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西方学界的俄国文学史著述概览

西方学界从19世纪后期起就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并陆续写有一些研究俄国文学和文学史的著作，较早的著述有法国作家德·沃盖的《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1886），西班牙女作家艾米莉娅·巴赞的《俄国的革命与小说》（La Revolucion y la mover en Rusia，1887），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Impressions of Russia，1888），美国学者I.F.哈普古德的《俄国文学综述》（A Survey of Russian Literature，1902），原籍波兰的柏林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勃鲁克纳等著的《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1908），英国学者莫瑞斯·巴林的《俄国文学的里程碑》（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1910）、《俄国文学概要》（An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1915），美国学者威廉·菲尔普斯的《俄国小说家评传》（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1911），A.L.格斯里的《俄国文学研究纲要》（Russian Literature：A Study Outline，1917）。20世纪中期起则陆续有美国斯拉夫学者欧纳斯特·J.西蒙斯等合著的《现代俄国文学概论（1880—1940）》（An Outline of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1880—1940，1944），意大利都灵版《俄国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Russa，1958），英国学者约翰·菲尼尔、安东尼斯·托克斯合著的《早期俄国文学》（Early Russian Literature，1974），伦敦大学博士理查德·弗里博恩的《俄国小说的兴起：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战争与和平〉》（The Rise of the Russian Novel：Studies in the Russian Novel from Eugene Onegin to War and Peace，1973），弗里博恩与他人合著的《俄国文学观念：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Russian Literary Attitudes from Pushkin to Solzhenitsyn，1976）等。

但长时期中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具有更大影响的，则是一些俄裔外籍学者的文学史论著。如1920年流亡英国、1932年回到苏联的文学批评家德·彼·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П.Святoпoлк—Миpский），在英国期间曾以英语写成并出版了《现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1925）、《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1881—1925；1926）、《从早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881）的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evsky（1881），1927]三本文学史著作。这三本书曾多次再版，到20世纪60—70年代已被译为欧洲各主要国家（民族）的文字。后来，这后两本书又被合成一本著作《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1949）在伦敦出版。米尔斯基在论述从古代至19世纪晚期的俄国文学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先后去世（1881，1883）和列夫·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视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终结，他对全部俄罗斯文学史的划分原则即是在这一见解上形成的。他的《从早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881）的俄国文学史》，着重研究俄国古典文学，其内容覆盖几百年间的文学进程，论及俄罗斯民间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回忆录和书信、哲学随笔、文学批评、政论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作者的文化修养和哲学思维，使他尤其重视古典作家们所留下的哲学和艺术遗产，注意揭示这些遗产对人类社会和全世界的贡献。例如，著者深入地分析了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考察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作者对于哲学、社会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对斯拉夫派的随笔、阿·斯·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康·列昂季耶夫的哲学—政治论著等，都一一予以评说。米尔斯基认为，作品对于思想史的影响是评价作品的更为重要的尺度。这一观点决定了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的评价视角和侧重。

米尔斯基的《现代俄国文学》（1925）、《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1926）两部论著，着重论述的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在这里，依然可见著者高度重视文学中的哲学思想的一贯视角和思路。白银时代同时活跃于文学和宗教哲学两大领域的学者和作家们的建树，尤其得到米尔斯基的青睐。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和神学著述，罗赞诺夫的文学哲学随笔，弗洛连斯基的宗教哲学专题论文，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的宗教文化著作，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论著等，米尔斯基都一概予以认真考察与评论。著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是俄国社会特定阶层意识觉醒的鲜明表现，而各种哲学思潮和流派仍旧渗透到文学中，起着统领整个文学的作用。19世纪发生在俄国思想界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论争，到20世纪仍然在继续，其冲突也依旧体现于文学领域。关于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坛，米尔斯基的概括性描述准确恰当，显示出深刻的艺术洞察力：

在契诃夫去世之前人们似乎便意识到，其榜样开创了又一个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仅为这一时代之先驱。1895—1905年间，一批年轻作家（生于1868—1878年间）雨后春笋般涌现，风头十足，举世闻名，其作品销量远超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最突出者为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这整个运动亦可称之为“高尔基—安德列耶夫流派”。将其称为流派并无牵强之嫌，因为该派所有作家均具有诸多一致特征，显然有别于更老的前契诃夫小说流派，后者之最后一位重要代表即柯罗连科；与此同时，他们亦有别于象征主义者，有别于或多或少受象征主义影响的当代散文潮流。

