺度及其用于观察分析的实验尺度与宇宙世界的尺度是根本不同的。如果用人类生命历史的时间尺度去观测和分析诸如火山的爆发、海底山脉的隆起和岩层化石的形成等地质事件，灾变论者的地质年代只有几千年而不是漫长的、极其缓慢的几百万年。第四纪冰期开始于200万年前。它在地球史上所经历的时间，就像发生在两年之前的人类事件一样。莱伊尔认为这种认识尺度上的偏差，很容易导致灾变论的结论。（2）灾变论虽然有证据表明大洪水等灾变自然事件的发生，但无法精确地解释其中作用的机理。灾变论过分地夸大了地质营力的作用，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神创论，同造物主的诺亚方舟连在了一起。

而对于灾变论提出的激进的、革命性的变化，均变论能够做出很好的回应。早在赫顿以前，保罗·图纳尔已经认识到动物的灭绝不是灾难性的，而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莱伊尔通过大量的地质实地考察，指出地球史上许多看似极端的地质地貌的形成，其实也是可以通过缓慢的、长期的和至今仍起作用的地质营力来完成。然而，均变论也存在致命的缺陷。莱伊尔相信过去地球上的情况永远和现在发生的变化几乎相同，把状态和速率的均变性同作为科学方法基础的自然规律的不变性混淆在一起，使之成为神圣的均变主义的教条。

均变论最终战胜灾变论的两个科学理论的前提如下。其一是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及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两种时间维度的不可通约性。毕竟人们以有限的生命历史观察到地球上大的灾难的机会是相当少的。其二是在不得不于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做选择时，地质学家们更乐于接受以现在起作用的地质力来解释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论。莱伊尔将唯物论的反映论即地质科学的方法论的“理性带进地质学中”[4]，从而使地质学成为研究地球表面变化历史和规律的科学。这一学说的胜利发展到20世纪，由于魏格纳板块构造学说的提出得到了加强。毕竟由于海底的扩张，海洋以每年几厘米的速率扩张已经有几千万年了。这一事实使板块构造理论成为理想中的最为渐进的均变理论。

这场争论，由于莱伊尔过分强调地质作用古今一致，忽视发生全球性激变（灾变）的可能性，同时灾变论另执一端只看到灾变而忽略渐变，而为后来的科学思想发展及新的科学争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空间，那就是均变和灾变结合的可能。

即使在均变灾变争论的白热化阶段，争论双方也无法忽略或抹去均变或灾变作为地球演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所起的作用。拉马克曾断言物种只有进化，没有灭绝。但莱伊尔看到渐变中物种也会灭绝，只不过这种灭绝是在渐进中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种关于恐龙灭亡的均变观点，把恐龙灭绝归因于气候变迁或海平面下降。每一个物种都要灭绝，但它至少要经历几百万年。古生物学家西格诺尔和利普斯证明，对于一次真正的突然灭绝，化石记录越贫乏，渐进的灭绝似乎显得越明显。这被称为“西格诺尔-利普斯效应”[5]。

达尔文认为生物演化不能产生大的或突然的变化，但在《物种起源》多个版本中他提出演化“有些不规则”，也不是连续不断的，更有可能一段时期稳定或停滞，另一段时期却突然加速。他意识到物种在漫长进化过程里的渐进变化中存在突变的痕迹，“可能是不同的生物类型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进化方式和速度”[6]，变化并不是一直均变的，也不是单一的。

二 新灾变说及由此引发的新的科学争论

即使在均变论的全盛时期，渐进进化的观点也不断受到挑战。科学理论证据及经验事实的不足和新的反常事实的发现不断动摇着均变论假说的理论核心。首先，生物中间环节的缺失。莱伊尔提出的均变论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得到了普遍的证实。然而化石证据对均变论相当不利。地质学家们发现在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中，中间类型的化石很难寻找。如从爬虫类到鸟类和哺乳类的进化过程中，作为过渡性物种的“始祖鸟”化石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两例。同时，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相当缺乏。达尔文相信这是地质记录不完整带来的缺陷。

