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成为现实需求

（一）“中国粮”面临发展困境，粮食安全问题凸显

2016年10月发布的《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积极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及效益，全面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这意味着不断提升“中国粮”的竞争力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已不再是表层的粮食供给量问题，而是深层的关乎农业产业安全、农民就业与生计安全乃至社会稳定的综合性大问题。截至2019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201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三大主粮（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超过95%，主粮库存全球第一。但粮食领域的高成本、高价格、供求不匹配等发展瓶颈依然存在。[1]

1.粮食生产成本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我国农业已进入全面高成本期。有研究表明，2014年的人工成本及土地成本各占粮食总成本的41.81%、19.09%，分别比2004年实际增长了87.35%、123.50%，成为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2005年，我国小麦、稻米、玉米的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30.43%、8.09%、50.61%；2015年，上述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91.10%、77.78%、98.18%。[2]我国逐步失去了农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

我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期，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生产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成本高。美欧等发达国家农产品竞争力强，不仅源自其较高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者素质，更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程度高、生产成本低。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作农地为67公顷，加拿大为109公顷，法国为30公顷，而我国为0.3公顷。由于我国农地经营规模小，难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及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设施，劳动生产率低，加之土地租金和人工费用等持续刚性增长，致使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以小麦、水稻、玉米为例，1995—2011年这三大主粮的平均亩产量增长了29.1%，但其投入成本却增长了110.2%（许经勇，2016）。这就形成了国家托市收购的粮价基础。

二是环境成本日益凸显。我国在连年获得粮食丰收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主要体现在耕地数量和质量下降、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地下水超采等。根据《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和《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公报》，截至2014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和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为294.91万、261.16万、172.12万平方千米，各占国土面积的31.12%、27.02%和17.93%，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1/3以上。2005—2014年间，我国化肥施用强度从306.53公斤/公顷增至362.41公斤/公顷，这是国际公认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值的1.61倍。在全国耕地资源中，优质耕地面积仅占2.9%，农药污染耕地面积已达1.4亿亩（刘丽伟，2017）。《农村绿皮书（2015—2016）》指出，我国水环境污染严重，清洁水源短缺。根据《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16年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438立方米，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农业用水短缺问题引发担忧。上述因素直接影响粮食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粮食产能透支严重。

2.粮食高价趋势日益明显，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国内粮价自2012年底以来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2001—201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比重由6.7%升至13.9%。2014年以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农产品进口大国。《2014—2018年农产品批发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与投资风险预测报告》[3]显示，中国进口农产品完税后的价格比国内农产品低30%—40%。[4]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格上升之势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天花板”价格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我国小麦、棉花、稻谷、大豆、玉米的吨生产成本，与美国相比，分别高出14.8%、35.6%、39%、103.3%、112%。2015年1—9月，国内小麦、玉米、大米的平均批发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5]此外，国内猪肉、食糖等价格也长期高于进口价格。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全面倒挂，使得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量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粮食自给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1、图1-2）。

“两升”和“两跌”导致中国的高粮价，进而引发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其中，“两升”包括：第一，生产成本上升，即前文提及的土地租金、投入品、人力成本以及技术服务成本等不断上升；第二，人民币兑换美元在过去10年里升值约25%，这意味着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市场粮食以低价进入中国市场。“两跌”包括：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通货紧缩带动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大米、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15年底分别下跌32.3%、32.2%和44.8%；第二，全球海运价格跌至2008年的1/3左右（刘丽伟，2017）。此态势若持续，中国粮价在5—7年后将全面高于征收65%关税后的进口粮食完税成本价，届时中国对进口粮食的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将失去意义。

3.粮食供求错配，结构性矛盾凸显

粮食供求错配，其突出表现是“三量齐增”，即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同时上升。2011—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提升，但进口量增速更快，对外依存度从11%升至20%；2016年，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高达18%；与此同时，粮食库存量屡创新高。以玉米为例，玉米库存量过大主要在于玉米收购价带有“托市”性质，扭曲了市场功能。2007—2014年，我国连续4次提高玉米收储价格，涨幅累计达到49%，刺激玉米连续十余年增产，导致玉米生产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国家库存不断增加。2015年，玉米产量为2.25亿吨，进口量为473万吨，均创历史新高，而国内消费量为1.94亿吨；2015年末，玉米库存量超过2.5亿吨。与此同时，玉米收储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财政负担大大加重。2012—2014年，国家收购玉米资金从610亿元增至1866亿元，占三大谷物收购总金额的52.3%。[6]为此，2016年国家取消玉米粮食收储政策，实行市场收购和玉米种植补贴，运用市场方式调控玉米生产。