……

1900—1910年间，俄国文学分化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一边是高尔基—安德列耶夫流派，一边是象征派及其追随者。两个阵营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起初，高尔基—安德列耶夫阵营几乎完全遮蔽了象征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如今，本世纪前十年在我们看来已成为一个象征主义时代。[16]

在对于具体作家的评论中，米尔斯基也常常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如著者关于高尔基自1913年的《童年》起的作品远胜过其早期短篇小说的见解，他对从《童年》到《日记片断·回忆录》（1924）这一阶段的系列作品的深广内涵的揭示，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所呈现的作家艺术风格之变化的评说，关于俄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高尔基早期作品的接受为何大相径庭的议论等，都超越了大量的浮泛观点，体现了一位优秀文学史家的睿智。

米尔斯基还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是革命前文学的当然继续，尽管它似乎走上了两条被彼此分开的轨道，但其实在这两条轨道上发展的文学，依然都是统一的俄罗斯文化进程的一部分。著者的这一看法，使他在关于域外俄罗斯作家和本土作家的评价中，得以避免另一些批评家所常常抱有的某些偏见。总体而言，德·斯·米尔斯基的几部俄国文学史著作，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其特有的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居美国、并在那里继续进行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马克·里沃维奇·斯洛尼姆（Мapк Львoвич Слoним，1894—1976），是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颇有影响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美国期间，他先后写有《俄国文学史诗：从它的起源中经托尔斯泰的发展》（The Epic of Russian Literature：From Its Origins Through Tolstoy，1950）、《现代俄国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1880—1952）》（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From Chekhov to the Present.1880—1952；1955）、《俄国戏剧：从帝国时代到苏维埃时代》（Russian Theater：From the Empire to the Soviets，1961）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家与问题（1917—1977）》（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Writers and Problems.1917—1977）等文学史著作。其中，最后一本著作初版于1964年，在1977年出版增补本时，已论及20世纪7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因此，斯洛尼姆的这四本著作，事实上已构成一大部论述俄国文学从发端到20世纪后期的、具有通史性质的文学史论著。

《现代俄国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共分18章，第1至4章论述自19世纪80年代到契诃夫时代的俄国文学，第11至18章评说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联文学，中间的第5至10章则是关于白银时代文学的考察和评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学者编写的文学史著作，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一般只讲到契诃夫为止，紧接其后的便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斯洛尼姆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就获得了填补空白的意义。著者描述了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1905年俄国革命及其后的文化与文学状况，对弗·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费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俄国宗教哲学家和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思想和文化活动一一予以评介，论及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济·吉皮乌斯等象征主义者，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格·伊万诺夫、戈罗杰茨基等“阿克梅派”诗人，布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什梅廖夫、扎伊采夫、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伊戈尔·谢维里亚宁、赫列勃尼科夫未来派诗人，以及安年斯基、库兹明、阿尔志跋绥夫等诗人和作家。

在评述白银时代文学的全部6章中，斯洛尼姆设专章评述的作家只有“高尔基”和“勃洛克与象征派”（即勃洛克、别雷、维·伊万诺夫），足见著者心目中这几位作家和诗人在白银时代文学中的地位。关于高尔基，著者写道：“高尔基之完结，高尔基之死，高尔基之垮台——这些论调在1907至1909年间讲了又讲，数年前受人疯狂爱戴的这位作家如今备受非议，可是也就在备受攻击这几年与这几年之后，高尔基写出他的若干杰作，《忏悔》《夏天》《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罗斯记游》与《童年》等，而且已经开始在写《在人间》《我的大学》与《阿尔塔莫洛夫家的事业》等。”斯洛尼姆还认为：“高尔基在《母亲》发表之后的写作新阶段里写出了他最成熟的作品，……他比以前更注重形式问题，抑制天生爱多说话与不嫌其烦地叙述细节的作风，他改用现实风格描述俄国旧日风光，他后来根据个人经历所写的小说乃其最优秀的作品。”[17]这些见解均甚为精辟而中肯，有力排众议、恳切陈说之功。