其次，对渐进进化的一次重大挑战来自古生物学家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7]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发现了间断均衡的证据，即个别物种在很长的时间间隔里是稳定的，而新物种的出现却急速突然。而早在2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勃雷茨就记述了华盛顿州东部的斯伯坎一带的巨大干河道曾在冰河期被一次巨大的灾难性洪水冲刷过。这一发现20年后为一个国际地质学家小组所确证。

最后，地质采矿的发现也对均变学说不利。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说明这些区域动植物同时大量灭绝和被埋藏。这是均变学说无法解释的。这种假说和事实之间相互矛盾的突现，使科学家们不得不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均变论，重估整个地质演化理论的科学性。

20世纪50年代，德国古生物学家欣德沃尔夫提出生物大灭绝与宇宙间超新星爆发相关。1979年美国科学家阿尔瓦雷斯出席的哥本哈根会议和次年他发表的有关铱元素异常的论文，激起了生物大灭绝问题的争论风暴，并席卷了整个80年代。阿尔瓦雷斯由新生代界线黏土层铱元素异常，推论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生物大灭绝。两次大灭绝即著名的二叠纪大灭绝和“K-T”大灭绝。二叠纪是距今约为250万年的一个地质时期。那次大灭绝，导致海洋中50%无脊椎动物的“科”、90%以上的“种”一同灭绝。白垩纪末期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标志着地球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即K-T界线。它表明在6500万年前有来自天外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极大地破坏了地表环境，造成多数种类的动物植物，尤其是独霸一时的恐龙永久性地灭绝了。

所有这些关于生物大灭绝的理论比均变论更多地关注突发性的灾变，包括地球史上一系列的灾变事件如磁极反转、海平面变化、火山爆发、太阳耀斑爆发、超新星爆发和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等[8]，被统称为新灾变论。它由古生物学家欣德沃尔夫于1954年提出。强调宇宙和地球演化由一系列灾变事件构成，迅速、激烈和高能量，以外因为主。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今，新灾变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假说提出阶段（1954～1979年）和实证阶段（1980年至今）。新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新证据的增加及宇宙探测新科学事实的发现，挑战并更新了由来已久的均变与灾变之争，为新的科学假说和理论铺平了道路。

与旧灾变论不同，新灾变论有以下特点。（1）新灾变论完全抛弃了特创论和质朴猜测的观点，使新理论摆脱了神学的阴影。（2）在分析灾变原因时更强调宇宙因素和系统的观点，而不仅仅局限于地球动因和岩石的静态分析。它使地质学向太空拓展，在埋葬19世纪均变论的教条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也引起了更大的争议。（3）新灾变论提出的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旧灾变论处于地质科学前期，地层、岩石、动植物化石等还处于观察、收集和分析材料阶段。同时还受宗教神学的影响。而新灾变论是地球大科学走向系统科学的产物。科学假说是在严格的科学观察和经验事实及其证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围绕着霸王龙灭绝，即K-T界线的大量物种灭绝等灾变事件，科学家就观察事实与科学假说证实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相应的辩护；为维护地质科学家共同的核心纲领而争论；地质学和其他学科如古生物学、分类学、古人类学和宇宙天文学等多学科相互合作、互相补充，共同揭示自然变化之谜。

更重要的，围绕着新灾变论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科学争论。它围绕着诸如地球磁极反转导致的宇宙射线增强，大规模火山爆发、地震和外星体撞击地球等灾变事件能否引起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大灭绝；哪些灾变事件是引起生物大灭绝的真正和唯一的原因；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灾变是否存在等问题而展开。

殷鸿福院士围绕新灾变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科学新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生物灭绝；球内事件及生物灭绝效应；球外事件及生物灭绝效应。[9]其中陨击导致大规模绝灭为争论的最大领域。

