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艺术与政治交错的中世纪

16世纪初，法国国王面朝着的是世界的另一边。他们还在做着在他们看来国王们应该做的事，在意大利追逐军事荣誉的旧梦。

16世纪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向现代性的重要转变。中世纪基督教国家虽然对自身确信无疑，但其整体的延续性被一连串的发现与创新动摇了。这些发现与创新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个新欧洲，一个新世界，而且事实上是一种新宇宙观。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是教会与国王都开始失去对知识的控制，不过书籍出版仍需获得皇家正式授权。到1470年，巴黎已有了印刷术；直至1500年，法国已开设了许多印刷厂。到了16世纪末，巴黎出版了25000本书，第戎出版了15000本书，其他地方也有别的印刷厂。这意味着，不仅印刷作品可供更大的读者群阅读，而且人们创造出了机会，使印刷的宣传册与具有煽动性的讽刺文章得以流通。新的传播工具本身所传递的信息是，如今的社会可以进行更加广泛的思想交流。

社会上不断涌现出挑战教会正统信仰的新观念：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大陆，它们有着不同的文明；地球是圆的；最具破坏性的新奇想法是随着《圣经》由最初的希伯来语被译为各种新版本，在拉丁语版《圣经》中出现了许多错误与前后矛盾之处—同时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语，这意味着人们首次能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由此教会的权威受到质疑。继路德在1517年对教皇体制的世俗性以及教会出售赎罪券所涉及的腐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之后，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也遭受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兴起的宗教改革将导致基督教世界的严重分歧，西班牙借机成为天主教国家，英国成了新教国家，而法国则开展了自己的宗教战争。

16世纪见证了欧洲新型国家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英国与法国成了三股彼此竞争的势力。每个国家都是在与另外两个国家的对比中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法国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获利，并将产生一些不同寻常的国王，诸如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与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对于英格兰来说，如今漫长的玫瑰战争总算结束了，强大的都铎王朝崛起，令人敬畏的统治者是诸如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与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之类的人物。而且，英格兰在与罗马决裂后，将成为法国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通过1469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婚姻，西班牙将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他们的忏悔牧师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脑、毫不宽容的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西班牙也通过驱逐犹太人，占领格拉纳达以消除异族威胁，维护了自己的身份。

然而，如果西班牙自身统一了，王朝体制长久以来的荒诞之处—家族关系决定广阔、多元的领土之命运—就会在整个欧洲大行其道，引发混乱。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5]的母语虽然是法语，他却在佛兰德长大。1516年，他通过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属地，通过父亲得到了佛兰德与勃艮第，通过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获得了奥地利。而且，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后，查理五世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8年在位）—以19岁“高龄”成了日新月异的复杂欧洲名义上的主人。这意味着，三股敌对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因为三国的长期统治者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与亨利八世在16世纪上半叶恰是同辈人—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国家所构成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自我宣称为帝国时代了。如此一来，矛盾进一步加深。在徐徐敞开大门的新世界中，欧洲人已开始了他们的环游。英格兰先人一步。1497年，在亨利七世的资助下，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登上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布雷顿角岛。但是，直到16世纪末，伴随着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与其他人的航行，以及1600年时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英国才算真正入局了。实际上，最先领跑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17世纪开始之前，葡萄牙人已跟随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对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与佛得角群岛进行了殖民。他们还在非洲西海岸上建立了商栈，绕过海角，远抵印度。在此基础上，葡萄牙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安哥拉、巴西与莫桑比克在内的庞大海外帝国。这使里斯本成了丝绸、香料与奴隶贸易的第一大港。

说到西班牙，它在1580年时兼并了葡萄牙。16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了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尽管黄金在1588年英国海军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创中失去了光泽。与此同时，来自卡斯蒂利亚王朝的西班牙征服者受到追名逐利、寻找黄金的欲望驱使，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新大陆开始了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一面让异教徒皈依天主教，一面大量摧残着南美洲土著居民。西班牙议会毁掉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法兰西斯克·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也用相似手段对付秘鲁印加人。欧洲如今出口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暴力，还有它那致命的疾病。当地居民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结果导致新大陆被欧洲化，成了拉丁美洲。