结构性矛盾凸显，其表现是大豆等多个品种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与玉米的情形相反，我国食用植物油、棉花、食糖的自给率已分别降到40%、70%和85%左右。特别是大豆产需缺口不断扩大，自给率已降到15%以下，对外依存度最高（见表1-1）。2015年，我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2016年，我国进口大豆8391万吨。2020年，全年月累计进口大豆10032.7万吨，同比增长11.7%。[7]由于优质农产品短缺，2002年至今，我国粮食进口量增长了800%。[8]进口粮食入市，国产粮食入库，说明我国粮食优质化滞后、供需结构错位、粮食生产结构失衡。[9]

表1-1　中国主要粮食即食物品种对外依存度变化

（单位：%）

（二）绿色农业处于初级阶段，食品质量问题突出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期。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农业经济发展务必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改善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绿色农业处于初级阶段，难以满足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

绿色是农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农产品是指在无污染生态环境下种植、加工及储运，其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符合国家健康安全食品标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允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农产品。现阶段，我国农业绿色化水平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1989年，我国原农业部首次提出绿色农产品及其发展战略，并于1990年正式实施。在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逐渐融入了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但与发达国家的绿色农业相比，我国绿色农业的落差较大。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科技含量低。2016年，我国有机蔬菜种植面积为90余万亩，占蔬菜总种植面积0.3%左右，大大低于国际1.7%—13%的水平；有机蔬菜产量205万吨，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0.27%，供不应求（刘丽伟，2017）。2018年，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持续向绿色化转型，农业产地环境治理颇显成效。全国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升至1.57亿亩，同比增长3.29%；农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到97.5%，同比上升0.3%；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为76.12，比2012年提高了3.63%；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5.45%，比2017年提高了1.77%。根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9》，2019年我国农业资源节约与保育工作日益加强。一至三等优质耕地面积的占比，较2014年提升了3.94%；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达到4.76，比2014年提升了0.35个等级。总体而言，绿色农业近年来在我国虽有较大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是农产品供求结构不匹配，难以满足农产品消费结构向绿色升级的需求。前文提到，现阶段我国粮食“三量齐增”，其原因除前面说明的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中国农产品所产非所需。一方面，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6.1%，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断提高和升级；另一方面，伴随我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过渡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数量增加，生存型消费转变为发展型消费，使农产品需求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高品质农产品供不应求，中低档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加绿色农产品供给，着力解决农业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和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

2.我国食品质量问题突出，发展绿色农业迫在眉睫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其中生产环节引发事件的占比较高。多年来，我国农业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抑制了绿色农业的发展。小农户经营通常使得一些农户从自身效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放弃技术投入，选择劳动投入，依靠高毒、高残留的低价农药和化肥提高产量，加之工业化、城镇化引发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致使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警钟不断。《2005—2014年间主流网络舆情报道的中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分析报告》显示，2005—2014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全国范围有227386起，平均每天发生62.3起。其中，2011年达到峰值，2012年起开始下降，2014年又出现反弹。该报告指出，食品供应链的各主要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安全事件，但食品生产与加工环节发生事件的占比高达60.16%。肉与肉制品、蔬菜与蔬菜制品、水果与水果制品均在发生事件量最多的五大类食品之列。

发展绿色农业迫在眉睫。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问题呈现出若干新特征：一是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持续增加，并且贯穿于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依赖农药、化肥、生物激素增加产量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存在。全国31个省级植物保护站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药需求总量达到96.17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刘丽伟，2017）。多种重金属、亚硝酸盐、放射性物质、有机物等毒害因素存在于农产品生长、存储、运输、销售和消费各环节，时刻威胁着农产品质量安全。2019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进行食品抽检，主要不合格项有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生物毒素、食品添加剂、有机污染物、微生物超标、其他指标等7类问题。其中，农兽药残留超标占比最高，为51.28%（见图1-3）。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不确定性增强，慢性危害凸显。伴随新型农业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的出现，农产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提高。但目前我国针对产地环境污染、生物毒素污染、放射性污染的监测体系尚不健全，其危害的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亟待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三）“新三农”问题加剧，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在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解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负面影响并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一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中国正在寻求此问题破解之道。1996年，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1996）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概括为“三农”问题。2000年3月，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当时他任职党委书记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三农”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关注。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三农”问题列入其中，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近年来，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日益突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新三农”问题。