以球外因素为例[10]，新灾变论者主张陨击效应导致地球上生物大规模灭绝，而反对者的意见则集中在陨击与灭绝的同时性问题上。持新灾变论的人主张，白垩纪第三纪界线生物群菊石、双壳、微生物和颗石藻等于丹麦Stevns Klint和西班牙Zumaya两处剖面在铱异常的界线处突然灭绝。而陆相生物论的反对者则指出，界线之下不含恐龙的古新世纪型的陆生动物与下伏的三角龙动物群及其上的哺乳动物群有连续的演化关系；界线下发现过渡性植物群；灭绝的是有袋类，绝大多数树生多瘤齿哺乳类和鸟类继续生存；新墨西哥发现的恐龙确定在界线之上。而早在1993年达到争论最高潮的“达特茅斯恐龙死亡争论”中，围绕着K-T撞击事件，两种不同的解释，胜负瞬息万变，反映了灾变和渐变的许多重要结论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这些围绕着新灾变论的大论战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新证据新假说不断涌现。在争论中所有的逻辑推理和说明都必须经受严酷的经验事实的检验。在这些辩护和反驳声中，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浮现出来：突变（灾变）与渐变（均变）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旧灾变论和均变论的争论中不被重视而常常被忽略。新灾变论的反对者们通过新事实新证据揭示生物灭绝的灾变过程中有渐变的可能，以此证明灾变不是地球历史上压倒一切的变化力量，也不是唯一的一种演化方式。

至关重要的，新灾变论及其引发的新争论涤荡了统治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单一的均变论，把均变与灾变、渐变与突变在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中复杂多样、多重反复和相互交织的作用的思考重新推向科学拷问和争议的风口浪尖上。

三 兼顾均变和灾变：一种局部合理性的解

今天，围绕着新灾变论的争论，沉睡已久的均变灾变之争被重新唤醒。它昭示正出现一种更为开放的科学观点，兼顾渐进论和灾变论，使两者相互之间不再排斥。一是渐进灭绝观。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流行已久的均变论对新灾变论的一种回应。代表人物有古生物学家凯勒等。主要观点：强调渐变的均变论；地球历史上的大多数变化是缓慢和渐进地进行的；在少数情况下，地球遭受到巨大的灾变，从而展开新的一系列渐变过程。二是间断平衡论，又叫点断平衡或间断均衡。1972年由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提出，为近二三十年风靡欧美的新的演化理论。主要观点：强调灾变；大多数新物种的形成是在地质上通常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短时间内随机完成的；演化是突变（间断）与渐变（平衡）的结合，但大演化的突变是主流。

两种理论一个强调均变，另一个坚持灾变，可以说是在新灾变论的背景下对新的均变灾变思想之争的延续。前者大多为均变论者拥护，后者为支持新灾变作用的科学家所持有。前者因为受渐变论教条主义的影响，影响力和接受程度往往被后者所掩盖。但两种思想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渐变（均变）和突变（灾变）的结合。这使得它们有可能为地质史上均变灾变的思想大争论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解。

解一：渐进灭绝观说明在灾变中有渐进的积累。灭绝是一个过程。

即使在均变论渐变论盛行的时期，怎样看待灾变和突变及其在地球历史演化进程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难题。毕竟生物灭绝和地球上的灾难事件是无法抹去的。旧均变论把灾难看作自然力缓慢渐进作用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斯波坎灾难性洪水以及随后太阳系岩石型行星陨石坑和月亮环形山的发现，由于板块构造革命，被大大地忽略了。然而自70年代中期开始，灾难性的撞击导致生物大灭绝逐渐进入许多地质学研究的视野。渐进的均变论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据此，一种折中的方案被提出来。它涤荡了严格意义上的渐变的均变学说和灾变地质学说，即渐进灭绝观。在70年代中期，关于K-T界线大量生物灭绝、恐龙灭绝事件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灭绝看作渐进的，归因于气候的变化或海平面下降。“灭绝是一个连续过程，恐龙种类全部都要灭绝，一个接着一个，到白垩纪末，不留下后裔。从一般观点看，恐龙是伴随着呜咽声而不是伴随着轰然巨响走向灭绝的”[11]。恐龙化石的稀少和地层学记载的不完整似乎为渐进的灾变假说提供了证据。据2016年4月28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报道的一项最新科学研究，一般观点认为恐龙灭绝于大约6600万年前的一次陨星撞击事件，但早在此前的大约5000万年前由于环境和进化的压力恐龙就可能走向衰落了。渐进灭绝观与旧均变论的区别在于，后者把灾变看作貌似极端的事件，实质等同于缓慢的渐进过程即突变以渐进的方式表现；同时没有考虑地外因素。渐进灭绝观是对新灾变论的一种回应；它承认灭绝，并把灭绝看作一个有渐进累积的演化过程即突变由渐进推动形成。