但是，法国在所有这一切发生时身在何方呢？16世纪初，法国国王面朝着的是世界的另一边。他们还在做着在他们看来国王们应该做的事，在意大利追逐军事荣誉的旧梦。这场梦始于15世纪末人称“和蔼的”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他和蔼可亲得有些过分，但脑子不大灵光。查理打着他的祖母安茹王朝的玛丽的旗号，想通过难以令人信服的所有权声明获得那不勒斯王国。1494年，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占领了那不勒斯，但此举引发反法联盟的建立，他被迫无功而返。由于巨额债务的拖累，他无法再度进行尝试。另一个原因是，在昂布瓦斯，他走入一道高度较低的门时，忘记低头，结果撞在了门楣上，整个人陷入昏迷，年仅24岁便去世了。

火炬接下来传到了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手中。他是位受人爱戴而又迷人的国王，但他在意大利的错误冒险令其明智的国内政策黯然失色。路易十二继续奉行先王的政策，在1499年占领了米兰公国。这让他壮起胆子宣称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但不得不在两次惨败后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路易十二完全不为失败所动，率领一支盟军占领了威尼斯，但当盟国意识到他想要再夺米兰时，联盟分化，形成了反法神圣联盟，并在拉韦纳大败法军。到1512年时，路易十二已经失势。这并未阻止他翌年再度试图夺取米兰时进一步的失败。这次的结果是，路易十二的边境地区为英国、瑞士与西班牙蹂躏。他通过收买这些国家，以及迎娶亨利八世以美貌著称的18岁妹妹，而化解了危机，据说他在52岁时仍野心过大地想要生下一名男性继承人，以完成自己在意大利的未竟之业，结果却在三个月后驾鹤西去。

这种对意大利的痴迷原因何在？除了基于这样一个由小国与城邦组成的四分五裂的地区易于带来军事荣誉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为什么路易十二的继任者—他的女婿弗朗索瓦一世，法国文艺复兴象征性的国王，也遭遇了在意大利身陷困境的命运？事实是，他们都怀抱着成为当代查理曼大帝的梦想，这将是他们成为旧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第一步。然而，这个梦想在由诸国组成的新欧洲已经过时了。弗朗索瓦一世凭借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先声夺人，随后他又与教皇达成协定，强化了对法国教会及其财富的控制。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威名大振，所以实际上，他显而易见地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候选人。但是，年纪更小的查理五世却把奖品从他的眼皮子底下偷走了。查理五世在负责处理梵蒂冈财务的富格尔（Fugger）银行世家等赞助人的帮助下，能够给出更多贿赂。

法国现在处于西班牙、荷兰与勃艮第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勃艮第的领地如今处于查理五世的控制之下，他可以调遣距巴黎100英里^[6]内的军队—法国与西班牙就意大利各王国的争端，如今不仅关乎荣耀，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1520年那次著名的英法峰会—“金衣会”（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上，弗朗索瓦一世未能获得亨利八世的支持。但他再次尝试占领米兰公国，结果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受伤并被俘。然后，让人感到屈辱的是，他在马德里被查理五世俘虏，直到他付了一笔巨额赎金并割让了领土后才被释放，但后来他又拒绝接受割地条款。法国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竞争，及由此引发的时断时续的非决定性战争，不仅将在未来的20年间主导弗朗索瓦一世的外交政策，还会在他死后持续到1559年和约签署为止。