1.“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空心化”是对城镇化过程中因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空间分布发生变迁而衍生出的住宅“空心化”、乡村村落“空心化”等一系列相关现象的统称。

伴随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及非农就业的不断增加，农村住宅和宅基地大量闲置，不少村庄成为“空心村”。1978—2017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从18%升至58.52%。2000年，我国农村自然村数量约360万个。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自然村数降至2729820个，2015年进一步减至2644620个。2010—2015年间，平均每年约有1.7万个自然村消失。其中，200人以下的自然村数从2010年的1311448个降至2015年的1212396个，每年大约减少2万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6）。

城镇近郊的“村改居”工程以及远离城镇的自然村的人口大量外流是导致自然村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数量在1995年达到峰值，即85947万人；此后，农村人口数量逐年下降。2011年后，城镇人口开始多于乡村人口；2017年，乡村人口57661万，比城镇人口少23686万（李孝忠，2018）。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农村人口降至50978.7万人。[10]“农村空心化”现象更加突出。

2.“农业边缘化”问题

相对于第二、三产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发展较慢且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农业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也呈下降趋势。1978年，农业占GDP比重为27.7%，2009年降至9.8%，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近年来，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4%左右，大大落后于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3670.7亿元，增速为3.3%；2017年1—6月，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987亿元，增速为3.5%（见图1-4）。

依据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难以避免。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下降。201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9.3%，2013年降至8.9%，2018年进一步降至7.2%[11]。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相应降低。2016年以来，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低于40%（见图1-5）。

由于农业生产收入相对较低，农民兼业化现象日益增多，致使“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加严重。《中国统计年鉴2016》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数从2000年的36043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1919万人，年均减少约940万人。在农业就业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农民工数量较快增长。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但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见图1-6）。据相关统计数据，2019年，农民工增至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农民兼业现象普遍，加之前文论述的农业生产成本高企、政策性高价“收储”“三量齐增”等短板因素，“农业边缘化”现象进一步加重。

3.“农民老龄化”问题

“农民老龄化”现象日趋严峻。根据《2016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推算，2015年，我国城市、城镇以及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分别为8.91%、8.88%、11.52%。这些占比均超过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标准，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项继权、周长友，2017）。其中，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占比最高。2019年，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56.8%。而农村65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在农村常住人口中占比超过18%，远高于12.6%的全国平均水平。“农民老龄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背景下持续多年的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

“农民老龄化”消极影响深远。这种日趋严峻的老龄化现象衍生出了“老人农业”，即一些农村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以老年人为主；与此同时，也对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挑战。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总抚养比高达45.38%。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平均每3个成年人需要赡养1位老人（项继权、周长友，2017）。当前，农村地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薄弱，无法满足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需要，加之基层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难以大规模投资于公共服务型养老事业，农村社会保障负担沉重正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此外，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不少农民工最终难以被城市接纳为市民，年迈体弱后返乡，将进一步加重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4.“新三农”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新三农”问题直接导致农村发展不充分，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农业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从生产、收入和消费看，全员劳动生产率及消费的差距居高不下，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依然较大。2016年，非农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达到12.13万元，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仅为2.9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4.09倍。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达到3.3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位；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收支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2016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仍是农村居民的2.28倍（叶兴庆，2018）。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432元，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高达2.71：1，且不含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指标，城乡收入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巨大（李孝忠，2018）。受制于农村金融普惠程度低、支持政策覆盖面窄等多重障碍性因素，农民寻求投资门路难度大、财产性收入比例低，脱贫攻坚难度巨大。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9899万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016年贫困线为人均纯收入3000元）还有3046多万，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落后地区；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55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下降66.8%；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了脱贫。《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0—2021）》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与此同时，全国首次出现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的缩小。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为26703元，比上年减少365元，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及经营净收入的不断增加。虽然出现了“双缩小”，但大幅缩减城乡居民收入之差距仍需巨大努力。