在《现代俄国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一书中，斯洛尼姆还介绍了白银时代俄罗斯绘画、音乐、戏剧各艺术领域的成就和活动，不仅为着重评说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材料，而且呈现出同一时代整个思想文化运动的生动景观，表明著者具有一种“大文学史”观。斯洛尼姆的四部俄国文学史论著，都表明他不仅善于传达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活气氛，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往往能成功地将作家个人经历的描述、创作个性的发掘和具体作品特色的概括结合起来，材料取舍精当，文笔生动有力，避免了一般文学史著作所常有的那种枯燥和平板。

俄裔美国作家弗·弗·纳博科夫（Влaдимиp Влaдимиpoвич Нaбoкoв，1899—1977）在20世纪40—50年代，曾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开设过俄罗斯文学讲座。他的讲稿后来被结为《俄罗斯文学讲稿》（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1981）一书出版。在这本书的六个部分中，纳博科夫分别对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等六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说。每一部分大都首先提供一般传记材料，接着是对每位作家的创作予以总体评述，然后是具体的文本分析。纳博科夫声称：“在我的各次讲座中，我通常都是从自己唯一感兴趣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也即把文学视为世界艺术中的现象和个人才华的表现。”[18]从他关于诸位作家若干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中，的确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视角。著者关于果戈理的《外套》中的细节描写的考察，对屠格涅夫擅长描写自然风景的肯定，对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中的时间安排和男女主人公的几个噩梦的分析，关于契诃夫虽然“词汇贫乏”“遣词造句几近平庸无味”，却能经由运用平白朴实的语言而成为“完美的艺术家”[19]的赞赏（著者予以评说的是契诃夫的《带哈巴狗的女人》《在峡谷里》和《海鸥》等作品），都表明他看重的确实是作品的艺术性和个人才华。正是从这一视角，纳博科夫认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作家“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19世纪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托尔斯泰是“无与伦比的俄罗斯散文家”，是站立在前驱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身后的第一位伟大作家，而其后则依次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

但是，当纳博科夫一再强调《死魂灵》并非“对那个时代生活的如实描写”，当他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宗教主题以其庸俗无味而令人作呕”，又让人感到他所瞩目的不仅仅是作品的艺术性和作家才华。因此，通过《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和《恶魔》等小说，纳博科夫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一位“伟大的真理探索者，人类病态心灵的天才研究者，但却不是像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契诃夫那个意义上的伟大艺术家”[20]。纳博科夫还说屠格涅夫“缺乏想象的天赋”，“他精心写出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结尾矫揉造作至极，作者不遗余力地迁就读者一以贯之地在一种非常勉强地可以称之为艺术的样式中追踪主人公命运的好奇心。”[21]这类判断既不符合作品的文本实际，也缺乏真正的说服力。至于纳博科夫关于精致优雅的欧洲文化和俄罗斯这个以苦难和不幸而闻名的国度之间存在的巨大缝隙的议论，关于高尔基的“文化的低层次性”或“半知识分子性”等抨击性言辞，更显示出一种西方贵族式的偏见与自负。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承认：高尔基“在他严峻的小说中突出地暴露了现代俄国生活中的悲惨现实。不过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对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无论多么奇怪，这位描绘生活最丑陋的方面及其野兽般残酷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位最伟大的乐观主义者”[22]。

从《俄罗斯文学讲稿》全书的论述风格上，可以看出著者观点鲜明，语言锐利，分析深入细致，虽常有一得之见，却时出偏激之论，且行文过于尖刻。读者能明显地感觉到纳博科夫在谈论作家的艺术长处时创见不多，但对他们的不足（就其个人理解而言）却指责再三，往往言过其实，大有“文人相轻”之嫌。显然，以这样的眼光和话语来建构文学史著作是不合适的，而事实上这本《俄罗斯文学讲稿》也只是一部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作家论专著。

美国学者查尔斯·亚瑟·莫泽（Charles Arthur Moser）主编的一卷本《剑桥俄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1989，1992，2008），是在英美国家多次再版、影响较为广泛的一部文学史论著。该书分10章勾画出从998年到1980年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其中前两章论述古代至18世纪（新古典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文学，中间5章分论19世纪文学（感伤主义与前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自然派及其余波——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后3章论述20世纪文学（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寻求新方法）。全书线索清楚，对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均有较深入的评说，但其中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例如，由伊夫林·布里斯托（Evelyn Bristol）执笔的第8章，尽管承认“从1895到1925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大概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化特质复合体”，而“当现代主义以其多样的形式盛行的时候”，由马克西姆·高尔基领导的“知识派”依然“保持了对旧现实主义传统的忠诚”[23]，却仍以“世纪之交：现代主义”为这个文学时代命名。著者把俄国现代主义时期的下限定于1925年，同时认为在1880—1895年间，也即被命名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那一阶段，俄国现代主义已经在萌芽之中。当今学界一般认为，1890—1917年间是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是一个现代主义崛起、传统的现实主义发生深刻变化，多种思潮和流派并存发展的文坛新格局得以形成的文学阶段。《剑桥俄国文学史》的观点与此显然有别。

