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幸运的，他一生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县令王吉，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促成了他和卓文君的姻缘，第二个贵人就是杨得意。杨得意是负责给汉武帝养狗的狗监，也是蜀郡人。有一次，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赞叹不已，不禁感叹道：“古人写的东西就是好啊，可惜我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在一个时代！”
在一旁的杨得意听了，说：“这篇文章恐怕不是古人写的，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是他写了这篇赋。”武帝很吃惊，马上召司马相如来询问。司马相如说：“对，这篇赋是我写的，但这只是写给诸侯王看的，场面还不够宏大，不值得看，请让我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进献给陛下。”武帝大喜，命令尚书赐给他毛笔和木简。于是司马相如在原来《子虚赋》的基础上，再加入“无是公”，写就了《上林赋》，现在流传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本为一篇，原来的《子虚赋》可能是另外一篇，已佚失。
在这篇赋中，司马相如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和“无是公”三个人物。子虚是楚国的使者，他来到齐国，齐王请他一起外出狩猎，借以夸耀齐国的兵车之盛和地大物博。子虚就借此机会，向齐王夸耀楚国。子虚说：楚国有水泽七处，他只见过其中最小的一处，叫云梦，其余六处还从未去过。这个最小的云梦泽方圆就有900里，泽中有山，山高耸入云，日月穿行其中，江河委蛇其中。山上盛产金、银、赤玉等各种各样的物产，还有各种珍稀的植物和珍禽异兽。然后又极力描写了楚王游猎及享乐生活的奢侈夸张。齐王听了，默然无语。
齐国人乌有先生很不服气，责备子虚道：“您不称颂楚王的仁厚恩德，却大谈云梦狩猎的奢侈淫靡，这是极不应该的。假如真是您所说的那样，也不是楚国美好之处，您把它说出来，是彰显国君的过失；假如没有您说的那些事，是损害您的信誉。彰显国君的过失和损害您的信誉，两者都是您不该做的。”相如是借乌有先生之口，表达了一种反对奢侈的价值观念。
无是公在旁边聆听，不仅哑然失笑。无是公说：“楚使者言语有失，齐辩客也未必有得。天子诏命诸侯每年纳贡，并不是为了钱财贡赋，而是为了倾听诸侯述职；在诸侯国间划分疆界，不是为了诸侯相互防范，而是为了防止诸侯放纵越轨。两位刚才的辩论，不讲君臣之义和诸侯之礼，争的只是游戏玩乐，苑囿广阔，比较的只是奢侈淫靡，浪费无度。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无非是损害了君王的圣德，玷污了使臣的荣誉。况且齐国、楚国的猎场又何足挂齿，没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接着又描绘了上林苑山水的气魄、物产的丰富、珍宝之多，异物之众，更是让人目眩神迷，惊奇不已。天子在这里狩猎，声势之大，更是无以复加。
最后无是公说，天子茫然而思，若有所失，意识到这太奢侈了。认为这是劳精神、耗士卒、费资财、失厚德、忘政事、仁者不为之事，不是继承王业传给子孙的方法。天子从此停止了酒宴和打猎，下令开垦苑地作为农田，让百姓在苑中生产。又打开粮仓救济穷人，并减轻刑罚，改革制度，易服色，更正朔，除旧布新。于是迎来了道德复兴、天下欢愉的局面，天子的恩德胜于三皇，功绩超过五帝。而子虚和乌有两先生听了无是公这般描述，也接受教诲，惶恐不已。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几乎包括了当时，甚至以后辞赋创作的大多数常见题材。它除了主要表现诸侯和天子的游猎活动外，还对地貌山川、草木鸟兽，宫馆苑囿和音乐舞蹈等作了广泛的描写，成为汉大赋的典范。赋的结尾以“节俭仁政”的规劝收尾，但核心部分仍以铺张渲染为主，讽谏意图较弱。这种“劝百讽一”的模式是汉大赋的典型特征，也反映了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心理的迎合与委婉规劝的矛盾。
武帝看了《上林赋》大喜，任命司马相如为郎官，从此重用。汉赋的发展至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司马相如是如此幸运，因一篇赋被皇帝赏识，从此走上仕途，让800年后的唐朝诗人王勃也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他在《滕王阁序》中写道：“杨易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不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感叹，假如没有杨得意的推荐，即使司马相如拥有凌云之才，也只能暗自叹息。
那司马相如又是如何抓住机遇，在仕途上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