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规模和变化形态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市场越大，收入越高，增长越快。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提高，这会相应地提高经济活动（农业、建筑、制造、运输、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劳动力技能和熟练程度，并降低生产成本。有了更大的市场，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消费者，发明家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发明新产品，去取得突破。

因此，1800年左右经济增长起飞的最根本原因是规模。到1800年，世界人口已接近10亿，人类正通过贸易、运输、移民和政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北大西洋国家，是这种新规模的最大受益者；而另一些地方，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则在残酷的帝国征服和统治下越来越衰弱。当然，到1800年，全球企业的规模无可比拟地超过了公元前1万年，因为那时候整个人类仅有200万人口，而且极为分散。

因此，人们可以把全球化的历史看作一系列规模不断扩大的变化。在旧石器时代，尽管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30～50人的群落中，人类还是通过向世界各地迁徙逐渐扩大了定居点的规模。在新石器时代，全球人口从公元前1万年的200万增长到公元前3000年的4500万，大约增长了22倍，人们住在几百人组成的村庄里。在骑马时代，全球人口从公元前3000年的4500万增长到公元前1000年的1.15亿，其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相连的地带。从那时开始，人类第一次被组织成可识别的国家，而不再仅仅是分散的部落。在古典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人口激增到1.88亿；到公元1000年，人口达到2.95亿；到公元1400年，人口增加到了3.9亿。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类生活在幅员辽阔、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中，先后包括罗马、汉朝、孔雀王朝、波斯、拜占庭、乌玛亚德、蒙古等帝国。这些帝国之间不仅互相打仗，而且还进行远距离的贸易。

随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以及向海洋时代的过渡，变化规模再次扩大，这一次是通过海洋航行使旧大陆和新大陆重新连接带来的全球性接触。由于跨越海洋的粮食品种交换，如从旧大陆传到美洲的小麦和从美洲传到旧大陆的玉米，使粮食生产和人口大量增加，世界人口再次猛增。到1800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9.9亿。工业时代通过铁路、远洋轮船、汽车、航空、电报、电话、卫星以及互联网，极大地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全球人口再次激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全球大部分地区都产生影响力的真正霸权：先是大英帝国，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随着向数字时代的过渡，全球力量再次发生转移，全球互动的强度继续上升，这一次支持互动的是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的实时数据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时代既可以用来解释，也可以被解释为全球互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球规模的每一次扩张都催生了新技术，从而扩大了人口和生产规模。每一次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改变了治理和地缘政治的性质。然而，我们必须对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现象进行反思：在2020年，全球人口已达77亿，每年还会增长7500万～8000万，现在人均产出为17000美元左右（依据购买力调整后的价格），规模不断扩大的人类活动正危险地侵害这些最根本的环境要素：气候、水、空气、土壤和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整体上正在危险地改变着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其他地球系统，如水和氮循环。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继续深入讨论这个主题。

虽然规模对生产率和创新至关重要，但地理在确定规模方面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一个经济体或一组相互联系的经济体的规模取决于贸易能力，因此也取决于商品、人员和思想流动的地理条件。偏远或与世隔绝的地方从贸易和思想与技术传播中获得的好处，远不及那些在地理上更容易到达的地方。例如，美洲在技术进步方面远远落后于旧大陆，直到1500年后，分隔了一万多年的两个半球才通过海洋运输重新连接起来。远离大陆和航道的偏远山区及岛屿因不易到达，其社会在技术上通常落后于沿海地区。长期以来，欧亚大陆在达成规模上比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拥有更大的地理优势，因为它通过更紧密的贸易联系、更便捷的通信和共同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