与此同时，尽管法国在意大利展开的无休止的军事冒险并未实际取得可供夸耀的新领土，但这几乎未影响到弗朗索瓦一世的受欢迎度。这也许是因为战争被视为国王正常的活动，同时也由于弗朗索瓦一世是个富有非凡个人魅力的人物。他不仅高大、帅气，长着英武的长鼻子，还聪明、有教养、热情洋溢，令女士倾倒—他就是具有骑士风范的皇族形象。同时，尽管边境地区遭了殃，但战争实际上有助于促进王国其他地区的内部和平。毕竟，战斗最好发生在别处，尤其是在战争吸引了雇佣兵与数十年间一直侵扰着王国的强盗的注意时。诚然，国内和平有助于经济复苏，而经济的繁荣自15世纪末就已开始了。

尽管法国不时暴发传染病，还有阵阵饥荒，尤其是在16世纪20年代，但由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到16世纪中期已得到恢复。由于开荒耕作，以及从墨西哥经西班牙引进的荞麦与玉米等新品种谷物的大范围普及，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尽管法国基本上仍是农业国，但制造业与贸易也随之出现增长。城镇繁荣，鲁昂有印刷厂与织布厂，而里昂除蚕丝业外，在16世纪大部分时期是法国主要的银行业中心。由于法国较晚才开始发展国家贸易，所以它的港口无法媲美里斯本与安特卫普—尽管弗朗索瓦确实向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与其他人发出了标准指令，派遣他们前往加拿大寻找黄金、传播天主教信仰—但波尔多港口当时将葡萄酒出口到了英格兰与低地国家。

此外，战争不断向国库索取开支，这再次促进了国家统治的强化。如果说，中央集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要想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现中央集权并非易事。在一个巨大的王国中，诸省有自己的习俗与方言，从巴黎到波尔多可能要走上10天。法国没有真正的议会制度与皇权相制衡—法国大革命前的省级“高等法院”（parlements）是只说不做的清谈会，而三级会议只是贵族阶级、神职人员与平民应国王要求、分别单独召开的会议而已，因此也就几乎从来没有召开过。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们正在将法国推向君主专制政体，到下个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将会达到顶峰。

但是，弗朗索瓦一世出于增收目的，继续完善着国家机器。他重组国库、审计部门、执行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并任命了有才干的中央及省级行政官来管理这些机构。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的《维莱科特雷法令》，弗朗索瓦规定，法语将取代拉丁语，成为所有公文中的官方语言。他首次下令，详细登记人口出生及血统信息。弗朗索瓦还与教皇签署协定，从中他不仅获得了任命主教的权力，还能处置教会的大部分收入乃至地产。由此，他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能奖励那些他希望召为己用之人—尽管他很快就开始通过卖官鬻爵来集资。弗朗索瓦出售王室职位并附上终身任期，由此出现了非传统的贵族阶层，即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贵族”。他还借下了一连串的贷款，不论是通过银行业筹措的，还是通过城镇行政机构举债。通过这些方式，国王利用了王国日益繁荣的经济（事后看来，这种利用是过度的）。

不过，法国长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主要好处在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法国的影响。数十年间，归国勇士们带回了雕塑、绘画、银器、书籍，以及关于艺术与建筑的新观念。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早已从意大利带回了诸多艺术家，而弗朗索瓦一世也紧随其后，引入了艺术领军人物，诸如切利尼、安德列亚·德尔·萨尔托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后者把《蒙娜丽莎》等作品带到了法国。弗朗索瓦还雇了意大利代理人为他购买意大利绘画大师的杰作，开始丰富自己的皇家藏品，最终这些收藏品都进了卢浮宫。类似地，他也通过代理人收购稀世图书与手稿，并任命著名的古典主义者、语言学者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出任皇家藏书的图书馆馆长。

比代是一个有着些微新教倾向的人文主义者。在国王的帮助下，他在弗朗索瓦一世至爱的枫丹白露宫建起了皇家图书馆。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在法国每出版一种新书，人们都要向这个图书馆免费捐赠一本。而且，这里的藏书最终也被转移至巴黎，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同样重要的是，比代不仅劝谏弗朗索瓦不要听从1533年索邦神学院神学家们禁止印刷业在法国发展的请求，他还成功劝说国王建立独立的学术教育与研究中心，即今天众所周知的法兰西公学院，这让神学家们感到很失望。弗朗索瓦对当时的法国文化生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重要贡献。