二是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看，乡村普遍处于滞后状态。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底，28.8%农户住在竹草土坯或砖木结构房屋中，52.3%的农户用不上净化自来水，近50%农户未能使用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38.1%的村庄无路灯，82.6%的农村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67.7%的村庄没有托儿所、幼儿园，45.1%的村没有执业医师，43.6%的乡镇没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此外，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4.0%，低于城镇35.4个百分点，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的村仅占25.1%（张照新，2018）。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为9.04亿，其中农村网民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升至46.2%，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5.9个百分点。

三是从农村社会看，乡村治理较为落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缺位，一些失信、失德、失范行为仍然存在，且缺乏有效的教育惩戒机制；受制于“熟人”、血缘等多种关系，一些地区的农村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氛围，村民自治制度亟待健全；少数地区还存在治安问题；农村新风尚、新文化尚未广泛确立，农村居民文明程度有待提高（第四章第二节有进一步论述）。

二、科技革命与技术进步叠加，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获重大机遇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又一次重大技术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是一场涉及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以及遗传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三次科技革命注重运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加快生产技术进步、改进劳动手段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了以往长期依靠提高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其中，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研发手段及素质培训的现代化，进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既优化了资源配置，又提升了农业劳动者素质；既促进了农业生产“量”的增长，又加快了农业生产“质”的提升，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发达国家数字农业、设施农业、物联网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业态的发展以及其巨大成效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作为基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虽然下降，但其受重视程度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并未降低。各国愈加重视农业科技研发，不断寻求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路径。

（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准备了条件

1.农业科技革命强化了能力成长的技术支撑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赋予常规农业新的技术手段，把当代农业推上一个新台阶，并引发了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以生物技术、信息科学技术及材料科学技术为基础，强化了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的技术支撑。

一是生物技术支撑。作为生物遗传物质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DNA重组的成功，标志着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揭开了生物技术时代的大幕。生物技术主要从7个方面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包括：（1）双子叶模式植物拟南芥和单子叶模式植物水稻基因图谱的完成可以为培育农作物新品种提供指导；（2）转基因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动物胚胎移植与克隆技术能够促进农作物与畜禽品质的改良；（3）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及新型饲料添加剂的应用有助于减少化学农药、化肥施用；（4）植物抗旱、抗盐基因的发现与应用能够改变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使不毛之地、盐碱地变为良田；（5）极端环境微生物基因工程可以应用于废气、废水、废渣处理；（6）可降解生物塑料产品的产业化推广有助于解决工业排放、“白色”垃圾等环保难题；（7）包括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发电、生物氢能等在内的生物能源技术的成熟和规模化应用推动了低碳农业的发展，即以“绿金”代替“黑金”。

二是信息科学技术支撑。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计算机技术与农业的结合形成了农业信息学，其应用已渗透到种质资源、动植物育种、作物栽培、畜禽饲养、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田灌溉、农业机械、农业气象、农产品储藏加工、农业经济等领域。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和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核心技术的应用，直接催生出“精准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可控程度。伴随世界各国政府对物联网行业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倾斜，物联网逐步发展并渗透进每一个行业领域，物联网农业应运而生。农业物联网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信息，帮助农民及时发现并准确解决问题，将农业逐渐地从以人力为中心、依靠孤立机械的生产模式转向以信息和软件为中心的生产模式，通过使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是材料科学技术支撑。材料的更新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如历史上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是以材料作为时代的主要标志。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以水泥和钢铁等金属等材料为基础的，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是以半导体硅材料为基础的。现在，合成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半导体材料、信息记录材料、传感器用的敏感材料、光导纤维等信息材料的发展都将成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基础。

在上述技术支撑基础上，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群体性突破及其协同应用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农业提供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广阔空间，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的重要条件。

2.农业“三色革命”扩大了能力成长的发展空间

农业“三色革命”是指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面对21世纪以来依然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粮食危机，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三色革命”，并不断扩大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的发展空间。

绿色革命旨在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及资源环境的保护。广义的绿色革命泛指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适应环境，与环境共生共进、协同发展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强调运用先进技术，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并努力消除农业污染，追求农业可持续发展。[12]

白色革命旨在促进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利用地球丰富的植物资源，选择先进技术，发展畜牧业，将粗蛋白转化为以肉类、奶品为主的高级蛋白质，既扩大了食物来源，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因蛋白质呈白色，故称之为“白色革命”。

蓝色革命旨在促进水体农业的大发展。占地球总面积71%的海洋，拥有品种众多、数量巨大的生物资源。海洋可提供的食物，其种类及数量远远超出陆地全部可耕地提供的食物，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比较有限。因海洋呈蓝色，所以把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征服海洋、建立以海洋为主的水体农业称为“蓝色革命”。