著者显然十分看重1925年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指出无论对于苏联文学还是俄罗斯域外文学而言，这个年份在文学分期上都起着一个分割点的作用；正是在1925年，许多身处域外的俄罗斯作家意识到他们的流亡状态将是漫长的，从而开始认真地创造俄罗斯域外文学这个分支，这一行动的标志就是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一位领先创造者从这一年起定居巴黎，并且使这座城市成为二战前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中心。无论是在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研究，还是在诗人兼批评家霍达谢维奇研究方面，这都是一种创见。不过，总体而言，查尔斯·亚瑟·莫泽主编的《剑桥俄国文学史》还只是一部俄国文学简史。

前几年刚刚问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卷本《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2018），是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学界推出的又一部有新意的俄国文学史研究著作。这部新著由安德鲁·卡恩（Andrew Kahn）、马克·利波韦茨基（Mark Lipovetsky，МapкЛипoвeцкий）、伊琳娜·赖夫曼（Irina Reyfman，Иpинa Рeйфмaн）、斯蒂芬妮·桑德拉（Stephanie Sandler）等英美学者（含俄裔学者）合作完成，在研究视角、体例安排和论述侧重等方面，都显示出一些新特色。全书五大部分（五编）“中世纪时期”“17世纪”“18世纪”“19世纪”“20—21世纪”的设置，和俄国本土学者编著的《俄国文学史》完全不同。如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以第一卷第一编论述“古代俄国文学”，即10—18世纪前25年的俄国文学，第二编“18世纪文学”集中论述1725年以后的俄国文学；第二至四卷分别论述19世纪上半叶（1800—1855）、19世纪下半叶（1856—188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1881—1917）的俄国文学；由法国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等主编的六卷本《俄国文学史》，则又是另一种分期法（见下）。显而易见，在牛津《俄国文学史》编著者看来，俄国文学史中不存在相当于欧洲文学初始阶段的“古代文学”（即“古希腊罗马文学”）那一发展阶段，所以其起点只能是“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和欧洲中世纪文学在时间上是大致同步的。17世纪文学在普鲁茨科夫《俄国文学史》中仍然被看成是古代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牛津《俄国文学史》却将其视为一个独立阶段，即从中世纪文学向18世纪文学过渡的时期。在这里，编著者同样是在全欧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和线索中来考察俄国文学的。另外，牛津《俄国文学史》把19世纪文学看成一个完整的阶段，而不是像以往多种文学史著作那样，把它划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在编著者看来，20—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末）的文学也是前后贯通的，因此没有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文学做更细致的划分。这一切都体现了编著者独特眼光。

牛津《俄国文学史》在关于19世纪、20—21世纪文学的论述中，也打破了以往俄国和西方同类著作中以时间为经、以文学思潮和流派或体裁样式为纬的习惯模式，提炼出若干问题展开论述，或进行颇有创意的“类型”研究。如在评述19世纪文学的第四编中，除了第一章“体制”、第二章“文学领域：从业余社团到专业机构和文学联盟”属于背景描述之外，其余第三至八章“主观性”“散文的形式”“帝国时期的文学身份与社会结构”“类型：英雄和反英雄”“女主人公与解放”和“奠定国家的叙事”等，均表明著者在对19世纪俄国文学全面观照的基础上，归纳出这一时期文学的若干重要特点、突出问题和主要类型，再分别展开论述。如在第五章“帝国时期的文学身份与社会结构”中，该书陈述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空间”中“受过教育的精英”、农民和商人、神职人员和官员和文学生活的关系，讨论了“平民知识分子向何处去？”，以及“各阶级在哪里交会”等问题；第六章“类型：英雄和反英雄”依次论及浪漫主义的弃儿——“多余的人”、天才、狂人、“小人物”和外省人等人物形象类型；第七章“女主人公与解放”则对“不可或缺的女性”、母亲、妻子和情妇、“堕落的女人与诱惑者”及女革命者进行类型学分析。这就使为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俄国文学得以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并触及以往同类著作未予以关注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在评述20—21世纪文学时，牛津《俄国文学史》在第五编中以“主观的诗学”“语言学诗学”“散文与戏剧：与历史的磋商”“灾难叙事”和“知识分子叙事”为各章标题，综合研究自白银时代到21世纪初期的文学，不仅在体例上摈弃了以往文学史著作排列诗人和作家姓名的传统模式，而且灵活运用新历史主义、诗学、叙事学理论解读作家作品，角度新颖，形式活泼，同样显示出著者文学史观念的更新。

