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COVID 19（新冠肺炎）爆发了。一种最具全球性的现象——流行病，突然间引发了最具本地性的反应：隔离、封锁社区、关闭边境和贸易。仅仅3个月，新冠病毒就在140多个国家爆发。在14世纪，黑死病的传播也很广泛，但其扩散则经历了很多年。那时，通过徒步、船只和马匹缓慢传播的病原体，如今通过飞机几小时就可以传播到全球。

这本书介绍了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化既拥有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强大能力，同时也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威胁。全球人类的相互联系使人们能够在广阔的地理区间内分享思想、享受多元文化、交换各具特色的商品。我早上品尝的咖啡不是来自街对面的咖啡店，而是来自几千千米之外的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或哥伦比亚的热带山坡。我很高兴曾访问过这些地方，欣赏了那里丰富的文化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从这些访问和我的工作中，我认识到，无论我们的背景和物质条件多么不同，善良、望子成龙、享受生活是人类的共性。

新冠病毒再次提醒我们，全球贸易和旅行带来益处的同时，总是伴随着疾病和其他弊端的全球传播。在这本书中，我讨论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如何看待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发现之旅。斯密写到，从欧洲到美洲和亚洲的海上航线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们将世界各地连接在一个运输和商业网络中，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利益。斯密也沮丧地写到，海上航线的开辟引发了欧洲征服者和殖民者对土著社会的大规模镇压。不过，关于由细菌和病毒传播疾病的论述[这些理论由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乔凡尼·格拉西（Giovanni Grassi）、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贝耶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等人贡献]比斯密生活的年代晚了一个世纪才出现，斯密还没有意识到旧大陆的病原体在破坏美洲土著社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哥伦布带给美洲的不仅仅是征服者，还有大规模的生物交换。欧洲人把马、牛和其他动植物带到了美洲从事农业生产，随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和疟疾。同时，他们把马铃薯、玉米、西红柿、其他农作物和家畜带回了欧洲。这一“哥伦布大交换”在贸易上使世界形成了一个整体，同时又通过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将世界分裂。旧大陆疾病给美洲原住民带来的高死亡率是毁灭性的。由于当地居民对旧大陆的病原体“童贞般”毫无经验，因此没有免疫力。同样，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新冠病毒也没有免疫力，因此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也是如此不堪一击。谢天谢地，很大程度上来说，新冠病毒造成的疾病和死亡远没有16世纪肆虐美洲土著社会的流行病严重。尽管如此，当前的大流行病也将像过去其他疾病一样影响全球的政治和社会。我们并不需要回头用14世纪的黑死病或者16世纪的“哥伦布大交换”的结果来看待疾病在塑造当今社会和经济中的深刻作用。事实上，直到19世纪晚期，疟疾的重大风险为非洲抵御欧洲帝国的征服提供了一种保护性屏障。当时，因为欧洲士兵患疟疾死亡的比例奇高，西非被称为“白人的坟墓”。自从英国人学会从安第斯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一种抗疟疾药物——奎宁后，这种壁垒就消失了。杜松子酒（含奎宁）因此成为大英帝国征服者的饮料。自那以后，尽管新药物和预防措施使人类能够抗击这一古老的瘟疫，但疟疾一直是非洲儿童生存的威胁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近些年，另一种致命的病原体——艾滋病毒，一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肆虐全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浩劫。艾滋病和COVID 19一样，也是一种动物传播疾病。也就是说，一种动物种群的病原体通过某种相互作用或者可能是基因突变而转移到人类种群中。艾滋病毒很可能是由于西非猩猩被猎食后传染给人类的。新冠病毒则可能是通过蝙蝠传染给人类的。事实上，艾滋病毒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在非洲传播了几十年，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才开始全球传播。艾滋病和艾滋病毒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在旧金山被诊断出来，那已经是在它首次进入人类社会几十年之后了。在此之前，数百万非洲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并死于这种病毒。艾滋病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其破坏性最大，也最令人深思。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迅速攀升至数千万。许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自社会边缘群体：赤贫的人、少数族裔、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静脉注射吸毒者等。这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府反应滞后。竟然是由艾滋病毒感染者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先呼吁采取行动，经过了代价高昂的拖延，才逐步推动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科学界迅速采取了行动，迅速发现了病毒的性质、疾病的原因以及与之对抗的方法。在艾滋病毒被确认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疾病后的大约10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抗病毒药物，可以将艾滋病毒感染从一种几乎可以确定的致命疾病转变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传染病。在这些研究突破和随后新药物的研发分配中，全球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全球性的科学发现也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在各个大洲的迅速传播。

艾滋病新药物的分配也是一项全球协调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新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基金被发起设立了。让我激动和荣幸的是，我在该基金的早期规划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公众认识的提高和重要民间活动家的领导，极大地促进了政策的执行和卫生干预的速度。新冠肺炎同样引发了对全球化利与弊的反思以及如何扬长避短的政策挑战。抗击新冠肺炎的早期措施包括关闭国际贸易和禁止旅行，甚至限制单个国家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员流动。隔离也重新被启用，这个词（意大利语为quaranta giorni）本身指的是当船只被怀疑携带鼠疫时，威尼斯人便会将船只扣留在远离港口的地方40天。这种隔离政策可追溯到14世纪末。与艾滋病危机一样，在实施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时，也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社会正义。当今，人们再次提出了一些担忧：开放的贸易太危险了，我们应该回到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状态。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隔离确实可能限制疾病的扩散，但它们不可能完全阻止病原体的传播。而且，隔离所带来的成效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关闭贸易也会带来灾难，首当其冲的是经济产出和生计的巨大损失。纵观历史，理解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如疾病、征服、战争、金融危机等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面对它们，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控制全球关联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切断全球化带来的益处。这就要求有新的全球合作的形式，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18世纪晚期开始，哲学家、政治家和活动家们一直在寻求治理全球化的新方法，以趋利避害。在防治大流行病的斗争中，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从1851年到1938年的国际卫生会议其实也是最早致力于强化全球科学和政策协作的现代努力之一。

通过合作共同控制疾病的努力也促成了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的诞生，它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的新联合国的首批主要机构之一。显然，世卫组织目前处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世卫组织协调分享了有关该病原体及其控制方法的科学信息，并协调、监测着遏制和结束该流行病的全球努力。全球化使世界的某一地区能够向其他地区学习。当一个国家在遏制新冠肺炎传播方面取得成功时，世界其他地区将迅速致力于了解这些新方法以及它们是否可以在当地应用。与抗击艾滋病一样，新药物和疫苗的开发也需要全球行动。测试新候选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将涉及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新药物和疫苗的分配和使用也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而且，疾病控制并不是当今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唯一领域。全球合作涉及许多紧迫问题，包括控制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和逆转空气、土壤和海洋的大规模污染，互联网的正确使用和管理，防止核武器扩散，避免大规模被迫移民，以及避免或结束暴力冲突的挑战等。当今，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挑战，因为这个世界经常是分裂的、不信任的、离心离德的，而现在又忙于应对一种新的、突发的流行病。本书不会为这些疾病和威胁提供简单的答案或解药，而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全球化的历史是一部混合着人类辉煌成就、残酷行为和自我伤害的历史，也是一部在危机中取得进步的恢弘而复杂的历史。我们将看到，全球化涉及自然地理、技术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新冠肺炎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对我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突然入侵，也是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这种全球化现象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将揭示长期以来全球相互联系的经验，以及全球化在塑造我们人类和生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