综上可见，农业“三色革命”强调科学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积极利用地球上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多种新兴农业业态，努力提高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三、世界农业非均衡发展态势严峻，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成为必由之路

（一）农业产业链竞争时代来临，南北农业发展日益失衡[13]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农业领域的国际竞争近年来已上升到以产业链为载体所形成的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层面。2010年12月的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位。这种不见硝烟的广义“粮食战争”，推动世界农业进入产业链竞争时代。

农业发展的本质是产业链，产业链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也是农业低利润、高风险的特性使然。农业企业与产业链结合所产生的集合竞争力，具有乘数效应，有利于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集体胜出，实现产业链整体价值。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的分工合作，均担负着价值创造的功能。农业产业链经营的最大特点是利益趋向最大化，所采用的迂回式生产方式直接促进了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农业递增报酬的实现。现代农业产业链不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包括第二、第三产业等与农业关联产业在内的大农业体系结构。

农业产业链最早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后传入欧洲、美洲、大洋洲的发达国家。目前，美、荷、加、澳等国的农业产业链经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的杜邦公司、瑞士的先正达公司、荷兰的花卉公司等跨国经营的农业龙头企业，其产业链由产品链、物流链扩展到价值链、信息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其中，荷兰的花卉产业链不仅科技含量世界领先，而且融入制度、组织、文化等非技术因素，规模经济效益显著。数据显示，荷兰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花卉出口国。2010年，荷兰花卉出口占世界市场70%以上；2020年，荷兰花卉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3%。荷兰的花卉产业也因此被专门研究国家竞争力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赞誉为“全世界最创新的产业群聚”。

南北发展失衡是现阶段全球农业产业链发展的明显特征。美国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 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跨国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这些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控股和参股等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小麦、稻谷、植物油等粮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了垄断经营。近年来，中国、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产业链经营方面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总体水平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产业链已成为发达国家在农业及其相关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财富掠夺的有力武器。发展中国家遭受“粮食战争”等多方面掠夺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发展受挫，甚至出现政权更迭。

综上，全球范围的农业竞争上升到产业链层次有其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然而，较为自由和开放的农业产业链跨国经营，在被赋予“粮食战争”等特殊用意后，致使发展中国家常常遭受较大的经济打击和损失。从经济利益，特别是从粮食安全等角度审视全球农业产业链的发展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急需夯实本国农业基础、提高粮食自给能力，确保国民生计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政治稳定（刘丽伟，2011）。

（二）低碳农业等农业新业态发展迅速，南北农业协调迫在眉睫[14]

世界农业不断涌现新业态，包括低碳农业、创意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这些新业态均是现代科技，尤其是现代农业科技的产物。发达国家农业新业态的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第三章第二节有详述），南北国家的农业差距悬殊。

以低碳农业为例。低碳农业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催生的生态革命产物。21世纪以来，世界农业进入由“高碳”向“低碳”的发展转型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农业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来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人为排放的13.5%；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由全球400多位科学家撰写的报告《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2008）》中指出：“世界需要一个从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为对环境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在世界各国反思并规避高碳农业弊端的同时，世界农业步入有机、生态、环保的低碳农业新时代。

发达国家的低碳农业水平居世界前列。日本是世界低碳农业发展的标杆，先进的低碳技术使日本农业成功实现了从依靠化石能源向依靠太阳能等新资源的转变，使农业生态环境在低耗、低排、低污和碳汇的基础上日益改善；同时，农业的气候调节、生态涵养、安全保障、文化传承和休闲体验等多功能特性在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农业现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被誉为“南美粮仓”的阿根廷广泛实施免耕加秸秆还田的低碳农业技术；巴西政府通过制订并实施“低碳排放农业计划”，鼓励农业生产者采用农作物轮作、农林牧一体化生产措施，并普遍推广生物固氮技术，积极整治退化草场等；我国生态农业面积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不断推广农业固碳技术，重建农业湿地系统，减少高碳能源及化肥应用，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虽然农业方面的进步显著，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常常遭受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退化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巨大威胁。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中称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75%—80%，其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具有强依赖性（王莉萍，2009）。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劣势决定其在“低碳国际”的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因具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为丰富的农业碳汇政策管理经验，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及国际碳市场中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和决策权。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被国际认可的碳排放系数。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及随后的历次气候会议中，发达国家代表团与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在与碳减排相关的国家权益方面比较对立（刘丽伟，2012）。