这位不计较开销的国王，对建筑也满腔热情。由于火炮的发展，老式防御工事风格已无法在围城时保障安全，中世纪城堡即将为更加开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所取代，或是准备好做出相应调整。在巴黎，弗朗索瓦一世重建了卢浮宫，并推动了新市政厅的建造。此前，他就已经将宫廷搬回了巴黎，如今那里日益发展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

但是，他最为人所铭记的无疑是对法兰西岛与卢瓦尔河上的城堡的影响。他翻新了昂布瓦斯城堡（Château d'Amboise），他在这座城堡中度过了童年时光。他还为布卢瓦城堡增建了设计精美繁复的楼梯，楼梯上饰有他的名字。在枫丹白露宫建成之前，布卢瓦城堡是他最爱的皇宫。他此前命人用两座由廊桥连接的新建筑，取代了布卢瓦城堡已有的中世纪建筑物。这座由罗素·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设计装饰的廊桥在法国开了先河。弗朗索瓦一世引进了许多意大利艺术家，这些人后来成了所谓的“第一代枫丹白露派”。而且，传统的宗教题材让位于古典主义的神秘主题。弗朗索瓦一世将他的首席情妇艾坦斯公爵夫人安妮安顿在了枫丹白露宫，那儿就成了他在远征意大利的间歇最中意的皇宫。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象征着浪漫、代表着当时皇家派头的，可能要数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了。那里慵懒的风光与不同寻常的光线提升了蓝色石板屋顶的魅力，给城堡带来了特别的美感。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真正的瑰宝是那些规模更小的城堡。阿泽勒丽多城堡位于安德尔河支流的一座小岛上。如此选址是为了让城堡的各面都倒映在水上。阿泽勒丽多城堡将护城河、塔楼及中世纪城堡的其他特征与意大利宫殿的完美对称及恢宏壮观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它还有着宏伟的楼梯—上面有无处不在的弗朗索瓦蜥蜴徽章，十分明显。接着就是迷人的舍农索城堡。由于弗朗索瓦的财政大臣汤玛斯·波黑尔无力偿还拖欠国王的债务，所以弗朗索瓦从他那里攫取了这座城堡。城堡有横跨谢尔河支流的巨大廊桥，为它增添了别样风采。舍农索城堡的建筑风格也是复合型的，廊桥那简洁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屋顶和栏杆等处雕塑所具有的早期装饰特征相得益彰。这里举办了法国首次烟火表演，它也见证了凯瑟琳·德·美第奇与黛安娜·德·普瓦捷—弗朗索瓦那不太迷人的继承人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的妻子与情妇—在长期争风吃醋过程中的唇枪舌剑。

然而，这一区域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城堡无疑是弗朗索瓦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壮丽幻境—香波城堡，建造的部分原因是为靠近他美丽的秘密情妇安妮·德·图里。列奥纳多·达·芬奇也许参与了这座梦幻宫殿的设计，宫殿中的中世纪特征—角上的堡垒塔楼、墙壁与部分护城河—纯粹变成了装饰，成了正在逝去的过往。这是截至目前，卢瓦尔河谷地区最大的城堡。它有440个房间、365个壁炉，更别提那满是马鹿的大型公园了。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双螺旋楼梯。而且，城堡拥有屋顶上令人大为惊奇的鳞次栉比的烟囱，还有胡椒瓶形状的塔楼、屋顶窗，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特征。这些设计让人想起君士坦丁堡的空中轮廓线—它们是美轮美奂的空中屋宇，是秘密会议、闲言碎语，以及观赏园口活动的绝佳场所。

