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1983年7月本人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南民族学院（今改名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2001年9月又转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迄今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已近33个年头。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3年至1996年，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国家划定的少数民族群体范围，收集、整理和描述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尤其是中南民族学院所辐射范围内的我国中东南地区瑶、畲、土家、苗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和日常生活方式，并进行一定的理论阐释。收录于本文集中的《湘南桂北地区当代瑶族人的家庭生活方式》《湘南瑶族青年劳动和消费生活方式》《勾蓝瑶青年的社会生活方式》《湘南桂北地区当代瑶族人家宗教信仰的变迁》《湘桂边界地区瑶族传统婚俗与有待改革的几个问题刍议》《浙江畲族传统的“学师”活动研究》等论文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到2004年，由于本人主持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高校“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项目“湘鄂川土家族农村宗族组织的历史、现状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1997～2000）”、湖北省“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项目“鄂西土家族地区农村宗族组织的回复与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建设研究（1997～2000）”、教育部200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村民自治制度下我国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研究”，因而对我国湖北省内土家族地区传统的宗族文化与当代的村民自治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探讨。本文集中收录的《长阳土家族的宗族组织及其变迁》《鄂西土家族地区宗族组织的变迁》《南方民族地区山村的村民自治与宗族意识》《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村民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乡村精英的心态与行为分析》《少数民族山村村民自治的民间基础分析》等论文是该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到2008年，这一时期由于本人已不在民族院校供职，跳出了既有“民族”观念的束缚，开始从更广阔的人类学的文化类型和文明传播视角对此前所进行过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进行反思。本文集中收录的《“文明”：内涵及其变迁》《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文化类型理论与我国的文化类型研究》《民族精神研究的人类学反思》等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反映。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9年开始，本人选择电视传播、电话传播和乡村旅游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乡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变迁。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大的背景的考虑：一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现代科技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正通过市场化方式迅速大众化、普及化的时代，科技产品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技影响生活”不仅仅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宣传口号，也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社会事实，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目前对此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主动性的大流动现象：第一种是先后有2000多万乡村青壮年农民自发流动到城镇工作和生活（尽管大部分是非长期的），这被学术界称为“农民工现象”；第二种是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城镇居民利用节假日自发到乡村旅游，体验不同于都市的乡村生活（尽管也是短期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流动，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展现和碰撞，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沟通和交流。对于“农民工现象”的研究，学术界的成果已经很多了，但关于城市居民下到乡村旅游对当地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中有影响力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集中收录的《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论乡村景观社区建设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及其文化规训》就是本人近年来在这方面研究中所做的尝试。

回顾本人近33年来的学术研究生涯，基本上都集中在民族（族群）、乡村、文化人类学三个领域。本文集中收录的21篇文章，是本人从已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基本上反映了本人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思想。由于受个人的识见和水平所限，其中的缺点和错误肯定不少，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孙秋云

2016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