未来“碳博弈”还会继续，发展中国家需要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以提升在“碳国际”的话语权。

（三）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严峻，贸易摩擦日趋常态化

1.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15]

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发生率居高不下。2000年以来，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大多时间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有反弹迹象。其中，2003—2014年，世界饥饿人口从9.47亿人下降至7.75亿人；2015—2016年，世界饥饿人口再度增加，2016年达8.15亿人，与2009年遭受世界粮食危机时的饥饿人口数量持平（黄飞等，2018）。《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遭受长期粮食短缺影响的人口约有8.21亿人，即世界上平均每9人中就有1人处于饥饿境况（李茂奇，2018）。全球饥饿指数进一步凸显出世界粮食不安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将全球饥饿指数程度划分为“低”“适当”“严重”“警戒”和“极度警戒”5个等级。IFPRI数据显示，2017年119个国家中有52个国家的饥饿等级被评为“严重”“警戒”或“极度警戒”。其中，饥饿等级达到“极度警戒”和“警戒”的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塞拉利昂、也门等8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全球有37个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其中29个在非洲，7个在亚洲（东帝汶、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朝鲜等均在其列），1个在拉丁美洲（黄飞等，2018）。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仍有1.13亿人处于重度饥饿状态，较2017年的1.24亿人有所下降。2020年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文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了《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指出，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占世界总人口的8.9%。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新增8300万饥饿人口。

粮食安全成为人类的痼疾，除浪费严重原因外，还源于以下因素：

首先，从供需层面看，全球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形日益严重。一方面，气候变异、自然灾害以及经济衰退是造成农业歉收、饥饿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2015—2016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非洲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干旱。索马里、莫桑比克、南苏丹、南非等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干旱的季节。这些国家比较贫穷，产业经济以传统粗放农业为主，缺乏抵抗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能力。只要遇到气候冲击，农业生产及百姓生活就会遭受影响。加之这些国家食物进口有限，常常出现食物减少、价格上涨的现象（李茂奇，2018）。另一方面，世界人口持续增加带来的需求缺口加大。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全球人口现已突破70亿人，2050年将达到90亿人，其中大部分新增人口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为满足新增人口需求，粮食产量需在现有基础上提高70%至100%。与此同时，全球可耕地面积却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鉴于土地价格正处于上升通道，农业土地流转费用和用地成本持续攀升，加之全球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人工成本持续增加，这些都给世界粮食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冲击。

其次，从价格因素看，发达国家及其垄断集团掌握了粮食定价权，各种投机行为导致粮价上涨。全球四大跨国粮商基本控制了世界粮食产业链条，垄断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粮食价格。与此同时，抢购、囤积、投机和市场透明度差等行为，也加剧了粮食的不安全局面。投机基金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粮价上涨推波助澜。目前，国际粮食市场上有高盛、摩根士丹利、巴克莱三大炒家。英国反贫穷组织“世界发展运动”在研究了高盛2013年初公布的财务报告后揭示，2012年高盛把客户资金投资于玉米、小麦、糖等一系列“软大宗商品”，从中获利高达4亿美元。投机资本在农产品市场上大进大出，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严重破坏了粮食市场的正常供需关系，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粮食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的成本极其高昂，世界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由此陡然加大。20世纪70年代初、90年代初以及2008年的3次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均在粮食供给比较平稳的状况下发生，其中投机炒作是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钟甫宁，2009）。

最后，从消费途径看，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生物能源，加大了世界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从世界各国粮食消费的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用于生物燃料的粮食消耗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与粮争地”“与人争粮”的局面。据当时的报道，美国用于生物燃料开发的玉米到2022年预计将达到1.8亿吨，这相当于5.8亿人一年的口粮。由于发达国家没有限制生物燃料的意愿，WTO多哈回合有关生物燃料问题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由此看来，要改变生物燃料“与人争粮”的局面，让发展中国家的百姓“免于饥饿”之路的确很长（刘丽伟，2013）。

2.贸易摩擦常态化，中国农业急需增能力、补短板

一是贸易摩擦常态化对我国粮食进口数量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粮食总产量及细分品类如小麦、谷子、稻谷、甘薯等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粮食进口总量近年来依然居高不下。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进口粮食13062万吨，同比增长13.9%；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况下，2018年和2019年，我国进口粮食分别降至11555万吨和11144万吨（见表1-2）。2020年我国粮食进口量为14262万吨，同比增长28.0%。