在牛津《俄国文学史》的章节设置中，看不到一般文学史著作中常有的作家专论，但在其中所设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中，有一部分就相当于作家专论或作品专论。如中世纪的“阿法纳西·尼基京的《三海记游》：自我与他人”“《壮士歌》与罗斯的魔法王国”“国家认同、中世纪主义和《伊戈尔出征记》的发现”，17世纪的“大司祭阿瓦库姆的《自传》”，18世纪的“卡拉姆津的《一位俄国旅行者的书信》”、关于拉季舍夫的两篇“个案研究”，19世纪的“尼古拉·果戈理”“娜杰日达·杜罗娃”及《战争与和平》，20世纪的巴赫金、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叶琳娜·施瓦茨、叶琳娜·古罗、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的《米利察涅尔颂》、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纳博科夫、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维涅狄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的《我在天堂迷了路……》等。这些“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部文学史著作缺少作家专节的不足，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却不够公允，如对19世纪作家的“个案研究”偏少，甚至对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大作家都没有进行“个案研究”；而关于20世纪作家的“个案研究”，在对象选择上则更加显示出编著者的主观性乃至随意性，布宁、安德烈·别雷、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米·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和诗人，都令人费解地被排除在外，而有一些知名度很低、影响很小的作家作品却赫然在目。因此，人们很难认为编著者的选择是恰当的。

“个案研究”中的另一些对象，不属于作家作品，而是涉及文学的传承关系、文学进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或问题，如17世纪的“宗教诗歌”，18世纪的“新诗的创作”，19世纪的“决斗的作家们”“帝国审查制度”“大写的现实主义/小写的现实主义”“知识分子”“民族/人民”和“民族诗人”，20世纪的“形式主义”“严厉批判，即对作家的政治谴责”“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以及跨越时代的“现代传统中的圣愚”“从罗蒙诺索夫到布罗茨基的贺拉斯‘纪念碑’式诗”“作为日记作家的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亚·托尔斯塔娅”等。这类“个案研究”的设置及编著者所进行的论述，显示出这部著作较强的文学史意识和问题意识。

同这后一类“个案研究”相似，牛津《俄国文学史》各编之中，还出现了一些在形式与篇幅上相当于小节的“关键词”（Keyword）；当然，书中不是仅仅列出这些关键词，而是在其后有具体的阐释。全书从文学史各个不同阶段提取的“关键词”，有中世纪从教会斯拉夫语向近代俄语转变过程中“词语的编造”，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风格，18世纪的“俄国古典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区域文学”“虚无主义”和“聚合性”，20世纪的“创造生命与自我建构”和“故事体小说”等。这些“关键词”，有的指向某一时期文学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有的概括了特定阶段文学和文化的特点，有的反映了某一流派或作家群的共同倾向，犹如文学史发展中的一些令人注目的亮点。“关键词”的设置，同样显示出这部文学史著作书写方式的灵活性。

由法国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Georges Nivat）等主编、西方15国学者（含外籍俄罗斯人）合写的六卷本《俄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t.1—6，1987—2005），由法国法伊雅尔出版社从1987年起陆续出版（原计划出版七卷）。这是西方学界合作编撰的一部重要的俄国文学史著作。这套著作的第一卷论述从古代到18世纪文学，第二至三卷论述的则是19世纪文学，论述20世纪文学的共为三卷，即第四至六卷。由于现在我们这本著作对西方学者编著的文学史著作的评述，目的在于为研究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提供参照，因此这里我们仅对乔治·尼瓦等主编的这套《俄国文学史》的前四卷做一番考察。