香波城堡是一座迷人的装饰性建筑与宏伟的狩猎宫殿。但是，这里过于偏远，没有腹地作为支撑，无法满足有时多达10000人的豪华宫廷享乐活动，因此香波城堡鲜有访客。而且，城堡的开窗与凉廊更适合意大利的温暖气候。但是，这里与别处一样，火蜥蜴徽章让人们想起了那个魅力四射的文艺复兴王子本人，而他也迷倒了许多光临此地的贵妇，她们在这里或是枫丹白露的森林中猎鹿，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畅谈艺术直到晚上。这位寻欢作乐、崇尚人文主义，如偶像般的国王居然吸引了如此多作家与电影制片人的注意，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必将聚焦于弗朗索瓦的风流韵事，而不是他从来都没从马德里被囚的经历中恢复身体健康的可悲事实。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深受梅毒之苦，他那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已掏空了国库，削弱了国家经济。

“法国是艺术、武器与法律之母”，诗人约阿希姆·杜·贝莱在1555年赞颂文艺复兴的新法国之际，如此歌咏道。诚然，在罗马时，他为他坏脾气的叔父（也就是巴黎主教）充当外交杂役，受尽了折磨。当时，法国正上演好戏，巴黎宫中也存有晋升机会。诚然，这些都发生在宗教战争真正开始前，但贝莱的这番话仍是一份备受瞩目的证词，揭示出一种新的国家定位，更表明了一种信念：法国志在成为新的罗马帝国。文艺复兴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建筑与艺术领域，已经进入了诗歌范畴—这也是弗朗索瓦一世自己有所涉猎的领域。杜·贝莱此前就已发表了惊世之作《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这是一群诗人的宣言，其中包括更著名的人物龙沙。这群诗人后来被称作“七星诗社”，他们有着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自己对希腊、罗马诗体的掌握，比肩古人；另一方面，他们想在法语中引入主要来源于希腊语、罗马语与拉丁文的新词，来丰富法语，让法语变得与拉丁文一样尊贵。这种精英主义的做法容易招致批评，因为它将法语过分拉丁化了。但它也将法语确立为高雅文化用语，如今法语已成了官方的法定语言。

如果说，“七星诗社”要打一场小仗来确立他们的新方法的话，那么，在教会正遭受各种新思想攻击的背景下，新兴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就要在宗教与智性方法论的领域打一场恶仗。如今，人文主义意味着不可知论或无神论。它是一种在人类理智与科学探索中—而非在天启与宗教权威处—寻找真理的理性方式。但是，在16世纪的过渡期，其意义并没有那么清晰。从本质上讲，正如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所暗示的，它标志着侧重点的转向：从上帝转向人。即使是在宗教世界观内也是如此。人类不再被看作是被全能的上帝或是被罪恶欺压的存在，而是基于自身经验，可以自由发展思想的主体。在人们看来，上帝依然是宇宙及其法则的创造者，但他已不再观察并审判人类的每一个单独的举动了。社会为乐观畅想人类可能性留出了空间，人们在许多活动领域都感受到了复兴的希望。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文艺复兴或曰“重获活性”给教会带来了挑战—而且是在许多方面。

从根本层面上说，这的确是一次挑战。由于基督教原始文本的发掘，教会正统信仰的权威被削弱；而且，哥白尼与其他人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知识—天启正让位于探索。更直接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带来了政治上的挑战。因为人们不仅对地方层面上，还对罗马本身的世俗性与腐败普遍感到心灰意冷。在罗马，教皇们已在本质上变成政治领袖了。在1492—1521年相继在位的3名教皇中，来自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以骄奢淫逸、任人唯亲而臭名昭著，他有4个私生子；“战神”尤利乌斯二世在18岁时就当上了枢机主教，尽管他也生育了孩子，却是个众所周知的同性恋；13岁就当上枢机主教的利奥十世也是个同性恋，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下令出售赎罪券。