新灾变论者对渐进灭绝观通常持否定态度，认为后者显然与严格的突然灭绝是有区别的，是以往流行的有关地球均变观点的一种变种。然而，渐进灭绝思想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第一，随着K-T撞击坑等新灾变科学证据的发现，排斥一切灾变事件参与的僵化的均变论破产了。新的渐变论变得更为开放：地球变迁大多数是逐步发生的，但并不排斥各种偶发的灾变事件。第二，肯定了灾变等突发事件在地球演化史中的作用。灾变和渐变一起，造就了我们今天地球的面貌。对这一思想，美国科学院院士阿尔瓦雷斯认为这是渐进论的一种进步，他称之为“后均变论”[12]。2015年第40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研讨会上又称之为“在灾变论者占主流的世界里温和坚持的均变论”。

渐进灭绝的证据是在与新灾变论的争论中被不断提出的。尽管有相当的证据证明白垩纪曾发生过突然的大规模灭绝，但许多古生物学家坚持认定灭绝是逐渐发生的。1984年，马勒首次提出一次彗星雨可能在地球上产生多次撞击，持续大约百万年之久。这一连串的撞击能对地球化石记录逐渐灭绝有很好的支持作用。它意味着，逐渐灭绝表明突变一个接着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是一连串灾变构成的灭绝。科学家们相信，在二叠纪和三叠纪交界时代物种大灭绝呈现多阶段的特点，灭绝过程持续了数十万年或数百万年。中国地质大学谢树成教授、殷鸿福院士和英国地质学家对煤山界线附近分子化石的研究发现，大灭绝不是一次完成的，至少存在两次生物灭绝。

解二：间断平衡论表明演化是突变间断与渐变平衡的结合。突变是演化主流。

间断平衡论认为地球演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过程，而是长期稳定与迅速突变相互交替的过程，是突变（间断或连续性的中断）与渐变（平衡或连续性）相互结合的过程。相对于渐进灭绝观，间断平衡论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后者摆脱了均变论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间断平衡论与渐进灭绝观的主要区别有三。第一，渐进灭绝观认为灭绝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逐渐积累演化的过程。间断平衡论则需要从渐进灭绝中区别出突然灭绝。在古生物界它认定渐进演化为小演化，包括物种形成以后缓慢变异形成的种系渐变和渐变积累产生的新种渐变。而大多数物种的形成是大演化，是突变，即短时间内种以及种以上单位迅速形成的过程。第二，渐进灭绝观认为种系渐变是主流，是由渐进的、长时间的变异积累产生的演化。间断平衡论则认为，渐变虽然也可以产生变异形成新种，但相对于突变，变异量较小，因此突变即大演变才是演化的主流。第三，关于物种形成过程，渐进灭绝观认为成种多数为选择有利性状积累的结果。区别于达尔文主义，间断平衡论则主张突变并不一定沿着有利于适应的方向进行，而表现为随机性和无定向性。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中性说，强调基因突变随机自由地结合，形成新种。同时，地理隔离是成种的必要条件。而成种可以由突变短时间完成，因此不强调长时间渐变的积累[13]。