表1-2　2014—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及增长情况

二是贸易摩擦常态化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产生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强调，我国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其中，稻谷、小麦要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重要品种也要保持基本自给。实践证明，我国实现了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的目标，这主要归因于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五连丰”。我国粮食自给率是采用谷物（包括谷物、小麦、玉米）自给率替代的，如果把大豆计算在内，粮食自给率则突破了红线，因为大豆等农作物的进口依赖度较高。我国粮食进口品种及数量比较集中，大豆、大米、小麦和玉米这四种粮食的进口量占比超过粮食类产品进口总量的90%。其中，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为保障大豆供应安全，我国不断开拓大豆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大豆减少，从巴西等国进口的大豆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至11月，中国累计进口大豆7904万吨，同比小幅下降4%，其中自巴西进口占比提高（见表1-3）。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2020年1—11月，中国累计进口大豆9280万吨，同比增加17.5%，2020年全年大豆进口量突破了1亿吨。

表1-3　2014—2020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及进口依存度

三是贸易摩擦常态化加之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简称新冠疫情），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风险性明显增强。从国际看，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世界农产品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国家禁止粮食出口，以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以及食品供应充足。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粉出口国之一，禁止小麦粉、糖、土豆、胡萝卜等产品的出口；塞尔维亚停止了葵花籽油等其他物资的运输；越南暂时停止了新的大米出口合同。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俄罗斯的小麦价格已经升至每吨13300卢布，阿根廷提议将豆粕、豆油、生大豆的出口税税率从30%提高到33%。这些因素对我国的粮食进口都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国内看，粮食生产及收购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我国的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能够实现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也在95%以上，并且已经建立了针对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的应急保障机制和较为完备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因单产实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总产量总体上实现了小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5789万吨，比2017年减少371万吨，下降0.6%；2019年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比上年增长0.9%，连续5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6950万吨，比上年增长0.9%。

四是“中国粮”的软、硬短板并存，制约粮食产能增长。除农田水利、农村电商等基础设施的“硬”短板制约粮食生产外，技术、人才、服务等“软”短板的制约效应近年来更为明显。一方面，科技创新滞后，农业技术水平偏低；粮农知识与技能欠缺，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与服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的瓶颈约束增强（详见第四章第二节“能力缺口”研究）。现阶段，我国通信“村村通”工程进展较快。2016年，全国有5万多个行政村未通宽带，2/3农民未使用互联网，原农业部12316“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覆盖的农户不到50%，“益农信息社”覆盖全国行政村的比例仅为1.35%。2017—2019年，“村村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我国行政村通4G和通光纤比例均超过98%，提前实现了2020年的目标，基本实现了农村城市“同网同速”。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达3.09亿，占全体网民的31.3%，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为23.9%；但在生产性信息消费领域，农业信息产品的技术性能及稳定性偏低，硬件故障率较高，运营成本也高，难以满足粮食生产需求（刘丽伟，2017）。

五是贸易摩擦的常态化及粮食贸易的准垄断性倒逼中国农业增能力、补短板。一方面，粮食贸易在全球粮食供应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小，且具有准垄断性特征，难以根本性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2007—2008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为2.73亿吨；2016—2017年，全球谷物贸易量增至4.04亿吨。从全球谷物贸易量占总产量的比重来看，2011—2016年占比为13.7%—15.7%，即粮食贸易仅对世界谷物总产量的15%左右起作用（倪洪兴，2014）。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2020年度全球谷物贸易量为4.202亿吨，比2018—2019年度高出940万吨；2020—2021年度全球主要谷类产品的贸易量均上升，世界谷物贸易总量将达4.33亿吨，比2019—2020年度增长940万吨；但大米、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的前五大出口国的集中度依然超过60%，一些大宗农产品的集中度甚至在80%以上，如前文提到的四大粮商曾操控全球80%粮食贸易量。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以及国际粮商凭借粮食贸易的这种高集中度和准垄断性特征，有很强的粮食贸易控制力，导致世界粮食不安全问题的解决动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在当今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背景下，现有世界粮食贸易体系无法解决世界粮食供给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也难以应对各国粮食不安全问题。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的常态化使得粮食安全的警钟长鸣，中国农业增能力、补短板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