售卖赎罪券的部分收入被用来购买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不过这件事并未给马丁·路德留下深刻印象，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购买与出售救赎的行为。马丁·路德的本意是尝试改革教会机构，但最终他否认了教会宣称的通过圣事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说法。他的理由是，只有通过个人信仰才能靠近上帝。这种观点削弱了教会的整体权威。分裂无疑是必然的，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排斥正与印刷业的崛起以及民族主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共同瓦解着天主教世界。而始于1545年的特利腾大公会议（Vatican's Council of Trent）只是确认了这一过程而已，这次会议推行了一些改革，但并未对新教主义做出让步。

当然，正如人们可以在天主教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在广泛的天主教运动内部也存在着重要分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做了6年的修士后，成了一名牧师，在巴黎学习神学。这段经历助他写下了强有力的讽刺作品《愚人颂》。在书中，“愚人女神”抨击了神学家、僧侣与其他权威人士，例如，律师的过错是迂腐、愚蠢与做作。他也通过自己新翻译的希腊文《新约》，成了复兴知识、宣扬“基督教哲学”（而非刻板的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虽然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没请牧师为自己做圣事，但还是希望教会能进行自我改革。而且，他也不支持日益壮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并未阻止特利腾大公会议对他的作品加以谴责。

另一方面，同样具有影响力的约翰·加尔文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在索邦神学院学习神学时，被逐出了教会，后来成了一名律师，用新的人文主义式的方法直接探查原文，并采用了历史分析与语法分析方法，而不是依赖于二手评论。加尔文在转向新教观点后，被迫逃离巴黎。他在日内瓦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那里创立了著名的学院。他开始极力推崇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信条，这显然与教会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发生了冲突。此外，在更为朴素的新教教派的发展历史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

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与众不同，法国新教团体的兴起无疑在最初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人们通常称这个群体为胡格诺派，其名称源自瑞士德语“同盟者”（Eidgenossen）一词。事实上，尽管弗朗索瓦一世对文艺复兴观点持开明态度，但他早在1534年起就开始反对新教运动的兴起了。当时，他发现有人在他寝宫的门上钉上了攻击弥撒的小册子。鉴于他的官方称号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国王”，是一位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国王，他觉得这事做得太过火，于是，弗朗索瓦一世开始了对宗教少数派或曰“异教徒”的迫害。他的儿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积极推进了这项政策。亨利是个性格内向的口吃者。他当上国王纯属意外—因为他的兄长去世了。亨利二世利用他那邪恶的“火焰法庭”，给宗教迫害的熊熊烈火上浇了一把油。在“火焰法庭”中，即使人们身处白昼，也需要用火炬照明，因为窗户都被涂黑了。 在此，异教徒获得的审判是折磨、刑讯逼供与终极的火刑柱。

这是后来宗教战争的试演，这场战争将持续到16世纪末。在此期间，获取意大利军事荣誉的旧梦将淹没在法国国内战争的现实之中。诚然，正如此类战争通常会出现的情况，这些战争并不仅仅关乎同一宗教内部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解读，而且宗教特性往往倾向于将对手妖魔化，并将此作为双方实施背叛、暗杀与抢劫的正当理由。宗教战争基本上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大家族之间彼此拉帮结派、时断时续的男爵内战。出于一些基本的或战术上的原因，教会与国王支持一方，而新兴的新教运动则支持另一方。而且，占据领先地位的天主教吉斯家族与新教波旁家族之间的斗争事实上是一场弱化版的王权斗争。

不消说，在这个由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发展而来的四分五裂的欧洲，国际背景至关重要。无人能比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更好地证明这一点。她出生于佛罗伦萨，是两位不同教皇共同的侄女，最终她成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丈母娘。人们认为凯瑟琳代表着王权背后的一股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势力，所以她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受人爱戴。即使是今天，人们对她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凯瑟琳是个聪明的女人。人们必须把她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审视—需要考虑那个时代的宗教暴力、世袭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的虚弱，以及社会舆论环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位天主教女王聘请占星家诺查丹玛斯做顾问、当御医，是再体面不过的了。

