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觉得很新奇，再次策问：
我听说舜作为君王，常在走廊散步，无为而治，可是天下却很太平。而周文王经常忙碌到夕阳西下，顾不上吃饭，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帝王治国理政的方式，为什么劳碌或者安逸差距这么大？
勤俭的君王连玄色、黄色的旌旗也舍不得用。周王室修建了两座华丽的宫阙，乘坐大辂车，制作朱红的盾牌和玉制的斧钺，享受64人的大型舞蹈，这么奢华，但周王室的德政至今仍在传颂。
殷商为了治理百姓，制定了五种刑罚，甚至要伤害人的身体才能惩治邪恶。周朝成康年间，减少刑罚，却40几年没有刑案，关押犯人的监狱形同虚设。秦朝使用酷刑，死伤者很多，路上都是受过刑的人，致使人口锐减。治理国家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我每天起早摸黑地研究怎么治理好国家。我认为关键要重视农业，重用贤者。所以我亲自下地耕田给天下人做榜样，鼓励大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重有德行的人，却没有看到期望的效果。现在社会上坏风气依旧在，老百姓生活还是不好，人才还是得不到。所以我才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董仲舒对策：我听说尧帝受命于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首先诛杀、驱逐扰乱国家的大臣，然后求来舜、禹、后稷、契、皋陶等贤者帮他治理天下，经过很多年以后，这才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孔子讲：“圣王治理，要有三十年的仁政才能看到效果。”尧在位70年，把帝位禅让给舜。舜继承了尧的方针政策，当时的社会正如孔子讲的“《韶》乐尽美，且尽善。”所以舜才能无为而治，而天下太平。到了商纣王时，纣王居帝位却逆天行事，残酷暴虐，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上天抛弃商王朝，选择周王朝。周文王顺应天命，以圣贤为师，对百姓广施仁爱，天下归心，已经显示帝王禀赋，但由于当时的时政荒谬，要安抚天下，周文王只能废寝忘食，治理国家。所以孔子说“武王伐纣，尽美，还未尽善。”劳苦还是安逸跟帝王所处的世道有关，但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百姓，从小就教导他们学习；成人后，按照才能授予官职，用职位和俸禄培养德行的同时，也用刑罚、监狱来禁止他们作恶，这样才会教化出懂得礼义廉耻的百姓。周朝成康年间，政治清明，监狱空虚达四十余年，就是教化有了效果。秦朝不以道德引导百姓向善，而是滥施酷刑，结果个个都表面上老实，内心却刻薄恶毒。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只会苟且的希望免受责罚，却没有羞耻之心。”
陛下重视农业，亲自下地耕田做表率，夙兴夜寐为万民操劳，广招人才，这些都是尧舜的行为。德政的效果却没有显现，这是因为士人还没有受到鼓励。平时不重视士人，需要时才想到求贤，这就好像美玉没有雕琢，却想要得到文采。愿陛下早日设置太学，让有学问的学者担任老师，在太学培养天下士人，通过考试发现人才，将其中的优秀士人发掘出来。
现在的官吏负责教化民众，他们却不能尽职守责，对下不能起教化作用，对上不能领会陛下圣意。这样朝廷的恩德得不到体现，百姓也感受不到朝廷的仁政，这也是阴阳错谬，戾气充塞四野，百姓困苦的原因。现任官吏大多来自郎中、中郎，或两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择郎吏，又是从有钱人中选拔，这样选出的人未必贤能。在古代考察官吏，首先要看他的德能，看他是否称职，而不是看他任职时间的长短，这样官员才会尽心竭力做出成绩，得到君王肯定。而现在的官员只要达到年限，就可以享受富贵，时间久了还可以升官，廉耻好坏没有区别。
我建议让列侯、郡太守、二千石官员负责选拔属下官吏及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向朝廷举荐至少两人。从被举荐者判断大臣的能力，被举荐者贤能有赏，平庸则罚。这样官员才会认真访求贤者，从士人中选拔能胜任职务者。不以资历为标准，以贤能为标准，量才录用，考核官员，按照德能授予职务。这样廉耻就能分清楚，贤与不肖就不会再混杂。
董仲舒作为一个富二代，主张不能单单从官员子弟和有钱人中选择人才，主张根据官员的德能和是否称职来考核官员，而不是根据资历，防止官员尸位素餐，体现了他的廉洁正直和前瞻性。董仲舒再次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太学培养人才，推动了汉代官学体系的建立，为后世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