这套文学史著作在体例编排上甚为灵活，如在第一卷《启蒙运动的源头》中，著者设专章论述对于俄罗斯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一概念的本质与前提，探讨“法国和美国革命对俄国的影响”，述及“古罗斯史学研究”、中世纪到18世纪的绘画与音乐；第三卷《19世纪：小说的时代》，也列专章讨论俄国的历史编纂学、音乐和绘画。这种灵活性在第四卷《20世纪：白银时代》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一卷共12章，既有关于19世纪最后十年的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文学的综论，也有对两世纪之交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的分别描述；既有对俄国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文学流派，甚至围绕在《萨蒂里孔》杂志周围的作家群体（萨沙·乔尔内依、阿维尔琴科、苔菲等）的专门论述，也有对这个时期俄国知识界在宗教哲学、美术、音乐等领域的建树所作的介绍与评价；书中设单节着重论述的对象，既有诗人、作家、批评家，又有思想家、宗教哲学家、艺术家，如契诃夫、别雷、勃洛克、维·伊万诺夫、安年斯基、帕·弗洛连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柯·楚科夫斯基、米·格尔申松、索洛古勃、罗赞诺夫、普里什文、布宁、安德列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尼·叶甫列伊诺夫、卡·马列维奇、古米廖夫、沃洛申、库兹明、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叶·古罗、伊·兹达涅维奇、萨沙·乔尔内依等。这一卷可以说是提供了一幅白银时代——俄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图景，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史，而是一部“大文学史”甚至文化史。

显而易见，在选择予以重点论述的诗人和作家时，这套《俄国文学史》显示出编者有别于俄罗斯国内学者的学术眼光。事实上，在第二卷《19世纪：普希金和果戈理时代》中设专节重点论述的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丹尼斯·达维多夫、彼得·科兹洛夫斯基、亚历山大·维尔特曼、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弗拉基米尔·别涅季克托夫、卡罗利娜·帕夫洛娃、奥西普·先科夫斯基、雅科夫·布特科夫、弗拉基米尔·达里，以及在“俄国超验文学”的专章中列单节分别论述的彼得·恰达耶夫、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尤里·萨马林等，在俄罗斯本国学者的同类著述中，大部分只是一带而过的名字。在第三卷享有“专节”待遇的诗人列夫·梅伊、散文作家亚历山大·埃特尔、弗拉基米尔·吉利亚罗夫斯基等，在由俄罗斯学者自己编撰的多种文学史著作中的地位，也与此相类似。由此可见西方研究者看取俄国文学的另一种选择。

在上文举出的这套文学史著作第四卷设单节论述的诗人、作家、宗教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单中，人们没有看到作家高尔基的名字。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西方研究者对高尔基其人其作大部分是持保留态度的。不过，著者也没有全盘否定高尔基，例如在论及《底层》时也公正地指出：“就戏剧结构而言，这是高尔基两部最优秀的剧作之一。”[24]

乔治·尼瓦等主编的这套《俄国文学史》的一大特点，是其所依据和引征的文学史料的丰富性。如第四卷引述的“神秘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格·伊·丘尔科夫（1879—1939）关于这一思潮的基本社会主张的议论，文学史家米·格尔申宗（1869—1925）对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因后者发表《与友人书简选》而发生争论之实质的界定，他在对屠格涅夫的评价中提出的关于文学史家们所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的观点，维·伊万诺夫在论述“聚合性”思想时关于神话之意义的见解，以及他关于“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解释，诗人勃洛克关于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的说明[25]等，这些文字与言论在其他文学史著述中，包括俄罗斯本国学者编撰的同类著作中，都是很难看到的。

这套文学史著作原先还计划编写第七卷“问题研究”，拟论述俄国文学的独特民族特征、它的种类体裁、它与别国文学的联系、知识阶层在文学进程中的作用、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表明主编者在构思上有其独创性。遗憾的是，这一卷至今未见出版。

在西方学界推出的众多俄国文学史著作中，乔治·尼瓦等主编的六卷本文学史著作无疑是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不过由于著者身份而造成的种种隔膜，以及视角上的某些偏差，却使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上面提及的其他西方学者的著述，多为断代文学史或体裁史、作家专论集，更未能构成文学通史。只有查尔斯·亚瑟·莫泽主编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安德鲁·卡恩等合著的牛津《俄国文学史》是贯通古今的，但是和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相比，这两部文学史著作的篇幅，显然限制了其内容的丰富和论述的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