凯瑟琳在佛罗伦萨出生后没几周，父母就双亡了。她在8岁时被一伙叛军挟持为人质，10岁时在一次围城中被人以死相胁，14岁时嫁给了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亲自对他们的圆房进行了适当指导。但是，她的靠山教皇去世了，这意味着她失去了可以仰赖的政治筹码；她的嫁妆不多，人不漂亮，也没有皇室血脉，甚至被魅力四射的黛安娜·德·普瓦捷排挤出局。慈母般的黛安娜后来成了亨利二世的情妇，深得国王宠爱。对于王后来说，更具威胁的是，尽管她试过医生开出的各种药方—她喝过骡子尿，还把母牛粪涂抹于私处—但婚姻的头11年她均无所出，直到后来她诞下不少皇家子嗣。无论如何，她依然爱着亨利。在亨利被短矛刺穿头部而亡时，她感到悲恸欲绝。但是，很快轮到她把黛安娜·德·普瓦捷挤到一边去了。凯瑟琳安下心来监督她的三个儿子，他们会成为一连串相当不称职的国王。

弗朗索瓦二世（1559—1560年在位）在15岁时登基，并于一年内死于肺结核。他的妻子是未来命途多舛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玛丽轻易就被强大的吉斯家族操纵了，后者不仅搬入了卢浮宫，还利用自身主导地位攻击新教的波旁家族。凯瑟琳怀疑有着西班牙盟友支持、颐指气使的吉斯公爵的用心，试图修复吉斯家族与波旁家族的关系。但是，由于她如今要忙于支撑10岁幼子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的王位统治，所以她也自顾不暇。于是，以1562年发生在香槟地区瓦西镇的大屠杀为导火索，宗教战争爆发了。次年，当吉斯公爵遇刺身亡时，凯瑟琳感到很高兴，她终于可以自主地统治国家了，但却无法阻止针锋相对的互相攻击。很快，她就被吞没在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而且，在1572年8月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中，她至少充当了共犯。

凯瑟琳策划让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新教王储亨利·德·波旁-纳瓦尔联姻，然而教皇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巴黎市民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一大群来巴黎参加婚礼的新教客人让天主教吉斯派蠢蠢欲动，后者想要将新教领袖一网打尽。尽管新郎最终将幸免于难，但代价是他必须弃绝自己的新教信仰。婚礼后第六天，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刺杀新教领袖们的计划开始了。它在未来几天将升级成大规模屠杀、抢劫，也许有3000名新教徒在巴黎惨遭谋杀，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塞纳河。大屠杀蔓延到里昂、波尔多、鲁昂及其他城镇，估计共有25000人丧生。这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似乎是要强调欧洲范围内冲突的胜利，因而举行了庆典，并铸造了特别纪念币。纪念币上刻着手持利剑重击新教徒的复仇天使。

两年后，查理九世在24岁时死于肺结核。王位落到了凯瑟琳最中意的儿子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手中。他很聪明，但其成群的同性恋男宠与荒淫无道的做派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凯瑟琳目前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她试图支持温和的天主教阵营，来对抗复苏的新教团体；另一方面，她不得不面对一个获得了西班牙支持、由下一任吉斯公爵领导的极其专制的新天主教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正在积极策划夺取王位的行动。1584年，当她的小儿子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去世时，威胁变得富有戏剧性。事实上，亨利三世是同性恋，所以并无子嗣，而最终王位的接班人将是亨利·德·波旁-纳瓦尔，新教领袖本尊—他在此前已背弃了自己被迫改信的承诺。

