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戒骄戒躁，修身养性(2)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很不应该，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使得曾国藩颇失众望。

尽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与曾国藩意见不合，但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

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樊燮案使他被迫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离开长沙。三月二日左宗棠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曾国藩驻军在宿松，便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他接入营内，并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清廷接到曾国藩的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派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率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准奏。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就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使左宗棠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补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八日，左宗棠授命任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把别人捧得与自己一样高，这样的保举，恐怕也只有具有超人度量的曾国藩才能做到。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特别是手握重权的将帅的度量直接影响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有的是由于认识水平的不同，有的则是因为一时的误解造成的。如果身为将帅的人有较大的度量，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这样就可能赢得时间，使矛盾得到缓和。反之，如果度量不大，即使为了芝麻大的小事，相互之间也会争争吵吵，斤斤计较，结果必然是伤害了感情，影响了相互之间的信赖。

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胸怀大志、目光高远的仁人志士，无不大度为怀，置区区小私于不顾；相反，鼠肚鸡肠、竞小争微，对只言片语也耿耿于怀的人，没有一个成就得了大事业，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人。

修身良方：反思和慎独

培养励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曾国藩认为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

曾国藩平时很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才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

曾国藩在他的《日课四条》里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慎独，是理学家们最重要的修养方法。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忍心的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并且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警惕是否有什么不适当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和听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没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丝毫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忍道心境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的全面修身养性要求的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只要做到“慎独”，就能保证内省不疚；既然对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就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关于慎独，曾国藩专门做过一篇《君子慎独论》，他说：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凛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曾国藩认为，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为了克服自身存在的毛病，曾国藩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十月初一，曾国藩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此外，为了彻底改正自己晚起的毛病，曾国藩还特意写信让弟弟监督提醒自己。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孟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佩服他，表示愿终生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允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说，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应思考为什么不能平淡的原因，并进行反省和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如实地记录下来，认真反省。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十来天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之类的句子，如“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等。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正。邵蕙西曾当面指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他所做的箴言以及警句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一个人是否聪明不在于他犯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否从错误中学到经验避免下次再犯；一个人是否具有高尚的品行不在于他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怎么样，而在于他在独处的时候的表现怎么样。因此，对于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而言，每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和慎独是必须的！

不惧不怕，坚忍不拔

曾国藩认为，作为统兵打仗的一方主帅，能够成就大事的重要一点，就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湘军这个曾一度上不了台面的临时团体，之所以能够“滚雪球”般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充满活力的战斗团体，就是因为曾国藩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忍得住。

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自古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由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人、贤者，也各有各的自强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我往年在京城，喜欢与有大名声、有大地位的人作对，也并不是没有挺然自立、不畏强暴的意思。后来，我统兵剿逆，也完全是凭借在关键时刻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而得有所成的。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金陵之围，随后，和春自缢，张国樑溺死。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分兵四路，进攻苏、常。从闰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太平军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并在四月十三日攻克苏州。一时间江南财赋之地尽入太平军之手。

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江南大营完全是清政府的八旗正规军，长期以来咸丰皇帝一直将其倚为长城，用来威胁和窥视金陵。清政府并不放心曾国藩，原指望用湘军对太平军进行剿杀，而由江南大营坐享其成。然而，天命无常，咸丰皇帝原以为将大营扎在金陵东郊，既可以威胁金陵，又可以护住苏、常财赋之地，却没想到江南大营如此不堪一击，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为了催促曾国藩尽快收复苏、常，朝廷破例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藩的同僚及部下，在闻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都劝他放手大干，进军东南。

曾国藩却一直坚定地认为：只有将战略重心放在安庆，才能掌握以上制下、反客为主的军事主动权，并最终达到围攻金陵、铲除太平天国的目的。因此，他仍然坚持围攻安庆之兵不能撤。当然，曾国藩为了给朝廷有个交代，同时还决定派军驻守祁门，在表面上摆出一副支援苏、常的架势。

祁门是一座小县城，位于皖赣边界，四面环山，它的东部与徽州府的黟县、休宁、歙县毗邻。这里虽然交通闭塞，却是太平军西向征途中长江南岸的必经之地。驻守祁门，表面上是对支援苏、常做出姿态，以慰咸丰皇帝和江南士绅，实际上是要争夺皖南，以达到西屏江西后方，东阻江浙太平军西向，北作为安庆的南翼，危急时即可上援安庆的目的。为此，曾国藩抽调鲍超六千人，朱品隆和唐义训两千人，杨镇魁一千人，并将张运兰的四千人由湖南调回，预计集中一万三千余人渡江南下，进驻祁门。

然而，曾国藩于六月十一日到达祁门时，随他一起来到祁门的部队，只有朱品隆和唐义训的两千人、杨镇魁的一千人，张运兰于七月才到达祁门，而鲍超回家探亲迟迟未归。