间断平衡论自问世以来之所以广受欢迎，还在于它相对于僵化的渐变论、新旧灾变论而言，更能说明和解释最新的科学事实和证据。它注重物种灾变的演化，但也兼顾渐变，因此更能真实地展现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精髓。特别是对大演化和小演化的区分，表明演化是长期的渐变和迅速的突变（大演变）反复交替作用的过程；局部的突变（小演变）表明渐变中有突变。然而，由于间断平衡论坚持突变是地球演化的主流，主张基因突变的随意性和非自然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嫌疑。这一缺陷后来为新特创论所利用，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述两个均变灾变新科学之争的解决方案，虽然各有侧重，但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比较全面、合理的演化思想理论。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地质演化史是一个复杂多质的变化过程。“演化的历史是复杂的——既非全部渐变也不是全属灾变”[14]，而是在两者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结合。地球的演化史并不是单纯的渐进发展，如均变论者所强调的；也不是单纯的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如新旧灾变论者所强调的；而是包含更多的复杂性。均变论暗示了一种正统的超越历史的教条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样灾变论仍然摆脱不了追求抽象理性和普遍有效合理性方法的桎梏。事实上，普遍合理的方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用简单性说明复杂性，用单一的思维模式代替丰富多样的地质事件及其变化。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多质杂合的历史过程”，因而“必须拒斥一切普适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15]

第二，历史地解读均变和灾变在地质演化中的作用。历史是具体的、局部的，充满偶然性，因此历史地解读地球46亿年的变化，必须在地球演化和地质事件的具体场景中把握。美国科学哲学家劳斯曾指出科学地“理解局部存在的特性”，即科学知识和方法具有“局部的合理性”。[16]均变灾变的认定只能在局部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把握。新灾变论在生物大灭绝和宇宙间超新星爆发新的知识背景下，必须从灾变和均变之争中找出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增长点，以渐进灭绝观和间断平衡论来解释均变或灾变不能说明的最新的科学事实和现象。均变论和灾变论各自以其特殊的分析对象、时间跨度和研究方法为特征，不可能穷尽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地球内外及其地质事件发生、发展和演化的机理。“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其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也不能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17]。因此，均变论和灾变论作为说明地质（地球）事件的两种思想方法，在具体场合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具有局部的合理性。不同地质时期和地质环境，由于进化的时间跨度和进化速率不同，进化方式有别，可能在说明某一类地质现象时，以渐变为主，渐变论比灾变论更有说服力；而在另一些场合，以突变为主，均变论则处于次要地位。澄江动物群、埃迪卡拉动物群和七次生物大绝灭，表明地球演变的基本规律是辩证的。只有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地球现象和地质事件，兼顾均变论和灾变论，在具体的、局部的场景中把握和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和科学地说明地球上地质事件演化和发展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76页。

[2]莱伊尔：《地质学原理》，徐韦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1页。

[3]孙荣圭：《地质科学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54页。

[4]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54～55页。

[5]吴汝康：《达尔文时代以来生物学界最大的论战——系统渐变论与间断均衡论》，《人类学学报》1899年第3期。

[6]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153页。

[7]王士平：《新灾变论再受关注》，《科技文萃》2000年第5期。

[8]殷鸿福：《关于新灾变论的争论现状》，《地质科技情报》1986年第1期，第42页。

[9]殷鸿福：《关于新灾变论的争论现状》，《地质科技情报》1986年第1期，第45页。

[10]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55～56页。

[11]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143页。

[12]殷鸿福：《“间断平衡论”风靡欧美》，《地球科学》1983年第2期，第1～2页。

[13]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87页。

[14]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2页。

[15]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72.

[16]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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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

[2]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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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士平：《新灾变论再受关注》，《科技文萃》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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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殷鸿福：《“间断平衡论”风靡欧美》，《地球科学》1983年第2期，第1～2页。

[14]沃尔特·阿尔瓦雷斯：《霸王龙和陨石坑》，马星恒、车宝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87页。

[1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2页。

[16]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72.

[17]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