在接下来5年的混战中，这位新教假定继承人，即未来的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即将经历一番艰辛才能继承王位。他首先在战场上打败了亨利三世的军队，随后又成了亨利三世的盟友。起因是亨利三世刺杀亨利·德·波旁-纳瓦尔（亨利四世）的另一个危险敌人吉斯公爵，致使巴黎爆发了反对王权的叛乱—就在此时，由于亨利三世被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刺杀身亡，王位落到了亨利四世手中。法国人已然群情激愤，亨利四世仍然要面对反对他的天主教神圣同盟，他还要打许多年的仗。然而，亨利四世不仅聪明、坚决，还成熟、理智。他亲眼见过40年的战乱所造成的破坏。他之前已几度因形势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了，如今，这位国王决定通过正式皈依天主教，快刀斩乱麻—他说出了那句具有传奇色彩的妙语：如果争取到巴黎上下一致支持的唯一要求只是一场弥撒的话，那么他会去做的：“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尽管此举让他失去了许多新教徒的支持，但他渐渐通过明智的恩威并济，掌管了整个国家。他把武力、谈判及巨额贿赂结合在一起，还颁布了“南特赦令”，赋予新教徒某种程度的宗教自由。因此，新波旁王朝将做出的政治决定是信奉天主教。即使这种矛盾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但是它也终结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给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带来了些许和平。

当时，诸如弗朗索瓦·拉伯雷与米歇尔·德·蒙田这样重要的法国作家，又如何看待这个由教会对信仰与文化实行大一统统治，如今这种统治又遭受攻击的世界呢？教会受到的攻击包括：地球也许只是一颗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而已；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在外太空发现外星人一样，欧洲人当时在遥远的大陆上发现了外来人种，后者有着让人无法理解、难以接受的异教差异；人文主义的希望渐渐消融在内战之中，而且人们最近觉醒的国家观念导致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为争夺国家控制权而爆发了残忍的冲突；写作与生活本身类似，都可能是场冒险—拉伯雷看到他的印刷工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蒙田的六个孩子中有五个在婴儿期就早夭了。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也许倾向于轻描淡写人们对新知识的好奇心，但他的提醒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眼光去解读16世纪的作品。因为，16世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满着宗教气息。当时，人们眼中没有自然与超自然的清晰界限，因此也就没有恰当的哲学与科学语言。我们应该由此意识到“‘无信仰’在16世纪所受的限制”。

拉伯雷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之前做过修士、医生，他还深深扎根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之中。拉伯雷那打破常规的文学作品通常证实了其人文主义的倾向。他因一个关于“伟大且体形庞大的巨人高康大”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突获成功，创作了具有惊人创造力与趣味性的大杂烩，融合了卡通式夸张、讽刺、插科打诨、文字游戏、作品模仿、低俗幽默与对教育的反思，并将荒诞不经与喜剧性的精确相结合。例如，当高康大撒尿淹了下面的巴黎人时，“不算女人与小孩，淹死了260418人”。但是，所有这些慷慨激昂的描述并未产生任何明确信息，除了他所虚构的那个群体的格言—“为所欲为”。拉伯雷明显是在鞭挞教会，争取宗教自由。而且，如果他还信仰上帝的话，他认为，“自然与身体本身是善”的观点没给基本的罪恶与救赎思想留下任何空间。仿佛他从内部引爆了中世纪，却看不到中世纪世界以外的任何存在。

至于蒙田，他选择了具有高度个人特质的随笔—该文体为他所开创—这标示着该时期世界观从标准的、有组织的转向了怀疑主义与悲剧主义，而后两种思想又是由长期的宗教战争所致。在如此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们必须时刻整装待发”。尽管蒙田也还信仰着上帝，但他自相矛盾地基于人类理智的缺陷来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辩护。而且，他的《论食人族》一文惊人地接近现代文化中的相对论观点。在这篇关于食人部落的著名随笔中，他说道：“我们只因这些习俗不同于己，就说它们原始；看来确实如此：当我们寻找真理与理性时，无法超越本国观念与传统去看待问题。”对于一个生活在蒙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即使只是思考一下欧洲基督教文明可能存在的独断专制，也是危险的，因为那近似于思该时代所不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